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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所言企业家是社会进步和创新的主体力量，市场繁荣和经济的增长，无一不与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快速增长息息相关，企业家队伍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从理论上探讨企业家的成长，可以帮助推动企业家经济的发展。基于此，企业家的成长历程、成长的影响因素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视线，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内容。本文没有采用传统的以各流派为线索来进行文献综述，而是从企业家的内涵与外延入手，立足企业家个人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将其成长影响因素进行归类，主要从三方面展开：1.企业家个体因素；2.外部环境因素；3.内外部因素的互动，对学术界诸理论进行梳理的同时，分析当前企业家成长研究在方法和内容的最新趋势。
二、企业家、亚企业家的内涵
“企业家”一词最早出现在16世纪法语中，后由经济学家萨伊（1830）最早赋予了企业家经理人角色。经济学家科斯纳将企业家界定为能够发现机会、捕捉到机会并创造利润的人，他们从现实经济普遍存在不均衡现象的前提出发，凭借自己的创造力、洞察力和领导力，去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均衡，造就交易和效用。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熊彼特（1911）提出的企业家创新职能，他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市场是不完全的，不确定的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利润机会，激励着企业家的创新，不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成长的重要动力。
我国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企业家是具有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合作精神的人。历以宁把企业家看成是一种素质而非职业，企业家应具备三个素质，即有眼光、有胆量、有组织能力。丁栋虹通过对企业家成长模式的研究，提出企业家异质性人力资本概念，认为凡是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为异质性人力资本；反之，则是同质性人力资本，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探讨企业家的视角。
亚企业家作为企业家概念的外延，其含义是指拥有部分或全部企业家素质能力，但没有被社会认可为企业家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也可以定义为，是拥有部分或全部企业家素质能力而仍处于企业家潜能阶段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亚企业家群体主要构成包括：一些大中型企业的董事长、CEO或二级企业的副职；拥有一定企业家素质能力，但其素质能力没有被社会认可的中小企业主；分布于企业经营各层次的经理人员，担任“雇主”的助手，管理是他们的主要职责。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论述了企业家人才内涵，他们都有着内在的、一般的规定性，即企业家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以经营企业为自己的职业，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对企业生产性活动和交易性活动的综合协调和不断的判断性决策和创新活动，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效结合。
三、企业家生成途径
罗朝阳（2008）认为人力资本具有“背景依赖性”、“专用性”等特征，在动态环境条件下，企业家个体并不一定一直拥有企业家人力资本，拥有其它类型人力资本的个体也有可能通过转换而拥有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旦他不再执行企业家的职能时，他就不再具有企业家的特质，也就不再是企业家了。
企业家形成的动态性，导致其生成途径的有多样性，总体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经营管理型，从企业基层逐步积累知识和能力，最终走向企业的最高层；二是自主创业型，从经营小企业开始，逐步使企业成长壮大，最后成为出色的企业家。孙学敏（2007）从区域孵化、培育的角度，将企业家群体生成方式概括为四类：大企业孵化与分化式；孵化器孵化式；城镇、城市孵化式；产业或产业集群依托方式。而对于企望成为企业家的亚企业家群体来说，其企业家成长路径可分为自主创业型和非自主创业型。根据起步条件的不同，自主创业又可分为货币资本型、知识技术型和风险极化型，其中以知识技术型和风险极化型成长路径为主；非自主创业为经营管理型。
张惠忠、陈才庚等（2000）将民营企业家的生成途径归纳为四类：资本积累型、承包人转化型、改制型和职业型。若从企业家成长背景来区分的话，可分为来自政府官员的企业家、来自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企业家、来自商人的企业家等等。张莉（2004）将我国企业家按经济发展状况分为四代，分别是官僚型企业家、创业型企业家、专家型企业家、经理型企业家。由于个体因素、成长背景、经营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企业家们不同的生成途径、成长方式。对企业家成长模式的划分，有助于更加全面、具体地认识企业家的成长。
四、企业家成长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企业家成长的个体因素
在个体特征方面， McClelland通过对企业家素质的研究，发现成功素质包括高的成就动机，能够勇于接受挑战，创新、强调个人贡献。成就动机强的人，抱负水平就高，其需求层次也较高。熊彼特认为创新尤其是创造性的破坏，是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我国学者高希均(2000)认为企业家精神即“具创意、有胆识、敢投资、担风险”四个特质；汪丁丁(2000)把企业家精神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精神”、韦伯所说的“敬业精神”、诺斯提出的“合作精神”。实证研究中，考察和引用较多的企业家素质有个体的成就需求、风险承担倾向、模糊的忍耐力、内控点、逆境坚韧度、创新性等。
