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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福尔曼是一位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朋友,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1944年夏,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冲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此书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这部作品被誉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不仅如此,福尔曼还把自己在1944年8月到10月采访晋绥边区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
采访延安及毛泽东等中共要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当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刚刚走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逆境,继续面临着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对遥远的西方世界来说,是一个急需破解的谜。许多国际友人勇敢地踏上了中国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而抗日中的重庆,国民党当局在大肆宣传共产党如何如何坏,这反而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对共产党的浓厚兴趣。这些新闻记者多半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共产党声言拥有着华北和华中的约9000万的人民——差不多等于美国人口的3/4。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引起美国人关注了。这一切驱使着福尔曼去延安了解真相。
1944年6月9日,哈里森·福尔曼所在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达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进行访问。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除拜会了毛泽东、朱德,听取了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抗日情况的通报等之外,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参加各种集会,访问边区英雄模范人物、作家、艺术家以及各阶层知名人士。
之后,福尔曼在《红色中国报道》中这样介绍:“清晨来了一个长官和三个卫兵。他们是正式来欢迎我们的,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从延安来,在山上不停地走了两天两夜,可是他们神采奕奕就像昨晚在附近的农舍过夜一样。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蓝色军装,戴着软的军帽,除了领上有一小块红色之外,没有阶级的标识。”这是记者福尔曼最先见到的来自延安的战士。
其中,福尔曼对毛泽东的采访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派了他的私人汽车即一辆半吨重的齐佛莱送货车来接福尔曼。这辆车子侧面的“救护车”字样的上面,漆着大大的红十字。红十字下面,漆着“纽约注册的华人洗衣联合会捐赠”等字样。毛泽东在面对着半打一并排的普通窑洞的小院子的门口迎接了我。
福尔曼生动地记下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在我眼里,毛泽东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两样。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蓝平都穿得极朴素,她穿着一身简朴宽博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他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会客室是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有着笨重粗糙家具的窑洞。在暗夜的窑洞里,唯一照明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杆子上的蜡烛。招待客人的是淡茶、土制糖果和香烟。毛泽东不断吸着在福尔曼看来是可怕的延安香烟,另一方面小孩子则在大人们谈话的全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注视客人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出去。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在中国人当中是身材高大的,肩膀广阔、体格结实。约有五十左右年纪,看起来却不到四十岁。他的整部面颜,有着异常高的额角,上面披散着一头黑发,一双特有表情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很易微笑,温柔地讲着话,而在他的热诚中,简直带些稚气。
毛泽东对福尔曼的谈话,使他感到毛泽东是一个极端清醒、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详细地向他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他告诉福尔曼:“共产党人现在并不要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愿意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些像林肯当年在美国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所桎梏着。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百分之八十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偿付地租,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毛泽东极富感情地举出陕北农民吴满有为例子,告诉福尔曼说:“吴满有必须为他所租种的土地付出这样一笔酷租,结果,他从他种出来赡养家庭的食粮中,便没有什么可留存下来的。在今天,中国有好几亿像吴满有一样的被压迫的人——好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妻子们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子女,或溺死他们,而他们自己也变为乞丐或土匪。由于这样的穷困,我们的农民很易患疾,甚至在今天的边区,婴孩死亡率仍高达百分之五十。”
毛泽东向福尔曼指出,中国共产党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经济方面,一方面要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又不采取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9年9月22日,和国民党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中共在现阶段既不要求、也不计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在经济上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并且在互利的协议之下,准许并且欢迎在中共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凡是中共能够做的,我们要尽量做,一些中共还不能做的事,则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资本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毛泽东指出,中共信仰和实行民主政治,在政府组织中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像今天国民党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接下来,福尔曼同毛泽东探讨起关于“共产党”的有趣话题——
“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那么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
毛泽东的答复是,这一名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明我所说的话,”他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俄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那么为什么,”福尔曼坚持说,“你们不改名呢——任何共产主义以外的名称呢?”
