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17年，张勋复辟，无兵无权的康有为企图利用张勋的军事力量实现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不料招来了北京政府的通缉令。
虽然北京政府只是做样子，但康有为还是被激怒了。半个月后，他发出通电，痛斥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才是复辟的主谋，强烈要求他一起到案候审，还赌咒说：“我平生从不污蔑人，也不作戏言，上帝看到了，四万万国民也看到了，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就绝我子孙。”
实际上，戊戌政变后，在世俗意义上，康有为的人生还是很成功的，但这种成功与他一碰政治就失败的尴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1899年，戊戌维新失败的康有为郁闷地流亡到加拿大，直到1913年才回国。这十几年间，他的人生继续开挂。
很多人知道“保皇会”，但不知道其全名叫“保救大清皇帝公司”。这家公司是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的，名为公司，实为政党，靠企业方式运转。康有为自任保皇会总会长，是公司的一把手，他的学生梁启超、徐勤分任副总会长。按公司规定，加入保皇会不仅要认同其纲领和宗旨，还要缴纳入会费，入会标准最早是一美元，后来提高到五美元。
通过拉人头入会，这家初创公司发展迅猛、资金雄厚，几年问就在全球拥有百万会员，1905年最高峰时，在160多个城市建了分公司（分会），规模远超同一时期的革命党。
从鼓吹维新变法的政治失意者，到集政商巨头于一体的人生赢家，康有为是如何做到的？
他最开始利用了海外华人对中国政局的关切与同情。国内戊戌政变之惨烈，早在康党的舆论宣传下尽人皆知。而他的身份也很特殊，尽管他仅同光绪见过一面，有过一个小时左右的应诏对答，但这不妨碍他在海外宣传时把自己打造成“光绪最信赖的人”，一个重要物证就是他逢人必说的“衣带诏”。康有为称，在戊戌政变前夕，光绪预感到危机来临、皇位不保，于是给他写了密诏，要他赶紧出走，从长计议，设法勤王。
1898年10月中旬，剛逃到日本时，康有为就表现出了“奉旨勤王的高傲。当时孙中山也在日本，托人向他示好，不料他拒绝见面，理由是，“我有光绪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来往。”
康有为在保皇会下面成立营救众筹基金会，并在招股说明里承诺，每个会员通过缴纳会费和资金投资，事成后可获得相应的回报，加官晋爵不在话下，甚至“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
按他的设想，海外500万华人，平均每人捐5美元，就有2500万美元。有了这笔钱，就可以开办银行、发行钞票，然后办轮船、建铁路、开矿业。这些事业经营下来，不仅每个投资人都能分红，还有钱去辅助救国事业。
可以看出，保皇会不是一般的公司，最终目的是为了救出皇帝，让皇帝重新掌权，从而使保皇会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说白了，这家公司是在赌一个国家的未来，这是入会者、投资者对它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1905-1907年间，保皇党与革命党进行过一场大论战，甚至上升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到了词穷之处，造谣、骂娘、人身攻击都使了出来。结果保皇党输了，原本对康有为信心满满的海外投资人转而押宝孙中山。
此时康有为正在墨西哥大举投资，涉足房产、电车、银行等行业，资金链绷得很紧，不得不在一封信中坦言：“筹款无术，四面交迫。”随着革命党的强势崛起，以及清廷开始推行新政，康有为的“筹款勤王”项目如同泡沫般破了。
创业项目虽失败了，但不妨碍公司创始人康有为先富起来。
保皇党衰落，除了外部冲击，还源于内部分裂。起因是一些主要投资人早对康有为随意调配善款、任意使用资金心怀不满，于是发起多次“讨康行动”。
梁启超在落魄时曾向康有为求援，康有为问他需要多少钱，梁启超说3000银圆。康有为大笔一挥，每年给5000银圆，都是公款。
保皇党资深党员、美洲华侨富商叶恩痛责康有为妄自娇贵、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甚至“吞并公款、私图生意”。
