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LSE）政治经济学帕特尔讲席教授、葛拉汉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院院长，他还是英国社会科学院主席、皇家学会会员，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多年来，斯特恩勋爵在气候变化与经济的联系领域进行了卓越的研究，有“气候变化经济学之父”美誉。2007年前，他曾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顾问，其主持撰写的《斯特恩报告》详述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经济代价、温室气体减排所需花费及相关收益，以科学的名义得出气候变化是全球严重威胁的结论，对后《京都议定书》谈判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7年3月19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期间，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前来与会的斯特恩勋爵。
对全球减排抱有信心
记者：2015年11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签署《巴黎协定》之后，想必是您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您对国际社会携手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也变得相当乐观。然而现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表现出调整气候变化政策的迹象，这是否使您重返悲观？
斯特恩：特朗普总统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程度显然不如其前任奥巴马总统，所以事情可能会慢下来。但2016年美国大选刚一结束，就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2次缔约方大会，绝大多数国家仍然认同《巴黎协定》，尤其是中国，明确表示要继续履行气候变化协议。我相信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清洁增长和低碳增长的重要性，认识到这是事关我们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大事。尽管在联邦政策层面，特朗普可能对应对气候变化不那么热衷，美国履行《巴黎协定》的步伐可能放缓，但在美国内部，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地方州市和沃尔玛、通用电气这样的大企业仍然坚定致力于绿色发展。即使在共和党的大本营得克萨斯州，也有许多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项目，大家都承认使用清洁能源更加经济有效。
记者：那么您认为《巴黎协定》制订的2030年减排目标是否仍能实现？
斯特恩：在《巴黎协定》里，每个国家都承诺了自己在2030年前所能做到的减排量。中国是一个重信守诺的国家，我相信中国不会从已做出的承諾中退缩，甚至可能会超额完成任务，因为中国已经把绿色发展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实际上中国可能在2025年前就达到排放峰值。印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也很快，在对其能源结构进行再评估后，宣布或许在未来十年之内都不需要修建新的火电厂。所以说，中印两国减排的实际进展可能比他们承诺的更快更远。受此带动，到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减排目标的可能性仍是很大的，我抱有信心。但必须指出，2030年的减排目标即便实现了，也不一定能够确保将地球表面升温幅度控制在比19世纪水平高2摄氏度以内。对于世界各国到底能拿出多大的减排决心和诚意，我们将在2018年气变大会上看到答案。
记者：新的形势下，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斯特恩：中国应努力完成在《巴黎协定》中确定的目标。中国首先应做的是在国内主动减排。其次，中国可以通过加强对外投资来帮助其他国家实施减排计划。许多国家减排的基础设施都很薄弱，需要在未来几年大量建设绿色、清洁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不仅可以拉动增长，也有利于完成应对气变目标。中国有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充裕的资金，如果把用于海外投资的那一部分更多投放到清洁能源领域，将会在世界上产生积极影响。第三，中国可以同多边金融机构合作，引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加强针对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融资能力。
记者：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展中国家是否需要更多激励措施？
斯特恩：我们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为有其内在动力，它们和发达国家一样渴望更加清洁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低碳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有吸引力的，毕竟这会让城市更清洁、空气更清新、能源利用更有效。
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正在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现在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都是发展中国家贡献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我觉得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增加多边信贷机构发放低成本清洁能源贷款的能力。其次是加强技术分享，第三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项目筹备工作提供直接援助，帮助它们使有关规划适合于吸引外来投资。
记者：您觉得现有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机制需要进行变革吗？
斯特恩：我觉得现行机制还不错。《巴黎协定》的签署是了不起的成就。将近200个国家的代表面对人类共同挑战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决心同舟共济。过去，当某些环境问题出现恶化，比如臭氧空洞，人们会直接看到后果。然而气候变化问题有所不同，它所产生的危害并非人们所能立刻感知到，现在人们对气候变化危害性的认识更多是基于对未来的推测。二战后，各国基于二战和大萧条的惨痛教训，决定设立联合国、制定人的基本权利公约、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关贸总协定。这一次，国际社会决定对预见中的问题采取共同应对措施，就更加了不起了。要知道，当年只有44个国家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2015年有近200个国家签署了《巴黎协定》，此后又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使之生效，速度惊人。所以我觉得现有国际机制正在发挥作用，无需对其进行大的调整，最重要的是敦促各国认真履行协定。
中国碳排放机制建设需要汲取欧洲教训
记者：在治理雾霾方面，中国能从英国身上学到什么？
斯特恩：我出生在1946年，上学时，英国的雾霾相当严重。在发生了若干次严重的雾霾致人死亡事件后，英国政府禁止燃烧某些型号的煤，局面很快就有了改善。中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监管措施，减少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至少要选择那些污染度轻的煤炭产品，哪怕这样做会增加经济成本。与监管同等重要的是碳排放价格。我听说中国将在2017年正式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这是一件大好事。加强监管可以起到短期效果，开展碳排放交易能够形成长效机制。
我觉得中国在决定建立自己的碳交易市场之前，充分研究了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欧洲的一条经验是，绝不可滥发碳排放许可。欧洲刚开始开展碳排放交易时情况不错，但随后欧洲经济开始出现问题。经济放缓致使市场对包括传统能源在内的能源需求下降，但欧盟未能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排放许可证的发放额度，仍然沿袭经济景气时的作法，最后就导致发放了过多的碳排放许可。