毛泽东摇摇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对于我们,或对于我们的天良上,并不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是突然改了别的名称,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外国也是一样——就会有那些人利用它来作资本,要指斥我们想隐蔽某些事实。不,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该改换名称。我们也无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福尔曼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他的思想是大家的意见的综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延安,毛泽东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于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作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自然不是些橡皮图章。因此毛泽东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会的混合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泽东最后的观点。
福尔曼指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极平易近人的领袖。在任何一夜,你可以见到头发蓬松、身着衬衫的毛泽东。这个共产党保护下九千万人民的领袖,会同一个延安大学伶俐的学生跳快步舞。那时,一个推小车车夫可以与朱德夫人同舞。朱德自己,五十万抗日军队的总司令,看起来像一个管牧场的老爷子,也抽出时间与一个年轻愉快的、只有他一半长和三分之一年龄的小姑娘跳舞。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及一打以上其他将军——他们每个人都使日本沮丧的军队丧失整个战区——在跳舞时可以见到他们回转得像跳跳蹦蹦的大学生一样。
采访晋绥抗日前线
福尔曼为了用事实揭露那些专事谣言攻击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人,特别写了一章《军事记录》,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如何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占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15弱,不过共产党军队却与45.9%的在华日军作战,以及约近80万的伪军中超过90%的军队作战。在战争的7年中,共产党打了92000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110万的日伪军,俘虏了15万的敌人。缴获物中包括32万支步枪,9000挺机关枪,6000尊大炮及一大堆杂色的军器。55个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除开大佐与少佐以外,包括一个中将与7个少将。在同一时期,共产党军队死伤超过40万以上,其中包括535个上校职位以上的军官。”
8月下旬,福尔曼和爱泼斯坦、武道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出的随员,前往敌后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
在著作《北行漫记》中,福尔曼也详细记述了晋绥前线的见闻。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
晋绥边区抗日军民听到福尔曼等几位外国记者要来晋西北前线访问,非常高兴。1944年7月20日,晋绥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晋西分会等16个民众团体,联名打电报欢迎他们前来敌后参观访问。他们在电报里概述了7年来边区军民在对日军斗争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揭露了日本强盗惨绝人寰的烧杀罪行之后说:“可是我们这些在敌后建立起来的自由中国国土,却从后面被封锁了,使我们与全国人民隔绝,与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隔绝,然而我们的心和全国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朋友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相信任何铜墙铁壁隔绝不了它。现在果然获悉诸先生从封锁线外来到抗日根据地,并且关乎敌后抗战情形,即将光临我晋绥边区,空谷足音,使我们感到无限兴奋欣慰。”
8月13日,福尔曼一行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参观了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9月4日,他们离开边区的首府兴县,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参观访问。
当福尔曼等通过马坊封锁线的时候,这个敌人盘踞多年的据点,适于9月6日晨刚被八路军攻克,途中见到大批被俘伪军。进入马坊村中,被毁燃烧的敌碉堡仍火光未熄,窗口浓烟四溢,碉堡周围重重的壕沟,层层的铁丝网,各种坚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见。福尔曼等认为,这种复杂的军事设备,证明了敌人对八路军的恐惧。
福尔曼等连夜进入第八军分区,沿途民兵地雷封锁线纵横密布,只能在一个窄道上通过,各种哨岗严密,人民普遍地参加了对敌斗争。抵达第八军分区司令部后,福尔曼等连日参观,看到了大批被俘日军和伪军,参观了地雷网保护下的分区医院及兵工厂,并与一批新抓获的日军俘虏进行了谈话。在旅途中,福尔曼等与参观八路军前线救护工作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他们一同于9月14日黄昏进入汾阳边山。当晚宿营于距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
这个时候,正逢八分区主力部队与游击队夜袭汾阳县城,这是日军在山西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9月15、16两日深夜,福尔曼等和卡斯堡少校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边山顶峰,眺望英勇的八路军奇袭敌人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等战斗情景。虽然时在深夜,寒气逼人,大家异常振奋,亲眼看见汾阳上空,浓烟滚滚,笼罩全城达两日之久;日军恐慌异常,龟缩在乌龟壳内,不敢出来应战。攻打汾阳的胜利消息传出来以后,边山群众提筐携篮,满盛瓜果肉类,兴高采烈地赶到军队驻地,慰劳英勇的作战部队,热情欢迎远道前来的盟邦友人。这种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令福尔曼等深受感动。9月17日拂晓,英勇的抗日军队再次将协和堡敌据点攻克,又有大批俘虏押下阵地,胜利品源源运进村庄,福尔曼等异常兴奋。