在能力特征方面，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介于市场与组织之间的中间人，具备通过对不确定环境的敏锐观察，能挖掘出具有市场价值的机会、获取资源，并构建组织的能力。卡森(1982)提出成功的企业家应具备承担风险的能力，熟悉市场运作知识、技术诀窍以及营销技巧、管理技能，同时还应具有合作能力；奈特根据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来论述企业家应该具备的三种能力：洞察他人能力的能力、让别人相信自己有能力的能力、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郝苗苗(2006)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视角，指出企业家持续性的学习能力是企业家成长成为可能的唯一希望。
在综合各位学者思想的基础上，戴玲(2005)把企业家人力资本划分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知识性人力资本，由企业家所拥有的专业系统的知识和技能所构成；二是精神性人力资本，是由企业家的精神理念、价值观、行为习惯等非知识性因素所构成。王安全等（2002）将有关影响企业家成长的个体因素提炼为五大个体特征和三大能力特征，分别是：自我效能、独立性、成就动机、冒险性以及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对不确定性环境的承受能力、捕捉机会的能力以及多学科知识的学习掌握运用能力、跨职能部门的工作能力。
（二）影响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因素
姚水洪(2004)指出企业家的生成和成长是一系列社会选择的结果，这种锻炼、培育成熟企业家的装置称之为“企业家成长生态系统”。鉴于我们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特殊环境，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目标，这就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视角来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将从企业外部环境、企业内部环境两方面展开。
1.企业外部环境
赵文红等(2000)认为一个人是否愿意或能够从事企业家活动，与个人成长环境、社会对从事企业家活动的态度以及社会经济是否给予从事企业家活动的机会等有关系。郑海航(2003)在考察中国企业家成长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家成长的宏观环境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同时指出宏观环境是决定企业家成长快慢和企业家成熟与否的关键。姚水洪(2004)认为，在中国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包括：制度体制环境、识别选择环境（选择机制、评价机制和企业家市场）、法律运行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政治因素方面，政府作为创建创业型社会重要载体，可以通过建设创业基础设施（如创业园区、创业基金等）、税收和教育培训机构等手段，鼓励和开发企业家资源。Mark A.Dutz (2000)发现，政策在两个方面对促进企业家成长非常重要：一是通过保护商业自由、财产权和合同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减少企业将资源应用于无生产力的活动(如贿赂、寻租等)，使企业将重点更多地放在维持由生产和创新带来的回报上；二是通过更积极的供应商方面的竞争政策，强调获取基本商务服务和其他所需的本地输入的方式和获取很多其他商业基础设施，降低垄断和闭塞的影响，为平民企业创新开发机遇。Pao-Long Chang和Hsin-Yu Shih(2004)发现两个政府在政策的规划，企业研发、融资，推进人力资源的发展、技术衔接，促进科技创业方面具有相似性，推动了企业家创业。可见，政府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家创业的积极性以及企业家经营的成败。
经济因素方面，Lohmann(1998)将企业可获得资源分为可见资源、不可见资源和生态资源三种形式。可见资源包括工厂、设备、技术等，不可见资源包括企业家的经验和洞察力等，而生态理论则包括资本、有经验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和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企业可获得资源的外界经济环境是企业家成功的首要因素。Highfield和Smiley(1987)的研究证实了一些宏观经济要素，如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失业率增加等，会使得创办企业的数量增加。Abetti(1992)认为某一地区的技术专家能力、人力资源可获得性、支持性服务的状况、获得管理资源的网络状况、企业的融资渠道和具有优秀执行能力的管理人员都会影响一个地区企业家的发展状况。Bruno和Tyebjee(1982)认为影响企业家成长的区域因素有：风险资本可用性、有经验的创业者存在、技能娴熟的劳动力、供应商的可接近性、消费者和新市场的可接近性、政府的干预、周边的大学及土地和设施的可用性、交通的便利性、人们的创业态度和支持服务的可用性、人们的生活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会影响企业家的成长，另一方面企业家资源的多寡又会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
