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玩具的起源，专家们有着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说来自于民俗，一种说源自于游戏，还有说是宗教的产物。
　　在我国早在汉代史料中便记录了马骑、假面、偶人、泥车、瓦狗等玩具。唐宋时，陶瓷玩具已经普及，还出现了丝绸制作的人形玩具；《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均提及玩具的生产情况；李嵩和苏汉臣《货郎图》中，所绘玩具有几十种。近些年考古发现，在距今6000～10000年的新石器时期就已出现了原始玩具。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众多的儿童葬墓，随葬的石球和陶球被认为是儿童生前的游戏器具。类似的球类玩具在大溪岭文化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考古学家认为，半坡村儿童墓葬出土的陶球、石球都是当时狩猎业的重要工具——投打弹丸。这些游戏器具正是由原始劳动工具所转化的。由此可知，游戏与生产劳动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原始的歌唱与舞蹈则是与游戏意义相同的社会活动。《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尾，捉足以歌八阙。”这是我国较早的以文字记载的歌舞形式。比这更早的记录则见于青海省出土的马家窑型彩陶盆，盆上绘有结队舞蹈的人形，人形的后部都有一条短尾。这当是古代原始舞蹈的传承。因而，从陶球、石球和牛尾到模仿动物的舞蹈等种种事象，都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游戏活动无不与生产劳动相关联。
　　上述材料向人们证明：游戏是人类物质生活得到相当满足时而产生的一种有意识的娱乐活动，它依赖于生产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相对稳定。游戏是劳动中的插曲。游戏的内容是对过去劳动成果的肯定和对未来劳动成果的向往。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球和石球，又说明了游戏器具可以直接来源于生产工具。因此，游戏是劳动的产物。它不但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自身生活的进程中用以调节节奏、获得休息的手段，同时也是对未来劳动的准备。普列汉诺夫说得对：“游戏是勞动的产儿，劳动在时间上必然是先于游戏的。”游戏就像一条强有力的纽带联结在劳动行为与玩具之间。
　　古代人兽莫辨的和鸟兽同体的，或兽兽同体的奇特造型，人们可以感受到来自远古时代的神秘信息：在泥泥狗与太昊陵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这些玩具与祭祀太昊的活动有关，很可能是古代祭礼的供品、造像，或者是供养造像的物品。因此，淮阳泥泥狗是来自于自发宗教的玩具，这一观点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确认。类似的实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宋代以后一直盛行的泥娃娃——磨喝乐，就是佛教造像转化为民间玩具的典型事例。由道教耳报神演变而成的木棒娃，由祭月活动派生出来的兔儿爷等等，都是在同一基础上产生的民间玩具。
　　原始宗教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祀神与娱神。这些内容体现了人对神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却无法超越人对自身的理解。于是，祀神与娱神的内涵同人类自身的欲念与自娱发生了同一。直到现在，宗教仪式中的演奏、舞拜和供养等形式依然保持了这种同一。最初的祀神、娱神用具只是借用了当时的生产资料，如水、火、兽骨、石器及各种生产工具。经过长期的筛选和创造才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法器之类的物品。这些宗教的用具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就有可能转化为民间玩具。宗教艺术的感召力和由此产生的曲折地表现出来的娱乐意义，正是宗教能够成为民间玩具起源基础的真正原因。
　　不难看出民间玩具的产生绝不是孤立和偶然的事情，它是在人类长期的、多种的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所做出的反映。它是为了适应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而被创作出来的娱乐器具。这种创作活动不只发生在原始社会时期，不仅创造出原始的玩具，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发生、发展。例如七巧板、九连环、益智图等民间智力玩具，它们不可能诞生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原始社会，只有在人类对算术、几何等学科有了充分认识之后，并在选材、加工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创造。因此，玩具起源的社会基础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认清了这些历史的范畴对玩具诞生所起的作用，就会对民间玩具的起源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中国民间玩具以历史悠久、分布地区广阔和品种丰富著称于世，对中国工艺美术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作为记载中国各时代和各地域生活艺术历史的活化石，具有许多“主流”“传统”艺术所不具备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它跨越年龄、超越国度，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对其在现代生活中价值取向的研究，是现代玩具设计师密切关注的问题。古今中外的民间玩具作为历代多才艺、多智慧的民间艺术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如何跟上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节奏，焕发出鲜活的光彩，不断带给人类以新的启迪是需要我们去研究和研讨的。 ■
　　编辑：陈畅鸣[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