同参加汾阳战斗的八路军相处多日,于9月21日离开火线的时候,福尔曼等向参战部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还齐声三呼口号:“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他们当天回到八分区司令部驻地,又参观了驻地群众的反扫荡演习。第二天,前往静乐县娄烦镇附近,参观抗日军民围困娄烦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炸轰毁敌碉堡的战斗。
福尔曼等离开八分区后,冒雨前往晋绥边区第三军分区司令部驻地,并从那里前往临县三交镇敌据点附近,参观民兵英雄郭秉旺村的对敌爆炸封锁。在这里,爆炸已经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虽然这个村庄距离三交据点不过10余里,日军碉堡举目在望,但是由于群众已经充分动员起来,这个村庄已经成为敌人难于逾越的堡垒,给福尔曼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晋绥前线参观时,福尔曼等还曾同边区党、政、军领导同志会见与交谈。在他笔下,对这些领导人的可敬形象都作了实在的描绘。
10月2日,福尔曼等同卡斯堡少校一行西渡黄河,离开晋绥解放区前往延安。福尔曼等在晋西北前线作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以后向全世界报道了晋绥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炮火中进行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实况。这些报道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晋绥边区一直被国民党封锁着,外间流行着种种恶毒的流言蜚语。通过他们澄清事实的报道,“把真理告诉全世界”,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
为了保护记者团在敌后的安全,福尔曼等在晋西北的活动情况一直保密。直到1944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才系统地报道了他们在晋西北前线的话动,并且发表了社论:《送别盟邦记者团诸先生》。赞扬他们在敌后不畏艰险,身临火线采访的热情,向他们表示敬意。
采访的影响及福尔曼的变化
福尔曼等美、英记者历时5个月对边区的全面采访,以及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访问,使他们对国民党宣传的虚假性厌恶透顶。不等离开延安,他们便感到自己应当做点什么。福尔曼当众表示,他要把所见到的一切,毫无顾忌地告诉全世界。回到重庆后,福尔曼在给罗斯福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一封信中,大大抱怨蒋介石的检查制度使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说话”,因而要求与赫尔利同机回国。1944—1945年之交,这位急不可待的美国记者,回国后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他告诉美国人民,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这本书满足美国人民了解中共和边区真实情况的愿望。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等如实反映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一经面世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位美国评论家指出,它像埃德加·斯诺当年的主要著作《西行漫记》一样,打破了长达几年的“装甲封锁”。它被誉为一本权威性的纪实文献。《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向美国人民宣告,国民党历时5年的军事和新闻封锁,并未削弱八路军的影响。爱泼斯坦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同样受到美国人民热列欢迎。纳撒尼尔·佩弗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的一个最全面的报道”。福尔曼和爱泼斯坦都肯定地指出,他们见到了某种难以置信的东西——一个新的更好的中国。而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毫无疑义,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这些书籍与报道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媒体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福尔曼在采访中,不仅接触了王震、聂荣臻、朱德、毛泽东、江青、陈毅以及蒋纬国、胡宗南、阎锡山等众多的著名政治人物,而且将目光投向普普通通的八路军战士、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把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战斗以及他们因获得解放,享受民主激发起来的高昂斗志,传递给读者。作者跋涉千里,通过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反映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及深刻的政治变革。更有意思的是,福尔曼这次北行,原本是在国民党的监视下进行“采风”的,结果作者完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所感动,后来竟在随军采访中主动拿起武器,直接成为一名亲身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
通过这次深入红色中国的考察,福尔曼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中写道:“对于美国人,共产主义一直是恶魔。普通的美国人将勉强地承认俄国人在打纳粹方面,已经尽了很好的任务,但他仍不要和共产主义来往。在考察中国共产党时,那么就有两个问题发生:第一,他们和苏联有着什么关系?第二,这些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共产党到什么程度?
