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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一套播出，该剧全景式地反映了实行全面改革开放这段实现伟大转折的重要历史，其中有关中英香港问题会谈、特别是邓小平与“铁娘子”在香港回归前，较量细节的还原是亮点。
（一）锋芒毕露的“铁娘子”在会谈中碰上硬钉子，以致神情恍惚而在大会堂门外摔了一跤。邓小平很清楚地读出了对手立场的微妙变化，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1981年9月底，叶剑英委员长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对港政策虽然与对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许多基本政策上是相通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决定依照对台政策的路子，加快制定具体的对港政策。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为制订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具体方案，亲自做调查研究，与香港人士交谈，一方面向他们阐述中国政府的对港政策，另一方面虚心倾听港人的心声，以补充和完善这些方针政策。不久，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十二条”基本政策制定出来了。
这年1月，英国副外交大臣兼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中国。艾金斯发现，中国开始把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摆上重要日程，并提出了处理香港问题的进一步政策。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保持香港的繁荣；香港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此，中国将广泛征求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在吸收港人意见的基础上来修改自己的方案。
4月上旬，英国前首相希思作为民间使者，为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专程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了这位老朋友。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毛泽东同他会见谈到香港问题时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呐，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的？”
邓小平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包括“新界”，即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他十分诚恳地告诉希思：“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收回香港，我们这些领导人谁也交不了账。”
邓小平还向老朋友透露：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他问希思，英国是否同意按中国的这种思路来协商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还请希思把中国的这种考虑转告撒切尔夫人。
雄心勃勃的撒切尔夫人登上英国首相宝座后，推行强硬的内外政策，以使英国重新振兴时期。在这种背景下，被媒介称为“铁女人”与“冷战专家”的撒切尔夫人也酝酿了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撒切尔夫人对自己的外号并不恼火，相反还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他们对我的最好赞扬。”“他们说对了，英国需要一个铁女人。”
9月24日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来访的撒切尔夫人。中方陪同会见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英大使柯华。英方陪同会见的有香港新任总督尤德、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驻华大使柯利达。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撒切尔夫人知道这次会谈最为关键，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她穿着一身蓝底红点的丝质西装套裙，脚蹬一双黑色高跟鞋，手提一只黑色手袋，脖子上挂着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高贵动人。由于英国方面已经正式公开了其“绝不妥协”的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因此，邓小平决定“硬碰硬”。会谈开始前，邓小平论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两人见面的“寒暄”亦颇微妙——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邓小平说：“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会谈开始时，两位领导人先聊了一下轻松的话题。他们说起了在伦敦住了几十年的马克思。撒切尔夫人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会谈进入正题后，撒切尔夫人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3个条约必须遵守。她恐吓邓小平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治它。”
邓小平寸步不让，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且讲话更加有理有据。他首先指出：“这次谈判，除了要解决香港回归中国问题之外，还要蹉商解决另外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另一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的15年中不出大的波动。”谈到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时，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在此，邓小平重申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19世纪3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他强调，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在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内，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他说，中国之所以还要等一两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以便制定我们在15年中和15年后的方针政策。
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回答：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说，他所担心的就是今后15年如何过渡好。
激烈交锋后，两位领导人商量起会谈公报问题。邓小平建议会谈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但是，撒切尔夫人坚决不同意邓小平的这个建议，特别是拒绝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为前提。经过一阵争执，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做作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
