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我在异乡上大学，在图书馆里读到周瘦鹃的散文《花布小鞋上北京》，感到格外亲切。想不到几年后畢业回苏州分配到学校，刚接班级，“花布小鞋”成了我的学生。
　　周瘦鹃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和园艺家。《花布小鞋上北京》写了他正读幼儿园的小女儿全全在父亲进京赴会时，在父亲的旅行包里悄悄放进自己的一双花布小鞋，表达了要随父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心愿。周瘦鹃向毛主席转达小女儿的心意时，毛主席叮嘱：“替我谢谢她……”
　　1969年8月下旬，初一新生报到时的全全刚悄悄过完老父的忌日没几天。他的父亲是在1968年8月12日因不堪忍受“文革”重压而投井自尽的，那口井就在周瘦鹃自家“紫兰小筑”遍植花木的园子里。
　　刚上中学的全全，伶俐、乖巧，然而，即便在微微一笑中也掩饰不了一丝淡淡的忧伤。我将她列入了第一批家访的名单。
　　一天傍晚时分，我来到了位于甫桥西街王长河头3号的周家。周瘦鹃遗孀余文英将我引进了被称为“爱莲堂”的客厅，我称她为周师母。客厅的四壁已经不见昔日的书画，也看不到一张周瘦鹃的遗像，“文革”后期的阴冷依然笼罩在这户劫后余生的人家。一束夕阳透过窗棂，照在一盆刚开不久的菊花上。
　　周师母露着笑意，努力希望女儿班主任的第一次家访多一点暖意。叙谈间，她转身从里间捧出一个布包，小心地打开，是一本用宣纸做的嘉宾签名录。她讲述起了九年前的新春，腊梅花开时节，“爱莲堂”迎来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说到这里，周师母的眼中这才闪出欢快的光芒。
　　那是1963年1月31日，大年初七，傍晚时分，周总理和邓颖超游览了苏州虎丘、留园和拙政园后，径直驱车来到王长河头3号，来到周家花园，探望文化名士周瘦鹃，这是四年前周瘦老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总理与他的约定。周恩来夫妇也就坐在这个客厅里，当时，院内腊梅盛开，年近七旬的周瘦老让女儿去院里折了两束腊梅，敬献给周恩来夫妇。总理接过花，把全全抱在膝盖上，周瘦鹃对总理说：“总理，您为国家操劳半生，没有孩子，我就把这最小的孩子给您做女儿吧。”总理听了爽朗地笑了起来，说：“全国青少年都是我的孩子。”
　　周师母边陈述边打开嘉宾录，总理那熟悉的字迹映入我眼帘：“一月三十一日访周瘦老于苏州爱莲堂，周恩来夫妇”。周师母又为我翻看来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签名，朱德、叶剑英、陈毅……周师母边说边比画着，她说：“陈老总来的时候，敞开着外衣，一手叉着腰，一手招呼着，‘周老，你好啊！’还没进客厅，就先听到声音了。”周师母又一一指点着，这是西藏来的班禅，这是哪个国家的，这又是哪个国家的……“紫兰小筑”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驻足最多的私家花园，成了各国友人来得最多的私家花园。
　　那个傍晚，周师母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我们都没敢提起一年前那悲惨的一幕，一年前的8月12日晚上，周瘦鹃没有留下任何话，跳进院子里一口水井，几十年后长大成人的周全在大型纪录片《苏园六记》中追忆说：“那口井的水是用来浇树的，那些树也通人性，几百年的红枫、紫薇都死了。”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温暖了爱莲堂里金黄色的秋菊。
　　临别，周师母执意要送我一支紫罗兰，而在这个“文革”后期，这被视作“小资情调”的花花草草竟让我不知所措，我竟然不知如何支吾着拒绝了周师母，也不知怎样从周家花园“逃”了出去。
　　作为作家和园艺家的周瘦鹃一生钟爱紫罗兰，他编过一种文艺刊物《紫罗兰》，他穷一生财力构建的这座花园起名为“紫兰小筑”；周师母要送我一支小小紫罗兰，其间包含了多少分量，也包含了对周瘦老不渝的情分，可我却……
　　什么时候，我再去一次紫罗小筑，向全全索要一支紫罗兰，带回家中，插在花瓶中；哪怕成了干花，也要夹在周瘦老的书中，永远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