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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至此，尽管踌躇再三，我们却不得不提汪洋治粤以来，争议最大的经济政策“双转移”。其实，这个话题，是任何关注广东新一轮发展的人们都回避不了的。这个话题，不仅在广东当地争议颇多，且在国内其它省份，包括海外，亦是众说纷纭。其它省市的朋友在各种场合讨论区域发展，只要是知道你是来自广东，有意无意，都会提及这个话题，而且口气里充满怀疑……
终结过度放任的经济政策
无庸讳言，双转移政策，是汪洋执政广东以来最受争议的一项政策，恰恰它推出的时刻，又赶上了全球金融风暴的风口。同情者说。汪洋真乃时运不济，大张旗鼓在广东力推双转移政策之时，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来袭，这叫人算不如天算；质疑者称，一个地区的产业升级，是市场自然而然形成的，类似的强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且不是又回到政府计划说了算的老路上去了?!
在议论纷纷中，“双转移”又被广东人取了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腾笼换鸟”。然而，质疑者就问了，“笼子是腾出来了，鸟却没有飞来。”有观察者认为，双转移的政策逻辑，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面临又一次次产业大转移的假说之上的。而且，这个转移浪潮，依然呈现沿太平洋东岸转移的趋势。
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珠三角与长三角，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在时间点上正巧承接上一轮西方国家传统产业朝太平洋东岸转移的大趋势，所以促成了珠三角与长三角的腾飞。然而这一轮我们期待的西方高科技产业朝太平洋东岸转移的浪潮，似乎迟迟没有到来……
于是，力主双转移政策施行的汪洋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关注到，在2008年那个春夏之交，金融风暴突然袭来，那些珠三角经济简直可以用“风雨如晦”来形容的日子里，汪洋频繁视察东莞，因为这里不仅是广东实行双转移涉及企业最多的地区，也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重的地区，因而，它也是最令汪洋放心不下的地区。
的确，就如一位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所感叹的那样：东莞不仅是个地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者来说，还是一个标杆。每每到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外界总是喜欢把“东莞模式”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参照系，放在天平上左右比较、褒贬一番……
素来稳重慎言的人民日报如此，何况世人乎。
诚如所言，如果说双转移带来了一阵珠三角企业前所未有的震荡，那么作为旋风中心的东莞，就是震中!不仅广东，全国的媒体一时间都齐聚东莞。“东莞不行了”，“东莞倒下了”，媒体尽齐放大的功能，全是一付“找茬”嘴脸。我们看一看当年各路媒体对东莞双转移过程中诸多报道的标题吧——
“东莞化”的隐忧；
东莞：双边缘化困境下的双转型；
东莞“腾笼换鸟”效应：企业掀起“集体倒闭潮”
东莞的告别；
东莞，被凿开的口子；
东莞模式：脆弱的“青楼式经济”……
西方媒体的报道似乎少了一点感情色彩，美国《华尔街日报》更喜欢用严谨的数字说话，“受困于高涨的成本和日益嚴格的监管，成千上万家工厂弃珠三角而去，珠三角7万家港资工厂中10％今年将停产。”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认定媒体都是“标题党人”。2008年盛夏，北京一家背景不小的周刊记者采访东莞，用这样富有诗意的文字开头：
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对第一代东莞外来工来说，他们面临一场“讲不出的告别”。
然后笔锋陡然一转：“2008年4月23日，东莞国，信鞋业塘厦厂区。女工赖彩云扑倒在水泥地板上，满脸鲜血，牙齿摔掉五颗……这一切都缘于两天前的“裁员通知”。记者接着说到：“对她和同伴们来说，东莞转型一时还难以理解，却必得由她们承受最直接的代价”。
许多北方来的记者，喜欢用感性的语言来描写此时的东莞：
走在东莞风岗镇工业区附近的街上，许多随着z-T和民工的离去而失去了消费者的店铺，早已_开始一批批地倒闭。随处可见紧闭的铁闸门上方挂着招租的广告牌。“老板走了，z_f-倒了，人都空了。”一家餐馆的老板说。虽是就餐时间，他的餐姹里面却没有一个客人。
一家比较温和的中央媒体，在采访东莞之后，也忧心忡忡地写道：东莞在转型，珠三角在升级。离开，成为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的宿命。
也是北京一份新闻周刊有如下描写：
6月25日下午，坐落在东莞望牛壤镇官洲的富东漂染厂显得异常冷清，偌大的厂区空空荡荡，只有一名保安在门卫亭里打瞌睡。
富东是附近规模较大的漂染厂，正常开工时有1000多工人。但从去年开始，这家厂就停工了，生产设备也陆续被搬走，只留下几个保安看守厂房。
官洲是望牛墩镇最靠近珠江出海口的地方，方便排污，所以坐落在这里的基本都是漂染、造纸等污染类企业。这两年东莞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污染企业的环保牌一年一续，抓得很严，去年富东续牌失败，只好整厂搬迁。
