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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活动在校园的周围，仍然把自己当做学生，在学校自习、吃饭、上课，享用着学校所带来的便利；而在旁人眼中，他们是“蹭饭族”“蹭课族”，是“外来者”，甚至是“不友好”的。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群体，也是一个被学校和社会边缘化的人群。人们称之为“校漂族”。“校漂族”已经从大学毕业，仍集聚在学校周围，或是考研、考公务员，或是准备申请出国，也有因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而推迟就业的，当然也有部分人是惧怕进入社会而蜗居在学校周边。这样一个既存的群体，他们的权益由谁保障，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一庞大的人群？
“漂”在学校的日子
2月26日傍晚，汪哲一遍又一遍地刷新网页。今天是考研分数公布的日子，他想第一时间知道成绩。“分数这么低，肯定过不了线了。”看到分数的一瞬间，汪哲特别沮丧。
这是汪哲第二次考研。他说：“本科就读的学校实在很挫。”出于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担忧，他选择了考研。第一年由于准备不充分，汪哲榜上无名。然而，他不想放弃。今年，他把目标设定为北京大学，在学校周围租了个房子，准备再次考研。
不足5平方米的小屋很是狭窄，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小衣柜。这里却是汪哲梦想开始的地方。吃饭、上自习几乎是汪哲生活的全部。然而，这种简单的生活如今却成了他最头疼的问题：“自习室进去要查学生证，每天换来换去，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游离不定。”汪哲坦承自己很沮丧。如今再战失利，继续考研，就意味着要继续“漂”下去。
像汪哲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尤其是近年来，“校漂族”这一群体的规模和范围更是不断扩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校漂族”大量出现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就业压力大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看待‘校漂族’不能一概而论。”他认为，“校漂族”的人数和待在学校的时间保持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滞留的时间过长、比例过高的话，就应该作为需要重视的问题对待。
“学校人”还是“社会人”？
天津某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元说：“本校的留校学生，如果想继续考研深造，我们很欢迎。”主要就是考虑到，外校过来的学生最基本的信息都无从考察，其中不乏浑水摸鱼之人，难免对本校的安全管理带来隐患。同时，南京大学研究生李树认为，“校漂族”既然已经离开了学校，就不应该继续占用学校的资源。
就业、出国、考研，“校漂族”承受的心理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而模糊的身份更让他们迷茫而纠结。学生离开学校，本应该成为“社会人”，但是因为没有工作单位的接收，社会人的身份是不明的；待在学校里，却与学校不构成隶属关系，也不再是学校老师爱护的学生。
“校漂族”群体到底有多大，目前为止，尚无权威的统计数据，然而这一群体不断增多的趋势和不断被边缘化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专家指出，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的高校周围，“校漂族”已达数十万人。一方面是“校漂族”的数量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学校的管理愈发严格。这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人群，他们的利益究竟由谁来保障呢？
谁是第一责任人？
学校要对学生负责，但是对于这批早非学生的群体，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看来，把学校作为“校漂族”的管理主体是很难的，“校漂族”的管理应该和“蚁族”、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一样，纳入社会保障部门的范畴。他认为，客观上来说，学校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权利去管这些群体。
要想保障一个群体的利益，首先要找到责任人。《前线》杂志副总编、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顾问祁金利表示，“校漂族”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纳入流动人口的管理体系，政府应该发挥管理的最主要作用，而弄清人口基数是保障其利益并为其服务的第一步。
他认为，学生的就业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时间来实现需求的匹配。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才需求的不平衡可能使某部分人才过剩，这是导致“校漂族”群体产生的直接原因。
“校漂”之困如何解决？
熊丙奇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校漂族’和大学资源开放是同一个问题。”他认为，大学需要形成一个规范的、面向社会的开放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学校为“校漂族”办理专门的图书馆进入证件和旁听证，方便他们的同时也可以规范化管理。然而，这需要建立在征求校内师生意见的基础上，此外，学校需对开放时间、开放条件和开放程度做出明确的规定，避免损害在校师生的正当权益。
储朝晖说：“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可以适当把工作范围延伸到‘校漂族’这个群体中来，特别是为其中一些经济困难或边远地区、农村生源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他认为，学校应该将重点放在就业指导工作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校应该成为维护“校漂族”权益的主体，管理责任应更多地落在社区、民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上。
