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下老家接母亲，送她去蓬莱机场。母亲正在厢房的小磅秤跟前，一样一样称着面前的各种干货和食物：28个红富士苹果，一桶花生油，一塑料袋新磨的黏玉米面，一小袋新磨的面粉，一把香菜，一把洗干净了的葱白……
　　我在身后望着正弯腰忙碌着的母亲。看着她头上掩藏不住的灰白头发，像是老房子烟囱里飘荡出来的炊烟，随着微风左摇右晃。母亲头上的青丝都到哪里去了呢？虽然我从十多年前就逼迫自己慢慢接受母亲正在渐渐变老的事实，但母亲头上的灰白依旧像一把利刃，随着时间的累积叠加，那束被时间打磨的锋利刀刃折射出来的惨白刃光，刺得我不敢睁开眼睛将它瞧个仔细。我害怕那束惨白的刃光，刺得我心中发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在我的视线里，变得愈来愈陌生了呢？我曾仔细想过，也许并不是母亲变得陌生，而是我从母亲的身影里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我在害怕那个未来的我。
　　“怎么就只能免费托运40斤呢？这怎么够呢？”母亲一边将袋子里的东西来回倒腾，一边嘟嘟囔囔。登机只允许随身携带不超过20公斤的东西，这让以前坐火车时习惯肩上背着、手里拖着提着大箱小包的母亲非常不适应。
　　我说：“您这是去闺女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逃荒呢！”
　　母亲不以为意地撇撇嘴，说道，“这些都是咱自家地里种的结的，怎么也得给你妹多捎些，让她尝尝家里的味道。”
　　我担忧道：“若是您下飞机时，妹妹没及时赶到，您可不要乱走动。”
　　母亲拍拍胸脯，自信地说：“放心吧，鼻子底下就是路呢，丢不了的。”
　　我笑了，那一瞬间，我感觉母亲不像是一辈子没走出过乡门的60多岁的人，倒像是走南闯北闯荡惯了的侠客，一张嘴尽是侠肝义胆。
　　这是活了大半辈子的母亲第一次独自坐飞机出门。以前母亲去北京妹妹家，坐的是火车。母亲晕车，坐一趟火车十几个小时，常常吐得七荤八素。这若是放在别人身上，怕是早就打怵了，但母亲倔强得要命。只要妹妹在电话那端悠悠地喊上一句“妈——”，母亲就心疼得肝肠脾肺肾都跟着打颤，忘记了她还有晕车的毛病，恨不得立刻插上一对翅膀，直接翻山越岭飞到首都北京，飞到妹妹的身旁，帮她分忧解难。
　　妹妹结婚前，她的准婆婆就去世了。妹妹婚后生下一对双胞胎小子，从怀孕产子至今已有4年整，除了母亲偶尔去搭把手，两口子又得上班又得照料两个宝宝，也真是把她折腾得够呛。记得有一次妹妹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小住，因为一点小事跟母亲闹了脾气，她在网上订了机票，死活要带着孩子回北京，母亲虽然心里堵得慌，但还是拉下面子劝她不要离开。最后找我当说客，没想到我也同意让妹妹回北京。母亲一边拍着胸口叹气，一边质问我：“怎么连你也不理解我呢？”当时已成为孩子妈的我还不能理解母亲的质问，还在心里埋怨母亲干涉太多。现在想想，当时的母亲该是多么无奈，多么不知所措。
　　我帮着母亲把東西往车上搬，母亲不放心父亲，转过身又反复唠叨：“天冷了，就多烧些柴火，炕上暖和了，睡得也踏实。冰箱里有炒菜的肉，吃完记得早点去超市买回来。一个人，也不能糊弄……”
　　车渐行渐远，我看到反光镜里父亲的身影在不断缩小再缩小，车子拐了一个弯，反光镜里换成了往后倒移的路旁的杨树。
　　失去叶子的杨树落寞地立在道路两旁，顽强地与风作着抗争。失去了叶子，没有了光合作用，那些杨树就失去了活力。待到来年的春天，它们又会焕发生机，春意盎然。但是，那些日渐被岁月剥茧抽丝的老人呢？他们的春天又会在哪里呢？
　　去机场的路上，母亲显得有些兴奋，我出声劝道：“到了北京，妹妹他们若是周末想带您去外面吃上一顿，您就答应吧。也算是去体验首都文化呢。”母亲“嗯”了一声。我猜母亲一定知道我说的是去年那件事。妹妹要带母亲去外面吃饭，母亲嫌花钱多，偏要自己在家做，最后全家人都没出去。后来，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时，母亲竟哽咽地说：“我改，行吗？”那一刻，我与妹妹泪如雨下。我们做子女的到底做了什么，竟让母亲这样子委曲求全？先是我结婚生子，再是妹妹，只要哪个在电话那端喊上一句“妈”，母亲就会像迁徙的候鸟似地赶到我们的身边。
　　在这个世界上，能在我们面前愿意将身段放低，甚至低到脚底的泥土里的，没有别人，只有那个被称作母亲的人。
　　 （摘自《齐鲁晚报》2018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