“设备和人员都搬到江西去了，这里的厂房还没到期，要转租出去，听说正在跟新老板谈合约。”保安告诉记者。
在那个夏季，东莞突然涌来不少外地记者，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转来转去，然后发现，在东莞在东莞厚街、长安、道浯等几个镇的工业区，像富东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工业区到处贴满了空置厂房招租的信息，东莞的产业转移正在提速。仅东莞虎门一个镇，搬去越南的电子信息类企业就有300多家。
当然不仅是媒体记者的凭空放大，在东莞长安扎根多年的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总经理就曾断言：“东莞的纺织印染企业有20％左右已经关闭或外迁，剩下的80％很快也会面临相似的命运。”
后来，记者来得多了，采访的多了，就为这座城市起了一个新名字：“减人的城市”。
的确，在这坐拥有号称800万民工的城市，从2008年开始，民工从东莞“脱离而去”的速度，将越来越快。以至东莞市台商协会的一位负责人亦曾忧心忡忡地说。“东莞千万需要注意别让自己的能量随着人气跑掉”。
“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政策调整、金融风暴，无不是企业心头的痛。”东莞企业主诉苦说。
又岂是企业主的心头之痛，对于东莞地方来说，这更是政府的阵痛!
整体崛起，不转移就没有出路
产业转移，成为了东莞最敏感的词汇——大批企业倒闭、迁移，对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来说，都是阵痛啊!以至东莞有的领导在背后把东莞双转移中遇到的阵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成是“双边缘化”。
当然这不仅是东莞的课题。为了实现省内转移，广东在惠东、河源、肇庆等地建设了23个产业转移工业园。以地处深圳和东莞之间的惠州为例，惠东县由于原来的发展相对滞后，土地存量相对较多，为了迎接双转移，很快就成立了产业转移工业园，园区规划总面积17237亩；惠城区也准备在潼湖镇、沥林镇规划建设约8平方公里的产业转移园，重点引进深圳和东莞的“三高”项目。
承接地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在双转移开 初，真正对产业转移工业园表示感兴趣的企业却并不多。以至有学者专家调查后得出结论，产业转移工业园发展情况确实非常不理想，企业实际进入的数量不是很多，已经进入园区的企业在经营发展上也不太顺利。原因之一是产业链没有形成，企业要到其他地方配套，配套成本提高了，而远离珠三角，物流等成本也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不愿意前往产业转移工业园，宁愿转到其他省份甚至越南去——一位学者当时断言。
对于双转移政策的实施，连省内知名专家、省社科院區域竞争力中心主任丁力亦有不同看法：“产业转移本身是一个市场行为，但这两年珠三角产业转移速度加快，除了市场因素外，很大程度是因为政府‘有形的手’的推动，我不太认同这种做法，自然淘汰才是最适度的。”
这位浙江大学的博士直言：(双转移中)抗风险能力弱、经不住自然淘汰的企业走掉，不可惜。但那些有着成千上万员工的大厂=本身抗风险能力比较强，既然他们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能生存下去，那就应该让它继续生存发展，而不是使用行政干预甚至贴钱，强行将其转出。毕竟，这样的企业转出对地方政府来说是心头之痛，如果他们转移到省外，那对整个广东省的GDP和税收都是一个大损失。
其实，直到今天，丁力仍然对此持有学者的保留态度：—方面他说，珠三角产业转移带动了周边经济发展，这是可圈可电的亮点。—方面他又认为，金融危机来了以后，腾笼换鸟是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鸟不飞进来，以后的发展速度可能要放慢。
他用这样一段话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广东逆市而上通过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加快了珠三角经济转型的步伐，这是需要给予鼓励的。但此次产业转移的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随着传统产业的大量转移，珠三角一些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遭遇困难，一些地区经济出现负增长。另外，产业转移意味着传统企业在空间上的迁移，如果环境保护措施不得力，污染难免会随着企业的转移扩散到环珠三角地区；再者，广东国际订单的减少与招商引资的困难已经给广东双转移带来诸多挑战，然而欧美消费者行为模式的改变，全球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的预期以及随之出现的人民币升值的不可避免，会在更广和更深层面对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对广东的经济转型与双转移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其实丁力所坚持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所谓劳动密集，也有程度之分。既然可以贴钱将这些企业转出，为什么不能用政策和资金扶持他们改造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珠三角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态度不应该矫枉过正，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不一定不好，制造业依然是广东具有比较性优势的产业。”