1908年，日本驻瑞典大使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康有为买下瑞典境内某小岛的一半土地和房屋，并进行了奢华装修。没有证据表明这笔款项来自康有为的私人财产，但这成为他炒房的开端。
1913年，康有为回国，袁世凯多次请他入京参政，他甩都不甩——他与袁世凯不是同道中人。在讨袁的二次革命中，他甚至卖掉香港的房产，得了两万元，让弟子徐勤率19艘兵船攻打袁党的广东都督。
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里，除了张勋复辟时他短暂地兴奋并蹦跶了一下，其余时间，这名脾气古怪的过气名人，只是国内二流政治人物附庸风雅、装点门面的工具。
他自认名气犹存，对国家的未来负有责任，其实从未获得参与设计国家路线的机会，很多时候只能蹭政治热点，刷一下存在感。比如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他不甘落伍，发出通电，怒斥曹汝霖、章宗祥，说全国人民要剥他们的皮、食他们的肉。他站在学生一边，说学生代表了四万万民意。可激进派根本不领他这个人情，所以他晚年最有心得的恐怕只剩炒房与纳妾了。
回国后，康有为基本定居在上海，最早租的是盛宣怀的辛家花园。1921年，他购地10亩，仿照辛家花园建了一座豪华园林式住宅“游存庐”。除了这处住宅，他还购置了几处别墅。坐拥当时一线城市的几处豪宅，康有为的家业不容小觑，说他是近代最著名的炒房客也不为过。
他常年雇佣的仆人、厨师达四五十人。有人替他算了笔账，每年约要花掉两万银圆。这些家业及开支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康有为一生有六位妻妾，集齐了中、美、日三国女子。除了原配过门时22岁，其余五个妾都在20岁以下，其中有4个妾是他在50岁以后纳的。
纳最后一个妾时，康有为662岁，在西湖偶遇19岁的浣纱女张光，一见倾心，千方百计请人说媒，硬是把她娶过门。据说康有为与张光在上海举行婚礼时，他的妻妾儿女集体缺席，以示抗议。
康有为倡导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在现实中却不断破戒，成为当时的笑话。以至于有人编排故事，说他在生命的倒数第二年还找德国医生做了“返老还童术”。
康有为一生以“圣人”自居，自号“长素”，意思是“超越素王（孔子）”，野心之大，可见一斑。但他最后沦为猥亵故事的主角，不能不说很吊诡了。
虽然北京政府只是做样子，但康有为还是被激怒了。半个月后，他发出通电，痛斥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才是复辟的主谋，强烈要求他一起到案候审，还赌咒说：“我平生从不污蔑人，也不作戏言，上帝看到了，四万万国民也看到了，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就绝我子孙。”
实际上，戊戌政变后，在世俗意义上，康有为的人生还是很成功的，但这种成功与他一碰政治就失败的尴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1899年，戊戌维新失败的康有为郁闷地流亡到加拿大，直到1913年才回国。这十几年间，他的人生继续开挂。
很多人知道“保皇会”，但不知道其全名叫“保救大清皇帝公司”。这家公司是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的，名为公司，实为政党，靠企业方式运转。康有为自任保皇会总会长，是公司的一把手，他的学生梁启超、徐勤分任副总会长。按公司规定，加入保皇会不仅要认同其纲领和宗旨，还要缴纳入会费，入会标准最早是一美元，后来提高到五美元。
通过拉人头入会，这家初创公司发展迅猛、资金雄厚，几年问就在全球拥有百万会员，1905年最高峰时，在160多个城市建了分公司（分会），规模远超同一时期的革命党。
从鼓吹维新变法的政治失意者，到集政商巨头于一体的人生赢家，康有为是如何做到的？
他最开始利用了海外华人对中国政局的关切与同情。国内戊戌政变之惨烈，早在康党的舆论宣传下尽人皆知。而他的身份也很特殊，尽管他仅同光绪见过一面，有过一个小时左右的应诏对答，但这不妨碍他在海外宣传时把自己打造成“光绪最信赖的人”，一个重要物证就是他逢人必说的“衣带诏”。康有为称，在戊戌政变前夕，光绪预感到危机来临、皇位不保，于是给他写了密诏，要他赶紧出走，从长计议，设法勤王。
1898年10月中旬，剛逃到日本时，康有为就表现出了“奉旨勤王的高傲。当时孙中山也在日本，托人向他示好，不料他拒绝见面，理由是，“我有光绪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来往。”
