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的《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以一座体制化的女子监狱工厂为背景，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围绕主人公俞佩华出狱前后两天内的经历展开，同时也展现了女子监狱里枯燥且真实的生活。管教方敏视野下俞佩华的活动轨迹、俞佩华与哑女狱友黄童童之间的爱、编剧陈和平以俞佩华入狱背景所创作的话剧，三者形成一个闭环，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女子的人生悲剧以及她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所做出的努力。
　　高墙是世界的分隔线。墙内的世界偏远、封闭、幽寂，许多来历不同、被社会驱逐的人在这里，机械地做着固定的流水工作——生产模仿芭比娃娃的玩偶。“除了干活发出的声响，厂房里没人说话。工作是定量的，有数量及成品率的要求。她们要把一天的任务完成了才能上床休息。工作量大，要按时完成不太容易。”在这里，每个人可以不问出处，不谈过去，甚至仿佛没有过去和出处，她们都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必须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机械的工作中。但作者并非仅仅立足于俞佩华在狱中的表现着墨，而是沿著黄童童的出现继续探究，为俞佩华的情感做出进一步的注解。因此引出了俞佩华和黄童童之间的感情。俞佩华即将离开“工厂”，告别这份做了十七年早已谙熟于心的工作。而对俞佩华依恋甚深的黄童童显然还不能接受这一消息，两者间的气氛尖锐而又微妙。
　　多年监狱生活的规束让俞佩华习惯了把所有的情绪都隐藏起来，多年来，她的肉体日复一日经历着被操纵、被压抑的过程，过着提线木偶般机械化的生活，强迫自己驱逐所有的个人意识，因而才有了“在这里必须修炼到彻底的暗，彻底的无意识，才能熬过漫长的时光”的生命意识。如同契诃夫笔下装在套子里的人，“总想用一层壳把自己包起来， 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 好隔绝人世， 不受外界影响”，就算得知母亲过世的消息也只是停下工作，沉默良久。就像别里科夫习惯于用外在的琐屑来掩盖自己的精神套子一样，那张不为任何外在事物冲击所波动的脸，就是俞佩华隔绝自己与外界的“蛹”。灵魂被禁锢多年，看起来她的所有情感仿佛早就如死水一般不起丝毫波澜。而有两个人是不同的，一个是黄童童，一个就是她的儿子。黄童童的出现是俞佩华在自我放逐的路上遇到的意外，像是一把插进她原本已被封锁心灵上的刀子，在她仿佛死水一般的情感世界里掀起了巨浪。灵魂被生命本能的情感需求所召唤纵情燃烧着，急迫地冲撞着寻找宣泄的出口，对哑女狱友倾注复苏的母爱成为唯一渠道。对哑女的同情与关注，更像是俞佩华为自己内心深处柔软的一面编织的巢穴。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才能放任自己的行为与情感，才有着正常人的情绪，而不是作为像狱警口中“楷模”一样的存在。而面对她母爱本应倾注的对象——她的儿子时，她犹疑、担心、退缩，最后只能远远观望，她的儿子和哑女黄童童仿佛一体两面，一个承载了她现实的感情需求，一个是她理想中感情的寄托者，她是犯人，更是母亲，这样的感情世界显得心酸又真实。
　　以俞佩华之口对黄童童进行描述也为这段不同寻常的感情下了一个注解：这个看似安静漂亮的女孩杀死了自己的继父，往后的数十年可能都会被关在这里。因为不满狱友的欺压也曾出手伤人。她唯一能触及的温情就是俞佩华对她的照顾，因此格外珍惜。在这个不甚聪明的哑女眼里，或许一直保护自己的俞佩华很好地胜任了“母亲”这个角色，她们互相依赖，互相取暖，逐渐成为了彼此在这枯燥漫长生活中的期盼。当她习惯这种相处，仿佛真正获得了自己渴盼已久母爱与亲情时，俞却要离开了，这个消息使她再一次对情感幻灭。俞佩华和黄童童的互相吸引并不是偶然，因为她们本质上是一种人，她们有着强烈的个体意识，身上隐藏着随时可能引爆的狂躁因子，在面对外界的伤害与压迫时，会采取激烈的方式予以反抗。不同的是入狱后的俞佩华选择压抑自己丰富的情感，而黄童童则自始至终都像只未被驯化的凶兽。黄童童深知自己不能随着她一起出去，便偏执地为自己选择另外一条路“离开”。