公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显然仍然被邓小平上述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所震撼着，以至于神思恍惚，在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她被扶起来后说，没事。
下午，撒切尔夫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向记者宣读声明时，她的声音一时变得嘶哑，但她仍然坚持念完全文只有83字的声明。
撒切尔夫人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回去之后，她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唷，邓小平真残酷啊！”从此，香港问题谈判陷入僵局。
这一年年底，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次年6月，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将要召开。如果到那时中英谈判仍然处于僵持状态，中方就可能通过全国人大，单独宣布自己的对港政策。
谈判出现僵局，不仅中国政府和广大港人着急，英国领导人也焦急不安。1983年1月28日，撒切尔首相召集政府高层官员和港督尤德开会，讨论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提出，在谈判无进展的情况下，应在香港发展民主体制，使它能在短期内获得独立或自治。她还提议在香港搞全民公决。但与会者都不赞成首相的设想。
3月7日，撒切尔夫人在同柯利达和尤德商讨对策时，柯利达不赞成主张由撒切尔夫人写一封信给中国总理，表示在香港的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信中并没有痛快地承诺中国恢复香港行使主权，而是附加了一大堆条件。
尽管英方来信充满机巧，但邓小平却很清楚地读出了对手立场的微妙变化，并以自己的灵活姿态积极回应，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准备与英国代表举行正式谈判，以便迅速打破谈判的僵局，解开主权问题上的死结。
谈判原计划于6月开始，但由于英国提前举行大选，双方协商会谈7月开始。
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个会议期间，邓小平曾会见两会的港澳人士。他在谈到中方在主权问题上的灵活策略时说：“我们考虑到若要英方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英国方面认为‘有失面子’，因此，‘要给英国人下台阶’。”他还指出，如果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可以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而“1997年后”的问题谈好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
从7月中旬开始的第一轮会谈到9月下旬的第4轮会谈前后，英方软硬兼施，会场内外互相配合，大打所谓的“民意”、“经济”两张牌。于是，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却又触发了更为凶猛的金融动荡。一时间，香港人心惶惶，社会极为不安。
为此，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以及香港民众、舆论界和各爱国团体纷纷进行反击，发表大量文章，组织各种活动，批评英国的做法。中国领导人更加明确表示了对香港前途的态度。8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帮耀邦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日期。
会谈再次面临危机之时，英国前首相希思深感忧虑。他急忙飞到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打算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再次做沟通两国领导人的工作，为打破谈判僵局贡献一点力量。9月10日，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希思。两位老朋友亲切地寒暄了一番。当话题转到香港问题时，气氛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邓小平对英国政府在当时谈判中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22日要会谈（指第4次会谈），我希望不要再纠缠在治权问题上。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联合声明的方式对两家都好，不是说哪一家更好，特别是涉及到中英长期的关系。”
邓小平告诫说：“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就不得不在1984年9月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希思向邓小平表示，他将把这番话转告撒切尔夫人，并劝首相改变以主权换治权的做法。
（二） 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的这次出山，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问世。
谁也没有料到，邓小平把他的首次亮相选择在一次由香港足球队与中国青年队进行比赛的足球场现场。就在运动员已经进场即将开哨比赛的时候，主席台上突然爆发了一片掌声。一个矮小精干的身影健步走上了主席台。出山伊始的邓小平也来看球了，当这个消息在现场广播后，整个工人体育场立刻变成了欢乐的海洋。8万多双手同时挥舞，掌声惊天动地，经久不息。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1年多的邓小平神采依旧，频频向观众和香港球员招手，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在这些双眼湿润的人群里，有一位特殊的港人，这就是香港房地产业巨子、香港足球总会会长、亚洲足球协会执委员霍英东先生。霍英东一生观看过多少场足球赛，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但他从未看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他这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小个子巨人的人格魅力。一个能够受到人民如此爱戴的领袖，必定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创造力。在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由邓小平出来掌舵，中国就大有希望，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必定大有希望。此情此景，使霍英东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站在邓小平的身后像普通观众一样拍红了自己的手掌。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了他的脑海，邓小平为什么要选择在有香港队参加的足球赛上与人民见面呢？香港问题在邓小平的心目中究竟占有多大的位置？
1979年3月26日，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到达北京。28日晚，中方通知，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在会见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1997香港问题。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时任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
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