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能说的是这一点:在我五个月和共产党生活在一起的时期中,我没有看到和俄国的丝毫实际关系。没有俄国人的接济——没有大炮、飞机,或配备。没有俄国人的军事及政治顾问。在边区政府的少数几个俄国人,是一个站在手术台边一天经历16个小时的外科医生,及两个由中国政府在护照上正式签字而到来的塔斯社的代表。这两个塔斯社人员,据我所知道,并不发消息到莫斯科去——他们不过是收发定时的新闻稿件,正如今天全世界各处的军事政治中心地带,美国新闻处所发出的消息一样。
偶然,我看到马克思与列宁的肖像;但这些像一个革命的过去时期的古物一样。在每一个马克思或列宁肖像之外,我发现几百张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的肖像,这四个人的肖像悬挂于各处——于官署中,于商店中,于兵营中,于农民的茅棚中。斯大林的肖像挂在那儿,不是当为共产主义的领袖,而是当为联合国首领之一——联合国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一员。
这儿是那另一问题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党——根据俄国这一名词的定义是不是的。他们在目前,既不主张也不实行共产主义。在早期时代当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了那个党的哲学与实施的指导是对的。但当岁月进展了以后,中国共产党发现劝诱个人主义的中国农民改掉他的作为小块土地的主人的野心,而去相信新流行的集体主义,困难却日在增加中。一再的提出折中方案遂变为必要的,到了今天,中国共产党,并不比我们美国人更具有共产党的性质。我曾和中共主要领袖毛泽东讨论这一点。○
题图 深入晋西北采访的爱泼斯坦(左)、武道(中)和福尔曼
责任编辑 梅 宏
采访延安及毛泽东等中共要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当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刚刚走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逆境,继续面临着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对遥远的西方世界来说,是一个急需破解的谜。许多国际友人勇敢地踏上了中国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而抗日中的重庆,国民党当局在大肆宣传共产党如何如何坏,这反而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对共产党的浓厚兴趣。这些新闻记者多半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共产党声言拥有着华北和华中的约9000万的人民——差不多等于美国人口的3/4。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引起美国人关注了。这一切驱使着福尔曼去延安了解真相。
1944年6月9日,哈里森·福尔曼所在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达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进行访问。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除拜会了毛泽东、朱德,听取了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抗日情况的通报等之外,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参加各种集会,访问边区英雄模范人物、作家、艺术家以及各阶层知名人士。
之后,福尔曼在《红色中国报道》中这样介绍:“清晨来了一个长官和三个卫兵。他们是正式来欢迎我们的,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从延安来,在山上不停地走了两天两夜,可是他们神采奕奕就像昨晚在附近的农舍过夜一样。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蓝色军装,戴着软的军帽,除了领上有一小块红色之外,没有阶级的标识。”这是记者福尔曼最先见到的来自延安的战士。
其中,福尔曼对毛泽东的采访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派了他的私人汽车即一辆半吨重的齐佛莱送货车来接福尔曼。这辆车子侧面的“救护车”字样的上面,漆着大大的红十字。红十字下面,漆着“纽约注册的华人洗衣联合会捐赠”等字样。毛泽东在面对着半打一并排的普通窑洞的小院子的门口迎接了我。
福尔曼生动地记下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在我眼里,毛泽东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两样。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蓝平都穿得极朴素,她穿着一身简朴宽博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他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会客室是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有着笨重粗糙家具的窑洞。在暗夜的窑洞里,唯一照明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杆子上的蜡烛。招待客人的是淡茶、土制糖果和香烟。毛泽东不断吸着在福尔曼看来是可怕的延安香烟,另一方面小孩子则在大人们谈话的全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注视客人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出去。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在中国人当中是身材高大的,肩膀广阔、体格结实。约有五十左右年纪,看起来却不到四十岁。他的整部面颜,有着异常高的额角,上面披散着一头黑发,一双特有表情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很易微笑,温柔地讲着话,而在他的热诚中,简直带些稚气。