　　故事中，“洋娃娃”一词被反复提及。作为最受孩子们欢迎的玩具之一，在文中却成为了那些被剥夺自由，身不由己的女性的隐喻。在监视器中观察她们的日常活动的陈和平，就像挑选货架上玩具的买家。她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拒绝陈提出的要求。俞佩华的身上潜藏了一种“自我封闭”的姿态，她无法面对自己所做出的罪行，甚至在法庭上也逃避回答自己的动机。她像一个把自己封闭在独立世界的个体，一只被驯化了的绵羊，一举一动都按照规定，从不越矩。
　　不同于别里科夫在无端的焦虑之下所产生神经质的自我折磨，俞佩华的很多生活习惯都是在监狱中长年训练形成的，深刻得仿佛一条支撑着她的筋脉，深入骨髓。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曾指出：人在处于更加自由的状态时，会变得焦虑和无所适从。从而甘心交出自己的自由，希望它归属于强大的权威，让身处精神与身份孤独中的自己在一种从属关系中找到安全感。彼时的俞佩华正是处于这种状态。她并不把贯彻这些条令视作惩罚与折磨，而作为一种救赎，就算是在出狱之后，她也保存着很多在监狱中的习惯。
　　编剧陈和平话剧的上映使得现实与虚幻的边界渐渐模糊。俞佩华的故事经过改编，主人公被赋予了新的身份，随着剧情的推进，故事中插入了部分在俞佩华的沉默之下被虚化的故事线索，谋杀与藏尸的原因也随之揭开。然而，在观看话剧时，俞佩华从始至终并未被剧中情节所触动而流露出可供读者窥探的情感。谋杀案的真相在俞佩华这种莫名的态度中也变得难以揣测。离开了监狱的俞佩华，如同一抹与社会脱节的游魂，家是早就回不去了——她深知自己给家人带来的耻辱与伤害，远离他们既是无奈之举，也是出自于愧疚与保护。当俞佩华走在街上，游离在游客之中，被路人当作妓女提出需求时，她既震惊又兴奋。然而长久的自我封闭使她下意识地排斥“敞开”自己的状态，选择忽视自己对性的渴望，做出逃离之举。
　　家已经回不去了，黄童童就是俞佩华的另一个归属所在。故事在方、陈二人面对俞佩华的失控，所表现的愣怔中结束。相处了十七年，方敏似乎才第一次认识到这个女人在漠然的外表下隐藏的浓烈情感。本文最大的悬念，或许不是黄童童的去向，而是得知了真相的俞佩华面对这一现实将何去何从。方敏避重就轻的回答其实已经给了读者答案，这个答案也将作为个体的俞佩华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推向极限。俞佩华的出狱后是看似是救赎一环的终点，而黄童童的结局就是打破这一幻象的存在。俞佩华始终无法跳出命运所安排的轮回。
　　监狱里的生活是围墙下的封锁，除了描述俞佩华在女子监狱中的故事外，作者还试图追溯她错综复杂的命运暗线，为她的监狱生活作进一步的补充。这就涉及到了小说的另外一条故事线——编剧陈和平以俞佩华十七年前的经历为背景创作的话剧。母亲、儿子、叔叔等众多角色随着话剧的公演慢慢登场。虚实之间，场景交换。二十六年前，在多重误会之下，俞佩华递给叔叔一杯溶解了二十颗安眠药的开水，勒死熟睡的叔叔并用硫酸焚化他的尸体。二十六年后，当年的一幕幕场面在话剧里一一上演。而当误会被揭开时，叔叔早已变成了阁楼暗角里的数根白骨。这种愧疚成为一张无形的网罩在俞佩华身上，时时折磨着她的灵魂，让她无法得到救赎与解脱。我们也突然明白，在十七年的牢狱生活中，俞佩华对自己几近自虐式的规束，对家人的疏离，其实都是一场自我放逐式的赎罪。
　　小说的语言节奏十分平缓，却极具穿透力地带领读者走进了俞佩华这一角色幽秘的内心世界，条条分解，层层剖析，呈现出这个敏感灵魂背后的真实面目。两条故事主线在不同的时空维度里纵横交织，最后以黄童童未被交代清楚的去向作为故事的终结。命运像是工厂里被统一炮制而又去向不明的洋娃娃，迂回兜转中，早已被注定……
　　【作者简介】郑丹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