“计委出来的人身上有股子定力”
你说这舆论汹汹能不感受到压力么?可能压力最大的时候，还是2008年底，12月25日，连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都出来说话了，说一些地方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显得有些急，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腾笼换鸟的地方”，不言而喻，指的是广东。
然而，曾经在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前身)副主任岗位上历练过的汪洋，显然对规划之事有着绝不动摇的信念。一位曾经在国家计委工作过的人士告诉笔者，计委出来的人，身上往往有股子定力。汪洋这时候充分展现出这种不为左右干扰的坚定气质，并且用这种气质影响着周围的干部。他不止一次对干部讲，现在是倒逼机制，逼着我们搞产业调整了。“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一次，在未事先通知当地官员的情况下，汪洋突访东莞。当天下午，他当着闻讯匆匆赶来的东莞镇以上全体官员的面，斩钉截铁地说，东莞必须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这次会上，他的一句话，日后被媒体广泛引用：“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坚定。但是，大胆改革，还要小心求稳。从事多年地方经济工作的汪洋知道，产业转移如果速度过快，且转移路径完全不受控制，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整个广东省的GDP和税收都是一个大损失。所谓“腾笼换鸟”，好“鸟”毕竟有限，内部升级，打造品牌，是珠三角产业升级的一大重心。所谓“胡萝卜加大棒”，实际上也是内部升级的一种设想方案。
然而，材料显示，从珠三角撤离的企业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前店后厂型的贴牌生产企业，这类企业的总部在香港和台湾，其总部和研发中心不可能内迁；第二类是珠三角的中小企业，它们大部分都比较小，生产研发等浑然一体，没有总部的概念；第三类是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被认为是有“根”的，如果他们能实现省内转移，则最有可能体现双转移的设想。而要实现这个设想，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必然成功，否则，人家就找不到继续留在广东的理由。而一旦生产中心远离广东，在东莞设立总部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
一往无前地试。理论元老皇甫平赞“良政善治”
经历了，2008年的大风大浪，经历了_2009年“不争论，允许试”的坚持，今日终于得到北京的肯定，2010年3月，全国两会上，不仅中央肯定了广东应对金融危机，产业转型升级的做法，而且开始得到国内理论权威的肯定。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在两会上对采访的记者说：“我刚从广东调研回来，广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别看广东受的影响最大，但是，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地区经济的辖型。”
他又说，“广东的‘腾笼换鸟’也做得很好。‘腾笼换鸟’实际上就是产业的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很对的”。
这时候，另一位中国改革理论的元老，也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皇甫平，也站出来说话了。这位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大声疾呼改革，写出著名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这样评价汪洋两年来的政绩：
汪洋书记到广东工作后，掀起一场继续解放思想的风暴，当时有人觉得是不是“用力过猛”；世界金融危机袭来，广东率先提出趁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并形象地称为“腾笼换鸟”，当时也有人指责这一政策过于激进，危机当头还是要多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
现在看来，多数同志都已认识到，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不是短期的经济下滑，而是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
现在回过头来看，广东“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试图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中“杀出一条血路”，虽然现阶段尚未显著见效，但广东地方党委政府对现实矛盾的敏感性和政策的转型，需要冲破现有利益格局的牵制，摆脱改革30年后的“钝化”效应。恢复改革开放初期“拓荒牛”的那种勇气和锐气，的确需要一场新的解放思想运动 的冲刷，和壮士断腕式的决心。
汪洋书记多次强调：“不转，就没有出路!”这样的胆识，值得称道。
一口一个“汪洋书记”，是否透着这位改革的理论元老对作为“党内小字辈”的汪洋胆识的敬重与赞赏?