中国必须从欧洲学到的一个教训是：要从需求方的角度来评估碳排放许可的发放总量，随着需求的波动，应适度控制排放许可的发放量以把碳价维持在一定的高位上。如果投资者看到碳价很高，排放的代价很大，他们就会有动力去投资低碳行业。如果投资者认为碳价将会下跌或长期保持在低位，他们就不会有动力去投资低碳。总之，在发放碳排放许可时必须考虑经济因素。
（特约记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处研究人员，感谢新浪财经对本次采访的支持）
2017年3月19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期间，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前来与会的斯特恩勋爵。
对全球减排抱有信心
记者：2015年11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签署《巴黎协定》之后，想必是您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您对国际社会携手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也变得相当乐观。然而现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表现出调整气候变化政策的迹象，这是否使您重返悲观？
斯特恩：特朗普总统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程度显然不如其前任奥巴马总统，所以事情可能会慢下来。但2016年美国大选刚一结束，就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2次缔约方大会，绝大多数国家仍然认同《巴黎协定》，尤其是中国，明确表示要继续履行气候变化协议。我相信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清洁增长和低碳增长的重要性，认识到这是事关我们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大事。尽管在联邦政策层面，特朗普可能对应对气候变化不那么热衷，美国履行《巴黎协定》的步伐可能放缓，但在美国内部，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地方州市和沃尔玛、通用电气这样的大企业仍然坚定致力于绿色发展。即使在共和党的大本营得克萨斯州，也有许多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项目，大家都承认使用清洁能源更加经济有效。
记者：那么您认为《巴黎协定》制订的2030年减排目标是否仍能实现？
斯特恩：在《巴黎协定》里，每个国家都承诺了自己在2030年前所能做到的减排量。中国是一个重信守诺的国家，我相信中国不会从已做出的承諾中退缩，甚至可能会超额完成任务，因为中国已经把绿色发展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实际上中国可能在2025年前就达到排放峰值。印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也很快，在对其能源结构进行再评估后，宣布或许在未来十年之内都不需要修建新的火电厂。所以说，中印两国减排的实际进展可能比他们承诺的更快更远。受此带动，到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减排目标的可能性仍是很大的，我抱有信心。但必须指出，2030年的减排目标即便实现了，也不一定能够确保将地球表面升温幅度控制在比19世纪水平高2摄氏度以内。对于世界各国到底能拿出多大的减排决心和诚意，我们将在2018年气变大会上看到答案。
记者：新的形势下，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斯特恩：中国应努力完成在《巴黎协定》中确定的目标。中国首先应做的是在国内主动减排。其次，中国可以通过加强对外投资来帮助其他国家实施减排计划。许多国家减排的基础设施都很薄弱，需要在未来几年大量建设绿色、清洁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不仅可以拉动增长，也有利于完成应对气变目标。中国有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充裕的资金，如果把用于海外投资的那一部分更多投放到清洁能源领域，将会在世界上产生积极影响。第三，中国可以同多边金融机构合作，引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加强针对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融资能力。
记者：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展中国家是否需要更多激励措施？
斯特恩：我们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为有其内在动力，它们和发达国家一样渴望更加清洁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低碳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有吸引力的，毕竟这会让城市更清洁、空气更清新、能源利用更有效。
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正在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现在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都是发展中国家贡献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我觉得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增加多边信贷机构发放低成本清洁能源贷款的能力。其次是加强技术分享，第三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项目筹备工作提供直接援助，帮助它们使有关规划适合于吸引外来投资。
记者：您觉得现有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机制需要进行变革吗？
斯特恩：我觉得现行机制还不错。《巴黎协定》的签署是了不起的成就。将近200个国家的代表面对人类共同挑战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决心同舟共济。过去，当某些环境问题出现恶化，比如臭氧空洞，人们会直接看到后果。然而气候变化问题有所不同，它所产生的危害并非人们所能立刻感知到，现在人们对气候变化危害性的认识更多是基于对未来的推测。二战后，各国基于二战和大萧条的惨痛教训，决定设立联合国、制定人的基本权利公约、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关贸总协定。这一次，国际社会决定对预见中的问题采取共同应对措施，就更加了不起了。要知道，当年只有44个国家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2015年有近200个国家签署了《巴黎协定》，此后又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使之生效，速度惊人。所以我觉得现有国际机制正在发挥作用，无需对其进行大的调整，最重要的是敦促各国认真履行协定。
中国碳排放机制建设需要汲取欧洲教训
记者：在治理雾霾方面，中国能从英国身上学到什么？
斯特恩：我出生在1946年，上学时，英国的雾霾相当严重。在发生了若干次严重的雾霾致人死亡事件后，英国政府禁止燃烧某些型号的煤，局面很快就有了改善。中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监管措施，减少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至少要选择那些污染度轻的煤炭产品，哪怕这样做会增加经济成本。与监管同等重要的是碳排放价格。我听说中国将在2017年正式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这是一件大好事。加强监管可以起到短期效果，开展碳排放交易能够形成长效机制。
我觉得中国在决定建立自己的碳交易市场之前，充分研究了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欧洲的一条经验是，绝不可滥发碳排放许可。欧洲刚开始开展碳排放交易时情况不错，但随后欧洲经济开始出现问题。经济放缓致使市场对包括传统能源在内的能源需求下降，但欧盟未能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排放许可证的发放额度，仍然沿袭经济景气时的作法，最后就导致发放了过多的碳排放许可。
中国必须从欧洲学到的一个教训是：要从需求方的角度来评估碳排放许可的发放总量，随着需求的波动，应适度控制排放许可的发放量以把碳价维持在一定的高位上。如果投资者看到碳价很高，排放的代价很大，他们就会有动力去投资低碳行业。如果投资者认为碳价将会下跌或长期保持在低位，他们就不会有动力去投资低碳。总之，在发放碳排放许可时必须考虑经济因素。
（特约记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处研究人员，感谢新浪财经对本次采访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