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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今天，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意义更加凸显、要求更加紧迫。就此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5年4月30日下午专门进行了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此问题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专门指出：“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强调：“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城市搞的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在具体实践中，邓小平积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如何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是世界各国在进行工业化建设中面临的重要课题。邓小平也十分重視这一问题。早在1962年，他在谈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时就指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1983年，他提醒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能忘掉。”1985年，他在谈到中国的改革为什么首先从农村开始时指出：“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
工业“反哺”农业，使工业和农业统筹发展。邓小平一贯强调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城市对农村的带动和政府对农业的扶持。1975年，在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他明确提出：“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使农业得到先进的技术装备，使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如果离开这种支持，单纯依靠农民本身的物质力量和积极性，农业还是不可能高速度发展，尤其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邓小平曾经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我们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制定这个方针的，几年功夫就见效了。”他后来总结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这两年我们农业情况比较好，主要是因为政策见效。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扩大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建立责任制，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其次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这是新的政策，是总结了过去二三十年经验制定的，很见成效。”
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我国农业要想实现更大的发展，在依靠政策的同时，还必须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在邓小平的特别关注和悉心指导下，我国农业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很高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和创造。邓小平强调，要以广大农民的意愿为出发点，作为制订党在农村政策的依据。他曾多次讲：“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还十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保障农民的自主权力。他认为，进行农村改革，一定要给农民自主权，这样才能很快地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迅速改变原来的落后面貌。对于家庭联产承包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对于乡镇企业，邓小平也充分肯定了农民的首创精神，他指出：“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
共同富裕要成为中心课题。在领导农村改革过程中，邓小平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农业本质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亿万农民富裕起来。他还进一步提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最终通过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说，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着眼于长远和全局，既摆脱了“大锅饭”旧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困扰，以效率求发展，以充分发展来解决贫穷问题，又防止在农村、在城乡之间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谋划、体制机制创新，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在朝高水平迈进。当前，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此问题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专门指出：“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强调：“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城市搞的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在具体实践中，邓小平积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如何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是世界各国在进行工业化建设中面临的重要课题。邓小平也十分重視这一问题。早在1962年，他在谈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时就指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1983年，他提醒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能忘掉。”1985年，他在谈到中国的改革为什么首先从农村开始时指出：“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
工业“反哺”农业，使工业和农业统筹发展。邓小平一贯强调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城市对农村的带动和政府对农业的扶持。1975年，在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他明确提出：“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使农业得到先进的技术装备，使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如果离开这种支持，单纯依靠农民本身的物质力量和积极性，农业还是不可能高速度发展，尤其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邓小平曾经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我们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制定这个方针的，几年功夫就见效了。”他后来总结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这两年我们农业情况比较好，主要是因为政策见效。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扩大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建立责任制，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其次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这是新的政策，是总结了过去二三十年经验制定的，很见成效。”
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我国农业要想实现更大的发展，在依靠政策的同时，还必须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在邓小平的特别关注和悉心指导下，我国农业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很高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和创造。邓小平强调，要以广大农民的意愿为出发点，作为制订党在农村政策的依据。他曾多次讲：“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还十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保障农民的自主权力。他认为，进行农村改革，一定要给农民自主权，这样才能很快地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迅速改变原来的落后面貌。对于家庭联产承包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对于乡镇企业，邓小平也充分肯定了农民的首创精神，他指出：“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
共同富裕要成为中心课题。在领导农村改革过程中，邓小平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农业本质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亿万农民富裕起来。他还进一步提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最终通过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说，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着眼于长远和全局，既摆脱了“大锅饭”旧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困扰，以效率求发展，以充分发展来解决贫穷问题，又防止在农村、在城乡之间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谋划、体制机制创新，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在朝高水平迈进。当前，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