皇甫平还说：地方治理，涉及较大规模的利益格局調整和制度兴革之事，在启动阶段往往毁誉不一；真正利国利民的良政和善治，有时要过上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更清楚，但无论早晚，历史一定能给予定评。超常规转型成效昭显
舆论的突然转向，意味着大家对汪洋在广东推行的新一轮先行先试有了某种共识。
双转移政策实施两年后的数据。也在支撑着广东双转移的成效：
2009年广东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9万亿元，增长9.5％，人均GDP增长8.4％，与GDP增幅差距缩小至1.1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低水平。
“双转移”推动“整体崛起”，相对欠发达区域成为保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早在2008年，广东就出台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一次性拿出75亿元财政资金，在粤东、粤西、粤北相对欠发达区域扶持省级示范性产业转移工业园建设，并编制实施产业转移区域布局总体规划，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2009年，广东已在30余个省级产业转移园中投入开发资金数百亿元，相对欠发达的广东东翼与山区工业呈现良好增长势头，分别增长17.8％和17.5％，增幅高于全省8.9个和8.6个百分点。
大信贷大投资填补结构调整“低谷”。2009年，广东中外资金融机构新增贷款1万多亿元，为上年规模2.65倍。与此同时，广东在公路港口、高技术、环保等“十大工程”中投入2万亿元，扩大内需力度空前，这些战略措施起到了明显效果。
有数据支撑，专家们的结论也就出来了：广东在经济结构转型中没有出现增速明显放缓甚至“休克”的“阵痛”，而是实现了“超常规转型”。
好一个“超常规转型”!
有人说，改革时期，理论一般具有双重功能，一是改革的设计，一是改革的总结。
现在总结性的一些言论开始出来了：
由于广东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提前量”，使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为当地创造了保增长、促增长的有利条件。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加速了当地结构调整步伐。在本轮危机中，不少广东企业升级加速，市场份额出现明显扩张态势。
这样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以双转移带来的广东经济结构调整，令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广东之机”；
“双转移”推动“整体崛起”，相对欠发达区域成为保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启示中国经济调结构
“总结”之后是“启示”。
广东抗危机样本给各地带来三大启示：
启示一，一般而言，产业结构调整总是伴随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回落。然而，广东在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过程中，仍保持了9，5％的较快增速。其“超常规转型”可为全国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借鉴。
启示二，要善于利用经济周期，以调整结构转型拉动经济持久增长应该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一般而言，经济萧条期是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机。“不进则退，珠三角要重温过去的繁荣要依靠产业的升级换代。”
对此，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有一个总结，广东坚持优先进行结构调整的地区，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引导优势传统产业乘势加快改造升级，不仅缓解了危机造成的生产、就业萎缩，有效遏止增长下滑态势，而且激活了整体经济结构向好，为下一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条件。
启示三，要积极利用国有经济进行“反周期调整”，在财政收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注意提高财政资金的产出效益，坚定不移地加大财政支出。2009年，广东国有经济投资4206.45亿元，同比增长52.2％；而民间投资的增长率仅为15.8％，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出现了负增长。
“启示者”之所以大力褒扬广东双转移的实践，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是：广东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发展不均衡，在经济地理布局上可看作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与不少省份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终结过度放任的经济政策
无庸讳言，双转移政策，是汪洋执政广东以来最受争议的一项政策，恰恰它推出的时刻，又赶上了全球金融风暴的风口。同情者说。汪洋真乃时运不济，大张旗鼓在广东力推双转移政策之时，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来袭，这叫人算不如天算；质疑者称，一个地区的产业升级，是市场自然而然形成的，类似的强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且不是又回到政府计划说了算的老路上去了?!