那么，政府和社会应该如何加强对“校漂族”的管理和引导呢？
祁金利认为，政府和社会要与学校加强沟通，对这个群体中的不同情况加以区分，让问题的解决更加有的放矢。“校漂族”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点，政府应加强房屋管理。政府、街道和社区更应该在保障信息渠道畅通方面多做些工作，以便对“校漂族”的生存状况和问题做出快速反应。
“漂”在学校的日子
2月26日傍晚，汪哲一遍又一遍地刷新网页。今天是考研分数公布的日子，他想第一时间知道成绩。“分数这么低，肯定过不了线了。”看到分数的一瞬间，汪哲特别沮丧。
这是汪哲第二次考研。他说：“本科就读的学校实在很挫。”出于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担忧，他选择了考研。第一年由于准备不充分，汪哲榜上无名。然而，他不想放弃。今年，他把目标设定为北京大学，在学校周围租了个房子，准备再次考研。
不足5平方米的小屋很是狭窄，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小衣柜。这里却是汪哲梦想开始的地方。吃饭、上自习几乎是汪哲生活的全部。然而，这种简单的生活如今却成了他最头疼的问题：“自习室进去要查学生证，每天换来换去，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游离不定。”汪哲坦承自己很沮丧。如今再战失利，继续考研，就意味着要继续“漂”下去。
像汪哲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尤其是近年来，“校漂族”这一群体的规模和范围更是不断扩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校漂族”大量出现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就业压力大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看待‘校漂族’不能一概而论。”他认为，“校漂族”的人数和待在学校的时间保持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滞留的时间过长、比例过高的话，就应该作为需要重视的问题对待。
“学校人”还是“社会人”？
天津某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元说：“本校的留校学生，如果想继续考研深造，我们很欢迎。”主要就是考虑到，外校过来的学生最基本的信息都无从考察，其中不乏浑水摸鱼之人，难免对本校的安全管理带来隐患。同时，南京大学研究生李树认为，“校漂族”既然已经离开了学校，就不应该继续占用学校的资源。
就业、出国、考研，“校漂族”承受的心理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而模糊的身份更让他们迷茫而纠结。学生离开学校，本应该成为“社会人”，但是因为没有工作单位的接收，社会人的身份是不明的；待在学校里，却与学校不构成隶属关系，也不再是学校老师爱护的学生。
“校漂族”群体到底有多大，目前为止，尚无权威的统计数据，然而这一群体不断增多的趋势和不断被边缘化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专家指出，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的高校周围，“校漂族”已达数十万人。一方面是“校漂族”的数量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学校的管理愈发严格。这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人群，他们的利益究竟由谁来保障呢？
谁是第一责任人？
学校要对学生负责，但是对于这批早非学生的群体，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看来，把学校作为“校漂族”的管理主体是很难的，“校漂族”的管理应该和“蚁族”、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一样，纳入社会保障部门的范畴。他认为，客观上来说，学校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权利去管这些群体。
要想保障一个群体的利益，首先要找到责任人。《前线》杂志副总编、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顾问祁金利表示，“校漂族”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纳入流动人口的管理体系，政府应该发挥管理的最主要作用，而弄清人口基数是保障其利益并为其服务的第一步。
他认为，学生的就业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时间来实现需求的匹配。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才需求的不平衡可能使某部分人才过剩，这是导致“校漂族”群体产生的直接原因。
“校漂”之困如何解决？
熊丙奇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校漂族’和大学资源开放是同一个问题。”他认为，大学需要形成一个规范的、面向社会的开放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学校为“校漂族”办理专门的图书馆进入证件和旁听证，方便他们的同时也可以规范化管理。然而，这需要建立在征求校内师生意见的基础上，此外，学校需对开放时间、开放条件和开放程度做出明确的规定，避免损害在校师生的正当权益。
储朝晖说：“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可以适当把工作范围延伸到‘校漂族’这个群体中来，特别是为其中一些经济困难或边远地区、农村生源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他认为，学校应该将重点放在就业指导工作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校应该成为维护“校漂族”权益的主体，管理责任应更多地落在社区、民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上。
那么，政府和社会应该如何加强对“校漂族”的管理和引导呢？
祁金利认为，政府和社会要与学校加强沟通，对这个群体中的不同情况加以区分，让问题的解决更加有的放矢。“校漂族”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点，政府应加强房屋管理。政府、街道和社区更应该在保障信息渠道畅通方面多做些工作，以便对“校漂族”的生存状况和问题做出快速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