毛泽东对福尔曼的谈话,使他感到毛泽东是一个极端清醒、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详细地向他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他告诉福尔曼:“共产党人现在并不要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愿意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些像林肯当年在美国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所桎梏着。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百分之八十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偿付地租,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毛泽东极富感情地举出陕北农民吴满有为例子,告诉福尔曼说:“吴满有必须为他所租种的土地付出这样一笔酷租,结果,他从他种出来赡养家庭的食粮中,便没有什么可留存下来的。在今天,中国有好几亿像吴满有一样的被压迫的人——好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妻子们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子女,或溺死他们,而他们自己也变为乞丐或土匪。由于这样的穷困,我们的农民很易患疾,甚至在今天的边区,婴孩死亡率仍高达百分之五十。”
毛泽东向福尔曼指出,中国共产党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经济方面,一方面要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又不采取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9年9月22日,和国民党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中共在现阶段既不要求、也不计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在经济上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并且在互利的协议之下,准许并且欢迎在中共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凡是中共能够做的,我们要尽量做,一些中共还不能做的事,则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资本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毛泽东指出,中共信仰和实行民主政治,在政府组织中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像今天国民党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接下来,福尔曼同毛泽东探讨起关于“共产党”的有趣话题——
“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那么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
毛泽东的答复是,这一名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明我所说的话,”他说,“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俄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那么为什么,”福尔曼坚持说,“你们不改名呢——任何共产主义以外的名称呢?”
毛泽东摇摇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对于我们,或对于我们的天良上,并不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是突然改了别的名称,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外国也是一样——就会有那些人利用它来作资本,要指斥我们想隐蔽某些事实。不,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该改换名称。我们也无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福尔曼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他的思想是大家的意见的综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延安,毛泽东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于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泽东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作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自然不是些橡皮图章。因此毛泽东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会的混合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泽东最后的观点。
福尔曼指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极平易近人的领袖。在任何一夜,你可以见到头发蓬松、身着衬衫的毛泽东。这个共产党保护下九千万人民的领袖,会同一个延安大学伶俐的学生跳快步舞。那时,一个推小车车夫可以与朱德夫人同舞。朱德自己,五十万抗日军队的总司令,看起来像一个管牧场的老爷子,也抽出时间与一个年轻愉快的、只有他一半长和三分之一年龄的小姑娘跳舞。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及一打以上其他将军——他们每个人都使日本沮丧的军队丧失整个战区——在跳舞时可以见到他们回转得像跳跳蹦蹦的大学生一样。
采访晋绥抗日前线