在议论纷纷中，“双转移”又被广东人取了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叫“腾笼换鸟”。然而，质疑者就问了，“笼子是腾出来了，鸟却没有飞来。”有观察者认为，双转移的政策逻辑，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面临又一次次产业大转移的假说之上的。而且，这个转移浪潮，依然呈现沿太平洋东岸转移的趋势。
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珠三角与长三角，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在时间点上正巧承接上一轮西方国家传统产业朝太平洋东岸转移的大趋势，所以促成了珠三角与长三角的腾飞。然而这一轮我们期待的西方高科技产业朝太平洋东岸转移的浪潮，似乎迟迟没有到来……
于是，力主双转移政策施行的汪洋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关注到，在2008年那个春夏之交，金融风暴突然袭来，那些珠三角经济简直可以用“风雨如晦”来形容的日子里，汪洋频繁视察东莞，因为这里不仅是广东实行双转移涉及企业最多的地区，也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重的地区，因而，它也是最令汪洋放心不下的地区。
的确，就如一位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所感叹的那样：东莞不仅是个地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者来说，还是一个标杆。每每到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外界总是喜欢把“东莞模式”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参照系，放在天平上左右比较、褒贬一番……
素来稳重慎言的人民日报如此，何况世人乎。
诚如所言，如果说双转移带来了一阵珠三角企业前所未有的震荡，那么作为旋风中心的东莞，就是震中!不仅广东，全国的媒体一时间都齐聚东莞。“东莞不行了”，“东莞倒下了”，媒体尽齐放大的功能，全是一付“找茬”嘴脸。我们看一看当年各路媒体对东莞双转移过程中诸多报道的标题吧——
“东莞化”的隐忧；
东莞：双边缘化困境下的双转型；
东莞“腾笼换鸟”效应：企业掀起“集体倒闭潮”
东莞的告别；
东莞，被凿开的口子；
东莞模式：脆弱的“青楼式经济”……
西方媒体的报道似乎少了一点感情色彩，美国《华尔街日报》更喜欢用严谨的数字说话，“受困于高涨的成本和日益嚴格的监管，成千上万家工厂弃珠三角而去，珠三角7万家港资工厂中10％今年将停产。”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认定媒体都是“标题党人”。2008年盛夏，北京一家背景不小的周刊记者采访东莞，用这样富有诗意的文字开头：
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对第一代东莞外来工来说，他们面临一场“讲不出的告别”。
然后笔锋陡然一转：“2008年4月23日，东莞国，信鞋业塘厦厂区。女工赖彩云扑倒在水泥地板上，满脸鲜血，牙齿摔掉五颗……这一切都缘于两天前的“裁员通知”。记者接着说到：“对她和同伴们来说，东莞转型一时还难以理解，却必得由她们承受最直接的代价”。
许多北方来的记者，喜欢用感性的语言来描写此时的东莞：
走在东莞风岗镇工业区附近的街上，许多随着z-T和民工的离去而失去了消费者的店铺，早已_开始一批批地倒闭。随处可见紧闭的铁闸门上方挂着招租的广告牌。“老板走了，z_f-倒了，人都空了。”一家餐馆的老板说。虽是就餐时间，他的餐姹里面却没有一个客人。
一家比较温和的中央媒体，在采访东莞之后，也忧心忡忡地写道：东莞在转型，珠三角在升级。离开，成为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的宿命。
也是北京一份新闻周刊有如下描写：
6月25日下午，坐落在东莞望牛壤镇官洲的富东漂染厂显得异常冷清，偌大的厂区空空荡荡，只有一名保安在门卫亭里打瞌睡。
富东是附近规模较大的漂染厂，正常开工时有1000多工人。但从去年开始，这家厂就停工了，生产设备也陆续被搬走，只留下几个保安看守厂房。
官洲是望牛墩镇最靠近珠江出海口的地方，方便排污，所以坐落在这里的基本都是漂染、造纸等污染类企业。这两年东莞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污染企业的环保牌一年一续，抓得很严，去年富东续牌失败，只好整厂搬迁。
“设备和人员都搬到江西去了，这里的厂房还没到期，要转租出去，听说正在跟新老板谈合约。”保安告诉记者。
在那个夏季，东莞突然涌来不少外地记者，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转来转去，然后发现，在东莞在东莞厚街、长安、道浯等几个镇的工业区，像富东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工业区到处贴满了空置厂房招租的信息，东莞的产业转移正在提速。仅东莞虎门一个镇，搬去越南的电子信息类企业就有300多家。
当然不仅是媒体记者的凭空放大，在东莞长安扎根多年的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总经理就曾断言：“东莞的纺织印染企业有20％左右已经关闭或外迁，剩下的80％很快也会面临相似的命运。”