文化因素方面，霍夫斯蒂德提出文化五个维度，即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刚性取向与柔性取向和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林新奇( 2007)指出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群体，所以他们成长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企业家成长与文化环境之间，不是一种单向的、被动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Kan-ichiro Suzuki(2002)发现美国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来自于教育的培训，而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来自于家庭或团队集体精神的熏陶，中国企业家精神来源于家族意识的根深蒂固，在经营管理中易任人唯亲。何涌（1994）认为，孔孟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家经营的行为及成长模式。可见，文化对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将产生重要影响。
2.企业内部因素
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包括企业环境和社会环境，除了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影响外，还受企业环境的影响，企业作为企业家活动的舞台，其成长离不开企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企业家是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培育和形成核心能力的活的灵魂；而企业战略只有与企业家精神相融合，才能成为整个组织战略实施的核心推动力。所以，企业战略、企业核心能力和企业家三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三）内外部因素的互动
1.关系网络
关系网络视角下的企业家成长就是个人在成长的不同阶段根据需要不断地从其所在的各种关系网络中获取情感、信息、资金等支持，使其偏好、预期和约束条件发生改变，从而采取行动的过程。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行为由利益和社会关系两个因素组成，社会关系来源于个人的主观认同，这种主观认同包括血缘、地缘、业缘、共同特征等因素。姚水洪(2004)将企业家的生成和成长看成是一系列社会选择的结果，这种锻炼、培育成熟企业家的装置称之为“企业家成长生态系统”，它由以下几组关系构成：企业家与社会网络的关系；企业家与政府和机构的关系；企业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企业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薛澜、陶海清（2004）在研究企业家社会网络时发现，在产业集群出现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主要由局限于狭隘区域的强联系所组成；在产业集群的成长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主要由跨区域的弱关系所组成；在产业集群的成熟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主要由地理范围更广的强关系所组成。
2.企业家机会
机会学派认为企业家机会是由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引起的，但机会的识别与利用则与个体特性有关。其代表人物柯兹纳认为企业家机会不是一般的存量资源，它出现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是企业家过去活动的结果。企业家机会有不同的生成形式，有存在于产品市场的机会，也有存在于要素市场的及新技术市场中的机会。李垣（2004）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将企业家活动量在国家间以及同一国家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归因于不同制度和经济特性，因而，企业家机会的产生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受政府政策、制度、地区发展状况及相关政策共同影响的。赵文红等(2000)建立了企业家成长环境的机会、动机和能力分析框架，同时发现个体是否愿意或能够从事企业家活动，与是否存在机会有很大关系。企业家机会的产生受环境的变化、市场的不协调、信息的滞后以及市场中其他因素的影响；企业家机会的识别取决于企业家自身的特定知识、企业家信息获取和企业家对机会的评价；而企业家机会的开发则取决于机会的特性、个体的差异、企业家开发模式的选择，所以，企业家机会具有个人和地域的双重特性。
五、未来研究的展望和建议
研究企业家的成长问题，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具有基础性的学术和应用价值。企业家成长是一个内外部机制协同作用以及蹂合地域特色的综合企业家行为。从上文可以看出，对企业家成长的研究要么聚焦于企业家个体因素，要么聚焦于环境因素，维度较为单一，而企业家成长却是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需要将各维度整合起来进行系统分析。对企业家成长影响因素的分析，不能局限于只做定性描述，在今后的研究中，专家们可以考虑将企业家成长的动态过程进行量化研究，针对特定的企业家群体，进行实证研究。
企业家人才队伍包括企业家和亚企业家。亚企业家能力素质介于一般劳动者与企业家之间，分布于企业经营管理各个层次的经理人员或中小企业主，数量远多于企业家，若将亚企业家纳入企业家人才成长研究，有助于扩充企业家人才队伍。
在促进企业家成长的对策方面，从政府的角度，刘功（2000）认为企业家市场是企业家成长机制的核心，要组建宏大的职业企业家队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配套制度，建立企业家市场选择机制；从企业自身角度，陈爱吾（2005）认为企业家成长需要健全企业家选拔和招聘机制、使用和考核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培训机制及企业家流动五种机制；尚会永（2009）提出了促进企业家成长的三条建议：制度层，提高企业家成长的制度适应性和弹性；操作层，政府提升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活力；文化层，倡导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文化。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考虑到企业家成长的漫长过程及成长路径的差异，根据不同成长路径来具体研究企业家成长对策。