福尔曼为了用事实揭露那些专事谣言攻击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人,特别写了一章《军事记录》,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如何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占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15弱,不过共产党军队却与45.9%的在华日军作战,以及约近80万的伪军中超过90%的军队作战。在战争的7年中,共产党打了92000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110万的日伪军,俘虏了15万的敌人。缴获物中包括32万支步枪,9000挺机关枪,6000尊大炮及一大堆杂色的军器。55个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除开大佐与少佐以外,包括一个中将与7个少将。在同一时期,共产党军队死伤超过40万以上,其中包括535个上校职位以上的军官。”
8月下旬,福尔曼和爱泼斯坦、武道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出的随员,前往敌后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
在著作《北行漫记》中,福尔曼也详细记述了晋绥前线的见闻。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
晋绥边区抗日军民听到福尔曼等几位外国记者要来晋西北前线访问,非常高兴。1944年7月20日,晋绥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晋西分会等16个民众团体,联名打电报欢迎他们前来敌后参观访问。他们在电报里概述了7年来边区军民在对日军斗争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揭露了日本强盗惨绝人寰的烧杀罪行之后说:“可是我们这些在敌后建立起来的自由中国国土,却从后面被封锁了,使我们与全国人民隔绝,与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隔绝,然而我们的心和全国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朋友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相信任何铜墙铁壁隔绝不了它。现在果然获悉诸先生从封锁线外来到抗日根据地,并且关乎敌后抗战情形,即将光临我晋绥边区,空谷足音,使我们感到无限兴奋欣慰。”
8月13日,福尔曼一行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参观了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9月4日,他们离开边区的首府兴县,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参观访问。
当福尔曼等通过马坊封锁线的时候,这个敌人盘踞多年的据点,适于9月6日晨刚被八路军攻克,途中见到大批被俘伪军。进入马坊村中,被毁燃烧的敌碉堡仍火光未熄,窗口浓烟四溢,碉堡周围重重的壕沟,层层的铁丝网,各种坚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见。福尔曼等认为,这种复杂的军事设备,证明了敌人对八路军的恐惧。
福尔曼等连夜进入第八军分区,沿途民兵地雷封锁线纵横密布,只能在一个窄道上通过,各种哨岗严密,人民普遍地参加了对敌斗争。抵达第八军分区司令部后,福尔曼等连日参观,看到了大批被俘日军和伪军,参观了地雷网保护下的分区医院及兵工厂,并与一批新抓获的日军俘虏进行了谈话。在旅途中,福尔曼等与参观八路军前线救护工作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他们一同于9月14日黄昏进入汾阳边山。当晚宿营于距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
这个时候,正逢八分区主力部队与游击队夜袭汾阳县城,这是日军在山西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9月15、16两日深夜,福尔曼等和卡斯堡少校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边山顶峰,眺望英勇的八路军奇袭敌人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等战斗情景。虽然时在深夜,寒气逼人,大家异常振奋,亲眼看见汾阳上空,浓烟滚滚,笼罩全城达两日之久;日军恐慌异常,龟缩在乌龟壳内,不敢出来应战。攻打汾阳的胜利消息传出来以后,边山群众提筐携篮,满盛瓜果肉类,兴高采烈地赶到军队驻地,慰劳英勇的作战部队,热情欢迎远道前来的盟邦友人。这种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令福尔曼等深受感动。9月17日拂晓,英勇的抗日军队再次将协和堡敌据点攻克,又有大批俘虏押下阵地,胜利品源源运进村庄,福尔曼等异常兴奋。
同参加汾阳战斗的八路军相处多日,于9月21日离开火线的时候,福尔曼等向参战部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最后还齐声三呼口号:“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他们当天回到八分区司令部驻地,又参观了驻地群众的反扫荡演习。第二天,前往静乐县娄烦镇附近,参观抗日军民围困娄烦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炸轰毁敌碉堡的战斗。
福尔曼等离开八分区后,冒雨前往晋绥边区第三军分区司令部驻地,并从那里前往临县三交镇敌据点附近,参观民兵英雄郭秉旺村的对敌爆炸封锁。在这里,爆炸已经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虽然这个村庄距离三交据点不过10余里,日军碉堡举目在望,但是由于群众已经充分动员起来,这个村庄已经成为敌人难于逾越的堡垒,给福尔曼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晋绥前线参观时,福尔曼等还曾同边区党、政、军领导同志会见与交谈。在他笔下,对这些领导人的可敬形象都作了实在的描绘。
10月2日,福尔曼等同卡斯堡少校一行西渡黄河,离开晋绥解放区前往延安。福尔曼等在晋西北前线作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以后向全世界报道了晋绥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以及他们在炮火中进行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实况。这些报道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晋绥边区一直被国民党封锁着,外间流行着种种恶毒的流言蜚语。通过他们澄清事实的报道,“把真理告诉全世界”,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