后来，记者来得多了，采访的多了，就为这座城市起了一个新名字：“减人的城市”。
的确，在这坐拥有号称800万民工的城市，从2008年开始，民工从东莞“脱离而去”的速度，将越来越快。以至东莞市台商协会的一位负责人亦曾忧心忡忡地说。“东莞千万需要注意别让自己的能量随着人气跑掉”。
“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政策调整、金融风暴，无不是企业心头的痛。”东莞企业主诉苦说。
又岂是企业主的心头之痛，对于东莞地方来说，这更是政府的阵痛!
整体崛起，不转移就没有出路
产业转移，成为了东莞最敏感的词汇——大批企业倒闭、迁移，对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来说，都是阵痛啊!以至东莞有的领导在背后把东莞双转移中遇到的阵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成是“双边缘化”。
当然这不仅是东莞的课题。为了实现省内转移，广东在惠东、河源、肇庆等地建设了23个产业转移工业园。以地处深圳和东莞之间的惠州为例，惠东县由于原来的发展相对滞后，土地存量相对较多，为了迎接双转移，很快就成立了产业转移工业园，园区规划总面积17237亩；惠城区也准备在潼湖镇、沥林镇规划建设约8平方公里的产业转移园，重点引进深圳和东莞的“三高”项目。
承接地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在双转移开 初，真正对产业转移工业园表示感兴趣的企业却并不多。以至有学者专家调查后得出结论，产业转移工业园发展情况确实非常不理想，企业实际进入的数量不是很多，已经进入园区的企业在经营发展上也不太顺利。原因之一是产业链没有形成，企业要到其他地方配套，配套成本提高了，而远离珠三角，物流等成本也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不愿意前往产业转移工业园，宁愿转到其他省份甚至越南去——一位学者当时断言。
对于双转移政策的实施，连省内知名专家、省社科院區域竞争力中心主任丁力亦有不同看法：“产业转移本身是一个市场行为，但这两年珠三角产业转移速度加快，除了市场因素外，很大程度是因为政府‘有形的手’的推动，我不太认同这种做法，自然淘汰才是最适度的。”
这位浙江大学的博士直言：(双转移中)抗风险能力弱、经不住自然淘汰的企业走掉，不可惜。但那些有着成千上万员工的大厂=本身抗风险能力比较强，既然他们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能生存下去，那就应该让它继续生存发展，而不是使用行政干预甚至贴钱，强行将其转出。毕竟，这样的企业转出对地方政府来说是心头之痛，如果他们转移到省外，那对整个广东省的GDP和税收都是一个大损失。
其实，直到今天，丁力仍然对此持有学者的保留态度：—方面他说，珠三角产业转移带动了周边经济发展，这是可圈可电的亮点。—方面他又认为，金融危机来了以后，腾笼换鸟是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鸟不飞进来，以后的发展速度可能要放慢。
他用这样一段话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广东逆市而上通过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加快了珠三角经济转型的步伐，这是需要给予鼓励的。但此次产业转移的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随着传统产业的大量转移，珠三角一些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遭遇困难，一些地区经济出现负增长。另外，产业转移意味着传统企业在空间上的迁移，如果环境保护措施不得力，污染难免会随着企业的转移扩散到环珠三角地区；再者，广东国际订单的减少与招商引资的困难已经给广东双转移带来诸多挑战，然而欧美消费者行为模式的改变，全球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的预期以及随之出现的人民币升值的不可避免，会在更广和更深层面对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对广东的经济转型与双转移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其实丁力所坚持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所谓劳动密集，也有程度之分。既然可以贴钱将这些企业转出，为什么不能用政策和资金扶持他们改造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珠三角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态度不应该矫枉过正，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不一定不好，制造业依然是广东具有比较性优势的产业。”
“计委出来的人身上有股子定力”
你说这舆论汹汹能不感受到压力么?可能压力最大的时候，还是2008年底，12月25日，连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都出来说话了，说一些地方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显得有些急，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腾笼换鸟的地方”，不言而喻，指的是广东。