（作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所言企业家是社会进步和创新的主体力量，市场繁荣和经济的增长，无一不与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快速增长息息相关，企业家队伍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从理论上探讨企业家的成长，可以帮助推动企业家经济的发展。基于此，企业家的成长历程、成长的影响因素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视线，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内容。本文没有采用传统的以各流派为线索来进行文献综述，而是从企业家的内涵与外延入手，立足企业家个人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将其成长影响因素进行归类，主要从三方面展开：1.企业家个体因素；2.外部环境因素；3.内外部因素的互动，对学术界诸理论进行梳理的同时，分析当前企业家成长研究在方法和内容的最新趋势。
二、企业家、亚企业家的内涵
“企业家”一词最早出现在16世纪法语中，后由经济学家萨伊（1830）最早赋予了企业家经理人角色。经济学家科斯纳将企业家界定为能够发现机会、捕捉到机会并创造利润的人，他们从现实经济普遍存在不均衡现象的前提出发，凭借自己的创造力、洞察力和领导力，去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均衡，造就交易和效用。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熊彼特（1911）提出的企业家创新职能，他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市场是不完全的，不确定的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利润机会，激励着企业家的创新，不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成长的重要动力。
我国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企业家是具有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合作精神的人。历以宁把企业家看成是一种素质而非职业，企业家应具备三个素质，即有眼光、有胆量、有组织能力。丁栋虹通过对企业家成长模式的研究，提出企业家异质性人力资本概念，认为凡是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为异质性人力资本；反之，则是同质性人力资本，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探讨企业家的视角。
亚企业家作为企业家概念的外延，其含义是指拥有部分或全部企业家素质能力，但没有被社会认可为企业家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也可以定义为，是拥有部分或全部企业家素质能力而仍处于企业家潜能阶段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亚企业家群体主要构成包括：一些大中型企业的董事长、CEO或二级企业的副职；拥有一定企业家素质能力，但其素质能力没有被社会认可的中小企业主；分布于企业经营各层次的经理人员，担任“雇主”的助手，管理是他们的主要职责。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论述了企业家人才内涵，他们都有着内在的、一般的规定性，即企业家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以经营企业为自己的职业，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对企业生产性活动和交易性活动的综合协调和不断的判断性决策和创新活动，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效结合。
三、企业家生成途径
罗朝阳（2008）认为人力资本具有“背景依赖性”、“专用性”等特征，在动态环境条件下，企业家个体并不一定一直拥有企业家人力资本，拥有其它类型人力资本的个体也有可能通过转换而拥有企业家人力资本。企业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旦他不再执行企业家的职能时，他就不再具有企业家的特质，也就不再是企业家了。
企业家形成的动态性，导致其生成途径的有多样性，总体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经营管理型，从企业基层逐步积累知识和能力，最终走向企业的最高层；二是自主创业型，从经营小企业开始，逐步使企业成长壮大，最后成为出色的企业家。孙学敏（2007）从区域孵化、培育的角度，将企业家群体生成方式概括为四类：大企业孵化与分化式；孵化器孵化式；城镇、城市孵化式；产业或产业集群依托方式。而对于企望成为企业家的亚企业家群体来说，其企业家成长路径可分为自主创业型和非自主创业型。根据起步条件的不同，自主创业又可分为货币资本型、知识技术型和风险极化型，其中以知识技术型和风险极化型成长路径为主；非自主创业为经营管理型。
张惠忠、陈才庚等（2000）将民营企业家的生成途径归纳为四类：资本积累型、承包人转化型、改制型和职业型。若从企业家成长背景来区分的话，可分为来自政府官员的企业家、来自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企业家、来自商人的企业家等等。张莉（2004）将我国企业家按经济发展状况分为四代，分别是官僚型企业家、创业型企业家、专家型企业家、经理型企业家。由于个体因素、成长背景、经营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企业家们不同的生成途径、成长方式。对企业家成长模式的划分，有助于更加全面、具体地认识企业家的成长。
四、企业家成长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企业家成长的个体因素
在个体特征方面， McClelland通过对企业家素质的研究，发现成功素质包括高的成就动机，能够勇于接受挑战，创新、强调个人贡献。成就动机强的人，抱负水平就高，其需求层次也较高。熊彼特认为创新尤其是创造性的破坏，是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我国学者高希均(2000)认为企业家精神即“具创意、有胆识、敢投资、担风险”四个特质；汪丁丁(2000)把企业家精神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精神”、韦伯所说的“敬业精神”、诺斯提出的“合作精神”。实证研究中，考察和引用较多的企业家素质有个体的成就需求、风险承担倾向、模糊的忍耐力、内控点、逆境坚韧度、创新性等。