为了保护记者团在敌后的安全,福尔曼等在晋西北的活动情况一直保密。直到1944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才系统地报道了他们在晋西北前线的话动,并且发表了社论:《送别盟邦记者团诸先生》。赞扬他们在敌后不畏艰险,身临火线采访的热情,向他们表示敬意。
采访的影响及福尔曼的变化
福尔曼等美、英记者历时5个月对边区的全面采访,以及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访问,使他们对国民党宣传的虚假性厌恶透顶。不等离开延安,他们便感到自己应当做点什么。福尔曼当众表示,他要把所见到的一切,毫无顾忌地告诉全世界。回到重庆后,福尔曼在给罗斯福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一封信中,大大抱怨蒋介石的检查制度使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说话”,因而要求与赫尔利同机回国。1944—1945年之交,这位急不可待的美国记者,回国后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他告诉美国人民,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这本书满足美国人民了解中共和边区真实情况的愿望。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等如实反映了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一经面世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位美国评论家指出,它像埃德加·斯诺当年的主要著作《西行漫记》一样,打破了长达几年的“装甲封锁”。它被誉为一本权威性的纪实文献。《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向美国人民宣告,国民党历时5年的军事和新闻封锁,并未削弱八路军的影响。爱泼斯坦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同样受到美国人民热列欢迎。纳撒尼尔·佩弗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的一个最全面的报道”。福尔曼和爱泼斯坦都肯定地指出,他们见到了某种难以置信的东西——一个新的更好的中国。而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毫无疑义,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这些书籍与报道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媒体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福尔曼在采访中,不仅接触了王震、聂荣臻、朱德、毛泽东、江青、陈毅以及蒋纬国、胡宗南、阎锡山等众多的著名政治人物,而且将目光投向普普通通的八路军战士、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把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战斗以及他们因获得解放,享受民主激发起来的高昂斗志,传递给读者。作者跋涉千里,通过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反映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及深刻的政治变革。更有意思的是,福尔曼这次北行,原本是在国民党的监视下进行“采风”的,结果作者完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所感动,后来竟在随军采访中主动拿起武器,直接成为一名亲身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
通过这次深入红色中国的考察,福尔曼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中写道:“对于美国人,共产主义一直是恶魔。普通的美国人将勉强地承认俄国人在打纳粹方面,已经尽了很好的任务,但他仍不要和共产主义来往。在考察中国共产党时,那么就有两个问题发生:第一,他们和苏联有着什么关系?第二,这些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共产党到什么程度?
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能说的是这一点:在我五个月和共产党生活在一起的时期中,我没有看到和俄国的丝毫实际关系。没有俄国人的接济——没有大炮、飞机,或配备。没有俄国人的军事及政治顾问。在边区政府的少数几个俄国人,是一个站在手术台边一天经历16个小时的外科医生,及两个由中国政府在护照上正式签字而到来的塔斯社的代表。这两个塔斯社人员,据我所知道,并不发消息到莫斯科去——他们不过是收发定时的新闻稿件,正如今天全世界各处的军事政治中心地带,美国新闻处所发出的消息一样。
偶然,我看到马克思与列宁的肖像;但这些像一个革命的过去时期的古物一样。在每一个马克思或列宁肖像之外,我发现几百张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的肖像,这四个人的肖像悬挂于各处——于官署中,于商店中,于兵营中,于农民的茅棚中。斯大林的肖像挂在那儿,不是当为共产主义的领袖,而是当为联合国首领之一——联合国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一员。
这儿是那另一问题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党——根据俄国这一名词的定义是不是的。他们在目前,既不主张也不实行共产主义。在早期时代当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了那个党的哲学与实施的指导是对的。但当岁月进展了以后,中国共产党发现劝诱个人主义的中国农民改掉他的作为小块土地的主人的野心,而去相信新流行的集体主义,困难却日在增加中。一再的提出折中方案遂变为必要的,到了今天,中国共产党,并不比我们美国人更具有共产党的性质。我曾和中共主要领袖毛泽东讨论这一点。○
题图 深入晋西北采访的爱泼斯坦(左)、武道(中)和福尔曼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