然而，曾经在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前身)副主任岗位上历练过的汪洋，显然对规划之事有着绝不动摇的信念。一位曾经在国家计委工作过的人士告诉笔者，计委出来的人，身上往往有股子定力。汪洋这时候充分展现出这种不为左右干扰的坚定气质，并且用这种气质影响着周围的干部。他不止一次对干部讲，现在是倒逼机制，逼着我们搞产业调整了。“不管别人怎么说，双转移要坚决，”腾笼换鸟“要坚决。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
一次，在未事先通知当地官员的情况下，汪洋突访东莞。当天下午，他当着闻讯匆匆赶来的东莞镇以上全体官员的面，斩钉截铁地说，东莞必须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这次会上，他的一句话，日后被媒体广泛引用：“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坚定。但是，大胆改革，还要小心求稳。从事多年地方经济工作的汪洋知道，产业转移如果速度过快，且转移路径完全不受控制，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整个广东省的GDP和税收都是一个大损失。所谓“腾笼换鸟”，好“鸟”毕竟有限，内部升级，打造品牌，是珠三角产业升级的一大重心。所谓“胡萝卜加大棒”，实际上也是内部升级的一种设想方案。
然而，材料显示，从珠三角撤离的企业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前店后厂型的贴牌生产企业，这类企业的总部在香港和台湾，其总部和研发中心不可能内迁；第二类是珠三角的中小企业，它们大部分都比较小，生产研发等浑然一体，没有总部的概念；第三类是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被认为是有“根”的，如果他们能实现省内转移，则最有可能体现双转移的设想。而要实现这个设想，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必然成功，否则，人家就找不到继续留在广东的理由。而一旦生产中心远离广东，在东莞设立总部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
一往无前地试。理论元老皇甫平赞“良政善治”
经历了，2008年的大风大浪，经历了_2009年“不争论，允许试”的坚持，今日终于得到北京的肯定，2010年3月，全国两会上，不仅中央肯定了广东应对金融危机，产业转型升级的做法，而且开始得到国内理论权威的肯定。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在两会上对采访的记者说：“我刚从广东调研回来，广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别看广东受的影响最大，但是，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地区经济的辖型。”
他又说，“广东的‘腾笼换鸟’也做得很好。‘腾笼换鸟’实际上就是产业的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很对的”。
这时候，另一位中国改革理论的元老，也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皇甫平，也站出来说话了。这位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大声疾呼改革，写出著名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这样评价汪洋两年来的政绩：
汪洋书记到广东工作后，掀起一场继续解放思想的风暴，当时有人觉得是不是“用力过猛”；世界金融危机袭来，广东率先提出趁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并形象地称为“腾笼换鸟”，当时也有人指责这一政策过于激进，危机当头还是要多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
现在看来，多数同志都已认识到，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不是短期的经济下滑，而是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
现在回过头来看，广东“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试图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中“杀出一条血路”，虽然现阶段尚未显著见效，但广东地方党委政府对现实矛盾的敏感性和政策的转型，需要冲破现有利益格局的牵制，摆脱改革30年后的“钝化”效应。恢复改革开放初期“拓荒牛”的那种勇气和锐气，的确需要一场新的解放思想运动 的冲刷，和壮士断腕式的决心。
汪洋书记多次强调：“不转，就没有出路!”这样的胆识，值得称道。
一口一个“汪洋书记”，是否透着这位改革的理论元老对作为“党内小字辈”的汪洋胆识的敬重与赞赏?