在能力特征方面，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介于市场与组织之间的中间人，具备通过对不确定环境的敏锐观察，能挖掘出具有市场价值的机会、获取资源，并构建组织的能力。卡森(1982)提出成功的企业家应具备承担风险的能力，熟悉市场运作知识、技术诀窍以及营销技巧、管理技能，同时还应具有合作能力；奈特根据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来论述企业家应该具备的三种能力：洞察他人能力的能力、让别人相信自己有能力的能力、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郝苗苗(2006)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视角，指出企业家持续性的学习能力是企业家成长成为可能的唯一希望。
在综合各位学者思想的基础上，戴玲(2005)把企业家人力资本划分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知识性人力资本，由企业家所拥有的专业系统的知识和技能所构成；二是精神性人力资本，是由企业家的精神理念、价值观、行为习惯等非知识性因素所构成。王安全等（2002）将有关影响企业家成长的个体因素提炼为五大个体特征和三大能力特征，分别是：自我效能、独立性、成就动机、冒险性以及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对不确定性环境的承受能力、捕捉机会的能力以及多学科知识的学习掌握运用能力、跨职能部门的工作能力。
（二）影响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因素
姚水洪(2004)指出企业家的生成和成长是一系列社会选择的结果，这种锻炼、培育成熟企业家的装置称之为“企业家成长生态系统”。鉴于我们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特殊环境，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目标，这就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视角来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将从企业外部环境、企业内部环境两方面展开。
1.企业外部环境
赵文红等(2000)认为一个人是否愿意或能够从事企业家活动，与个人成长环境、社会对从事企业家活动的态度以及社会经济是否给予从事企业家活动的机会等有关系。郑海航(2003)在考察中国企业家成长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家成长的宏观环境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同时指出宏观环境是决定企业家成长快慢和企业家成熟与否的关键。姚水洪(2004)认为，在中国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包括：制度体制环境、识别选择环境（选择机制、评价机制和企业家市场）、法律运行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政治因素方面，政府作为创建创业型社会重要载体，可以通过建设创业基础设施（如创业园区、创业基金等）、税收和教育培训机构等手段，鼓励和开发企业家资源。Mark A.Dutz (2000)发现，政策在两个方面对促进企业家成长非常重要：一是通过保护商业自由、财产权和合同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减少企业将资源应用于无生产力的活动(如贿赂、寻租等)，使企业将重点更多地放在维持由生产和创新带来的回报上；二是通过更积极的供应商方面的竞争政策，强调获取基本商务服务和其他所需的本地输入的方式和获取很多其他商业基础设施，降低垄断和闭塞的影响，为平民企业创新开发机遇。Pao-Long Chang和Hsin-Yu Shih(2004)发现两个政府在政策的规划，企业研发、融资，推进人力资源的发展、技术衔接，促进科技创业方面具有相似性，推动了企业家创业。可见，政府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家创业的积极性以及企业家经营的成败。
经济因素方面，Lohmann(1998)将企业可获得资源分为可见资源、不可见资源和生态资源三种形式。可见资源包括工厂、设备、技术等，不可见资源包括企业家的经验和洞察力等，而生态理论则包括资本、有经验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和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企业可获得资源的外界经济环境是企业家成功的首要因素。Highfield和Smiley(1987)的研究证实了一些宏观经济要素，如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失业率增加等，会使得创办企业的数量增加。Abetti(1992)认为某一地区的技术专家能力、人力资源可获得性、支持性服务的状况、获得管理资源的网络状况、企业的融资渠道和具有优秀执行能力的管理人员都会影响一个地区企业家的发展状况。Bruno和Tyebjee(1982)认为影响企业家成长的区域因素有：风险资本可用性、有经验的创业者存在、技能娴熟的劳动力、供应商的可接近性、消费者和新市场的可接近性、政府的干预、周边的大学及土地和设施的可用性、交通的便利性、人们的创业态度和支持服务的可用性、人们的生活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会影响企业家的成长，另一方面企业家资源的多寡又会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
