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叫陈淑玲，在2018年正月初八那天去世了，熬过了那个春节，71歲。
　　 我知道姥姥的名字还是在2016年姥姥腔梗住院的时候，我去医院看她，问导诊台的护士，我姥姥在哪间病房。护士问我，你姥姥叫什么？我被问住了。在我的记忆里，姥姥一开始就是姥姥，也一直都只是姥姥。
　　 姥姥的遗像是四十多年前她以村妇女主任的身份当选哈尔滨市人大代表的时候拍的证件照。照片里的她，稍稍过耳的短发，尾端烫了那个年代很流行的卷儿，笔挺的中山装，嘴角挂着月牙儿一样玲珑的笑。那时她是陈淑玲。
　　 陈淑玲人生的高光时代虽然还距离成为我的姥姥差着好多年，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3个孩子中排行老二被人叫作小燕儿的就是我妈。据我妈说，那时姥姥虽然能干，但姥爷比起种地更愿意打猎。所以，姥姥差不多要靠一己之力在那个粮食稀缺的年代保障大小四副肠胃的供给。以至于我妈的童年有一种不合逻辑的现象，吃过很多我至今都没见过的山珍野味，但却时常柴米不继。
　　 在我妈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个在那个年代颇具新闻性的奇迹。姥爷前一年冬天生擒了很多狐狸、貉子，一时没找到销路，便把它们圈养了起来。恰好赶上行情上涨，便一举成为了当时十里八村的第一个养殖万元户。陈淑玲也借着这股东风，戴上了大红花，当选为哈尔滨市的人大代表，还做了一任的村支书。如果沿着这个势头走下去，不管是从政还是从商，陈淑玲的人生可能都会大不一样。当然，此时此刻她的人生已经没有“如果”可言了。
　　 我妈每次回忆起那一段时，都会带着些遗憾。她说，虽然她还小，但当她看到那1万块钱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在村子里开个小商店。因为那时村里唯一的小商店里只能卖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村里人很多时候为了给收音机买节电池都得特意进趟城。而姥爷对这个想法是坚决反对的，他以猎人的眼光认定钱是绝对经不起买卖的折腾的。于是钱就被村里的人，以蚂蚁搬家的形式，一点点地借光了。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债主的日子总好过之前的柴米不继，最多也就是断了从商的路，陈淑玲还是可以在仕途上努力努力。但姥爷将生活打回原点的一枪，才注定了陈淑玲的未来要以我姥姥的身份结束一生。那枪是姥爷和同村的搭档出去打猎的时候放的，搭档照常先到芦苇荡里去把藏起来的野鸭子赶上天，姥爷照常举枪瞄准，蓄势待发。可老式的霰弹枪偏偏那天闹了脾气，枪口还没抬起便走了火，刚走到芦苇荡边上的搭档，半边身子被铁沙子打得跟刚摘下的莲蓬一样。虽然搭档没有生命危险，但光是把铁沙子从肉里一粒粒抠出来的医疗费，就把家里从万元户变回了债台高筑的贫困户。
　　 虽然生活又陷入泥沼，但那个年纪的陈淑玲还是不甘心成为我的姥姥，她还是离开家去哈尔滨参加了人代会。我妈说，姥姥不在家的那些天，姥爷很不开心，从来不下厨的他，这时候更不会洗手做羹汤。姥姥虽然嘱咐了住在隔壁的亲戚家帮忙照顾几天，但亲戚家孩子更多，口粮更少。能分给我妈他们4个的只能是熬锅稀粥的玉米面。我妈好强，吃没了也不好意思张嘴再要，就让稀粥更稀一点。舅舅是男孩儿，老姨还小，我妈虽然只比锅台高一点，但也是做饭的不二人选。她就这么踩着小凳子，熬着粥，等着姥姥回家。等陈淑玲到家的时候，家里几个孩子的脸已经比玉米面还要黄，而姥爷更是大发雷霆。于是，姥姥在一阵痛哭后，结束了自己短暂的陈淑玲生涯，只做这3个孩子的妈妈。
　　 仔细想想，那些所谓的选择，只是姥姥人生中的海市蜃楼，它们或许从来都没真正存在过。姥姥试图伸手去抓的时候，幻想便理所当然地破碎了。
　　 姥爷并不是坏人，他当过志愿兵，如果不是过早地离世，现在他可能会时常穿上自己年轻时候的军装，挺一挺自己英雄的腰板。他只能说是一个属于那个年代的男人，拥有着那个年代的思想。他的一生，既做了姥姥的依靠，也做了姥姥的枷锁。
　　 从小写作文，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都写过。但我没写过我的姥姥。我没在她的身边长大，自然有了这种厚此薄彼。但在她弥留之际，我看着眼前渐渐模糊的她，回忆着成长中不同时期看到的她，可以很确定我也很爱她。
　　 所以这篇文章，就叫我的姥姥，算是补偿她生前，我欠她的一篇作文。
　　 任何经历都不如生老病死让人成长得更快。姥姥停灵那几天，我出奇的冷静，有条不紊地配合着长辈们准备着各种葬礼上的琐事，时刻还得盯着随时背过气去的我妈。唯一哭过的一次，是姥姥过世第二天晚上打电话通知未婚妻的时候。刚说了两句话，情绪就突然失控了，赶紧挂了电话，独自在车里号啕大哭。
　　 那一刻，我听见自己反复在说，姥啊，我再也见不着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