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院长的一生应该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讲。第一个阶段是他1946年从国立艺专毕业后千里迢迢来到敦煌莫高窟参加工作，一直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在这十一二年间，段先生的成就主要在临摹敦煌壁画方面，当时他是美术组的负责人，凡是常所长不在敦煌的时候，所里的事情都委托段先生负责，实际上那时候所里除了常先生以外，段先生就是第二把手。这个阶段是敦煌研究所壁画临摹的高峰期、黄金时期，也是段院长壁画临摹的黄金时期。比如最著名的莫高窟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158卧佛洞的《各国王子举哀图》、榆林窟 25窟的《观无量寿经变》、217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等都是他这一时期临摹壁画的代表作。那时他才3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我是1953年到敦煌的，当时所里大概只有25个人，加上我们几个新来的，也还不到30个人。我们每年都要制订临摹计划，都是段先生先带领大家去洞窟看看，然后再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一起讨论制订出临摹计划。临摹壁画需要具备很扎实的线描功底，他就带领我们每天晚上练习线描，他自己也练。临摹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检查，他不是一个人检查，而是带领大家共同去看，请大家共同对一幅作品进行评价，指出来哪个步骤需要修改，一直修改到满意为止。这是一种很民主的办法，对于提高个人的绘画水平也有很大帮助，所以大家的心情比较畅快，和他相处得也很融洽。
　　第二个阶段是1957～1980年，这20余年间，由于大跃进、1960年的灾荒、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影响，他由一个敦煌研究所的公职人员变成了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1969～1972年，他们夫妇俩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段先生就把他所有的书都送给了资料中心。那时候的资料中心几乎没有什么书，只有一部《大藏经》和没有标点的《二十四史》，要个照片也很困难，因此他能这样做就更难得了。段先生经常爱说一句话：我办这些事情不是为了我私人，我没有私心，心底无私天地宽。他说这句话也是有原因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说出来，而且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内心。
　　第三个阶段就是1980年以后一直到1998 年退居二线。这18年间，他先是任所长，后又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这一时期他主要是做领导工作和研究工作。8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但仍然尽最大努力为敦煌研究院的各项事情奔波。这时候敦煌研院所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就是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怎样走，这在当时确实是关系研究院未来发展的大问题。当时人们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话听起来不好听，但是现实就是这样，这么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国内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屈指可数，所里共有四五十个人，其中研究业务的人员加上刚来的新人总数也超不过20个，敦煌学研究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可是日本学者却搞出洋洋十卷专著，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再加上由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全国所有的石窟都盯着敦煌，想看看敦煌研究所怎么搞；全国各个院校搞美术的人、对敦煌壁画感兴趣的人也都到敦煌来了，大家都注视着敦煌研究所。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段院长当时还是很有考虑的，他抓住了这样几件事情，为敦煌研究所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第一是搞展览，大力开展对外宣传。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敦煌，他接二连三地在国内外举办展览。1982年在日本，1983年在法国，1985、1986年又在日本搞了两次。通过这一系列的展览活动，打开了局面。第二是组织召开学术会议，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会议。举办展览是我们走出去，而召开学术会是把国内外的专家请进来，面对面交流，通过学术会议和世界打开平等交流的局面。当时参加学术会议的学者有来自台湾、香港等地区的，也有日本、印度、法国、美国等亚洲、欧洲国家的，这样就使得敦煌研究所开始与世界接轨，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了解敦煌研究所。第三是他从机构设置上把敦煌研究所提升为敦煌研究院，扩大了敦煌学研究范围，并向全国招聘人才。第四是段先生个人进行的研究。他之前的几十年主要从事临摹工作，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和资料。这一时期他写了关于敦煌艺术研究的一系列文章，都是他对自己临摹敦煌壁画的总结，但是仔细掂量后会发现，他写的东西没有水分，没有空话，这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他的研究是敦煌壁画艺术研究史的一个大纲，后面人可以沿着这条线继续深入研究。
　　受大陆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影响，台湾、香港等地的敦煌学也都有发展，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所以段院长的影响不仅是在研究所，而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我们应该看他对全国、对世界敦煌学研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