文化因素方面，霍夫斯蒂德提出文化五个维度，即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刚性取向与柔性取向和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林新奇( 2007)指出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群体，所以他们成长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企业家成长与文化环境之间，不是一种单向的、被动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Kan-ichiro Suzuki(2002)发现美国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来自于教育的培训，而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来自于家庭或团队集体精神的熏陶，中国企业家精神来源于家族意识的根深蒂固，在经营管理中易任人唯亲。何涌（1994）认为，孔孟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家经营的行为及成长模式。可见，文化对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将产生重要影响。
2.企业内部因素
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包括企业环境和社会环境，除了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影响外，还受企业环境的影响，企业作为企业家活动的舞台，其成长离不开企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企业家是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培育和形成核心能力的活的灵魂；而企业战略只有与企业家精神相融合，才能成为整个组织战略实施的核心推动力。所以，企业战略、企业核心能力和企业家三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三）内外部因素的互动
1.关系网络
关系网络视角下的企业家成长就是个人在成长的不同阶段根据需要不断地从其所在的各种关系网络中获取情感、信息、资金等支持，使其偏好、预期和约束条件发生改变，从而采取行动的过程。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行为由利益和社会关系两个因素组成，社会关系来源于个人的主观认同，这种主观认同包括血缘、地缘、业缘、共同特征等因素。姚水洪(2004)将企业家的生成和成长看成是一系列社会选择的结果，这种锻炼、培育成熟企业家的装置称之为“企业家成长生态系统”，它由以下几组关系构成：企业家与社会网络的关系；企业家与政府和机构的关系；企业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企业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薛澜、陶海清（2004）在研究企业家社会网络时发现，在产业集群出现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主要由局限于狭隘区域的强联系所组成；在产业集群的成长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主要由跨区域的弱关系所组成；在产业集群的成熟阶段，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主要由地理范围更广的强关系所组成。
2.企业家机会
机会学派认为企业家机会是由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引起的，但机会的识别与利用则与个体特性有关。其代表人物柯兹纳认为企业家机会不是一般的存量资源，它出现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是企业家过去活动的结果。企业家机会有不同的生成形式，有存在于产品市场的机会，也有存在于要素市场的及新技术市场中的机会。李垣（2004）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将企业家活动量在国家间以及同一国家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归因于不同制度和经济特性，因而，企业家机会的产生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受政府政策、制度、地区发展状况及相关政策共同影响的。赵文红等(2000)建立了企业家成长环境的机会、动机和能力分析框架，同时发现个体是否愿意或能够从事企业家活动，与是否存在机会有很大关系。企业家机会的产生受环境的变化、市场的不协调、信息的滞后以及市场中其他因素的影响；企业家机会的识别取决于企业家自身的特定知识、企业家信息获取和企业家对机会的评价；而企业家机会的开发则取决于机会的特性、个体的差异、企业家开发模式的选择，所以，企业家机会具有个人和地域的双重特性。
五、未来研究的展望和建议
研究企业家的成长问题，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具有基础性的学术和应用价值。企业家成长是一个内外部机制协同作用以及蹂合地域特色的综合企业家行为。从上文可以看出，对企业家成长的研究要么聚焦于企业家个体因素，要么聚焦于环境因素，维度较为单一，而企业家成长却是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需要将各维度整合起来进行系统分析。对企业家成长影响因素的分析，不能局限于只做定性描述，在今后的研究中，专家们可以考虑将企业家成长的动态过程进行量化研究，针对特定的企业家群体，进行实证研究。
企业家人才队伍包括企业家和亚企业家。亚企业家能力素质介于一般劳动者与企业家之间，分布于企业经营管理各个层次的经理人员或中小企业主，数量远多于企业家，若将亚企业家纳入企业家人才成长研究，有助于扩充企业家人才队伍。
在促进企业家成长的对策方面，从政府的角度，刘功（2000）认为企业家市场是企业家成长机制的核心，要组建宏大的职业企业家队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配套制度，建立企业家市场选择机制；从企业自身角度，陈爱吾（2005）认为企业家成长需要健全企业家选拔和招聘机制、使用和考核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培训机制及企业家流动五种机制；尚会永（2009）提出了促进企业家成长的三条建议：制度层，提高企业家成长的制度适应性和弹性；操作层，政府提升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活力；文化层，倡导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业文化。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考虑到企业家成长的漫长过程及成长路径的差异，根据不同成长路径来具体研究企业家成长对策。
（作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