皇甫平还说：地方治理，涉及较大规模的利益格局調整和制度兴革之事，在启动阶段往往毁誉不一；真正利国利民的良政和善治，有时要过上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更清楚，但无论早晚，历史一定能给予定评。超常规转型成效昭显
舆论的突然转向，意味着大家对汪洋在广东推行的新一轮先行先试有了某种共识。
双转移政策实施两年后的数据。也在支撑着广东双转移的成效：
2009年广东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9万亿元，增长9.5％，人均GDP增长8.4％，与GDP增幅差距缩小至1.1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低水平。
“双转移”推动“整体崛起”，相对欠发达区域成为保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早在2008年，广东就出台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一次性拿出75亿元财政资金，在粤东、粤西、粤北相对欠发达区域扶持省级示范性产业转移工业园建设，并编制实施产业转移区域布局总体规划，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2009年，广东已在30余个省级产业转移园中投入开发资金数百亿元，相对欠发达的广东东翼与山区工业呈现良好增长势头，分别增长17.8％和17.5％，增幅高于全省8.9个和8.6个百分点。
大信贷大投资填补结构调整“低谷”。2009年，广东中外资金融机构新增贷款1万多亿元，为上年规模2.65倍。与此同时，广东在公路港口、高技术、环保等“十大工程”中投入2万亿元，扩大内需力度空前，这些战略措施起到了明显效果。
有数据支撑，专家们的结论也就出来了：广东在经济结构转型中没有出现增速明显放缓甚至“休克”的“阵痛”，而是实现了“超常规转型”。
好一个“超常规转型”!
有人说，改革时期，理论一般具有双重功能，一是改革的设计，一是改革的总结。
现在总结性的一些言论开始出来了：
由于广东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提前量”，使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为当地创造了保增长、促增长的有利条件。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加速了当地结构调整步伐。在本轮危机中，不少广东企业升级加速，市场份额出现明显扩张态势。
这样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以双转移带来的广东经济结构调整，令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广东之机”；
“双转移”推动“整体崛起”，相对欠发达区域成为保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启示中国经济调结构
“总结”之后是“启示”。
广东抗危机样本给各地带来三大启示：
启示一，一般而言，产业结构调整总是伴随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回落。然而，广东在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过程中，仍保持了9，5％的较快增速。其“超常规转型”可为全国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借鉴。
启示二，要善于利用经济周期，以调整结构转型拉动经济持久增长应该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一般而言，经济萧条期是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机。“不进则退，珠三角要重温过去的繁荣要依靠产业的升级换代。”
对此，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有一个总结，广东坚持优先进行结构调整的地区，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引导优势传统产业乘势加快改造升级，不仅缓解了危机造成的生产、就业萎缩，有效遏止增长下滑态势，而且激活了整体经济结构向好，为下一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条件。
启示三，要积极利用国有经济进行“反周期调整”，在财政收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注意提高财政资金的产出效益，坚定不移地加大财政支出。2009年，广东国有经济投资4206.45亿元，同比增长52.2％；而民间投资的增长率仅为15.8％，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出现了负增长。
“启示者”之所以大力褒扬广东双转移的实践，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是：广东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发展不均衡，在经济地理布局上可看作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与不少省份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