康有为在保皇会下面成立营救众筹基金会，并在招股说明里承诺，每个会员通过缴纳会费和资金投资，事成后可获得相应的回报，加官晋爵不在话下，甚至“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
按他的设想，海外500万华人，平均每人捐5美元，就有2500万美元。有了这笔钱，就可以开办银行、发行钞票，然后办轮船、建铁路、开矿业。这些事业经营下来，不仅每个投资人都能分红，还有钱去辅助救国事业。
可以看出，保皇会不是一般的公司，最终目的是为了救出皇帝，让皇帝重新掌权，从而使保皇会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说白了，这家公司是在赌一个国家的未来，这是入会者、投资者对它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1905-1907年间，保皇党与革命党进行过一场大论战，甚至上升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到了词穷之处，造谣、骂娘、人身攻击都使了出来。结果保皇党输了，原本对康有为信心满满的海外投资人转而押宝孙中山。
此时康有为正在墨西哥大举投资，涉足房产、电车、银行等行业，资金链绷得很紧，不得不在一封信中坦言：“筹款无术，四面交迫。”随着革命党的强势崛起，以及清廷开始推行新政，康有为的“筹款勤王”项目如同泡沫般破了。
创业项目虽失败了，但不妨碍公司创始人康有为先富起来。
保皇党衰落，除了外部冲击，还源于内部分裂。起因是一些主要投资人早对康有为随意调配善款、任意使用资金心怀不满，于是发起多次“讨康行动”。
梁启超在落魄时曾向康有为求援，康有为问他需要多少钱，梁启超说3000银圆。康有为大笔一挥，每年给5000银圆，都是公款。
保皇党资深党员、美洲华侨富商叶恩痛责康有为妄自娇贵、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甚至“吞并公款、私图生意”。
1908年，日本驻瑞典大使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康有为买下瑞典境内某小岛的一半土地和房屋，并进行了奢华装修。没有证据表明这笔款项来自康有为的私人财产，但这成为他炒房的开端。
1913年，康有为回国，袁世凯多次请他入京参政，他甩都不甩——他与袁世凯不是同道中人。在讨袁的二次革命中，他甚至卖掉香港的房产，得了两万元，让弟子徐勤率19艘兵船攻打袁党的广东都督。
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里，除了张勋复辟时他短暂地兴奋并蹦跶了一下，其余时间，这名脾气古怪的过气名人，只是国内二流政治人物附庸风雅、装点门面的工具。
他自认名气犹存，对国家的未来负有责任，其实从未获得参与设计国家路线的机会，很多时候只能蹭政治热点，刷一下存在感。比如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他不甘落伍，发出通电，怒斥曹汝霖、章宗祥，说全国人民要剥他们的皮、食他们的肉。他站在学生一边，说学生代表了四万万民意。可激进派根本不领他这个人情，所以他晚年最有心得的恐怕只剩炒房与纳妾了。
回国后，康有为基本定居在上海，最早租的是盛宣怀的辛家花园。1921年，他购地10亩，仿照辛家花园建了一座豪华园林式住宅“游存庐”。除了这处住宅，他还购置了几处别墅。坐拥当时一线城市的几处豪宅，康有为的家业不容小觑，说他是近代最著名的炒房客也不为过。
他常年雇佣的仆人、厨师达四五十人。有人替他算了笔账，每年约要花掉两万银圆。这些家业及开支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康有为一生有六位妻妾，集齐了中、美、日三国女子。除了原配过门时22岁，其余五个妾都在20岁以下，其中有4个妾是他在50岁以后纳的。
纳最后一个妾时，康有为662岁，在西湖偶遇19岁的浣纱女张光，一见倾心，千方百计请人说媒，硬是把她娶过门。据说康有为与张光在上海举行婚礼时，他的妻妾儿女集体缺席，以示抗议。
康有为倡导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在现实中却不断破戒，成为当时的笑话。以至于有人编排故事，说他在生命的倒数第二年还找德国医生做了“返老还童术”。
康有为一生以“圣人”自居，自号“长素”，意思是“超越素王（孔子）”，野心之大，可见一斑。但他最后沦为猥亵故事的主角，不能不说很吊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