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实业家到大陆投资，特别要帮助发展深圳，使深圳变成一个大城市。他再次声明：“即使香港回归祖国，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国尚未决定何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许1997年前收回。但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都会保持现状，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受到保护。”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邓小平说，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英国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1997届满日期，代之以“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的内容。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地说，告诉投资者“放心好了”。
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1997年这个截止期限。面对港督的再次挑战，邓小平深思熟虑：不管怎么去说土地租期，但必须避免提及“英国的管治”。说未来的香港“将保持不变”，并不是指其政治状况，而只是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同时投资者不受损害。他再次明确告诉麦理浩“请投资的人放心”。
港督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其实，在会见港督麦理浩前后，邓小平已经对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有了清晰的思路。更确切地说，思路是先从台湾问题上打开的。在中美谈判建立过程中，台湾问题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新的构想。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初，他在会见日本、美国、缅甸等国外宾时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祖国要统一，但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动。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就是后来所说的“一国两制”的雏形。
邓小平没有孤立地构思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而是把台、港、澳回归祖国问题统筹考虑。1979年1月18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台湾回归后，首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
（三）一生曾或路过、或停留、或参加会议谋划革命大计而五下香港的邓小平，早在4个多月前离开自己所眷恋的世界，却再也不能重踏这片已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热土
迫于形势，英国政府在第4轮会谈后开始考虑采取措施稳定香港经济，并准备在谈判中实行退却。
1984年的春天来得很早。早来的春天气息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中英谈判的新气氛。为了推动谈判取更大进展，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4月中旬访华。他与邓小平见面时提出，9月只能作为协议草签的期限，而不是最后批准生效的时间。邓小平问，草签以后为什么不马上正式签字？杰弗里·豪回答，议会九十月份要休假，11月份才能复会，所以只能到年底以前签字。邓小平表示理解。双方于是确定9月底草签并公布协议，年底前正式签字。
两个小时的会谈，取得重大的成果。中国新闻媒介的评价和介绍是，双方“就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的见解”。
中英双方经过22轮的谈判，直到9月才落下帷幕。9月26日上午10点整，在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两国谈判代表团举行了庄严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
声明草签几天后，北京举行了规模空前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10月3日，邓小平在大会堂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成员欣喜地说：“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谈话中，他再次表示，他愿意活到1997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走一走，看一看”。
接下来，邓小平又谈起观礼团代表们最关心的中国对香港政策（也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他笑着对大家说：“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的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 入冬的北京寒气袭人。然而，人民大会堂内却春意盎然，一派热烈气氛。觥筹交错，贺音频频。这是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等中英双方有关人士参加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的一个场面。550万香港市民、10亿中国人和全球无数双眼睛，从卫星转播的电视荧光屏上，观看到了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中英关系发展史上闪光的一刹那。
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中国政府开始研究如何组织起草香港基本法。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时，精辟阐述：“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过去我曾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是不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邓小平提醒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起草基本法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
1990年4月4日，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终于诞生。这一天，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3个附件。
1993年1月，邓小平就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而引发中英对抗向有关方面发表谈话。他深刻地分析说，英国在撤出香港之前“搅局”，是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不用说一寸，一分一毫也不能让。越让就越被动，局面就越复杂、混乱。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香港的局势好转，但是同时也必须做好香港在过渡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出现最坏情况的一切准备工作。英国可以单方面撕毁两国联合声明、两国谅解协议，但是我们中国贯彻执行基本法、实施“一国两制”则是坚定不移的。他最后提出，我们同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是一再打招呼，希望按声明、协议办，少些纷争，多些合作。但是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硬要搞对抵的话，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奉陪到底。邓小平坚信主动权掌握在中方手里，彭定康挑起政改对抗不得人心，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从1993年4月至同年11月，中英又就香港政改问题举行了17轮会谈。但由于英方没有诚意，谈判以破裂而告终。彭定康操纵香港立法局，于1994年上半年通过了他的政改方案。针对港英当局一意孤行的顽固态度，中国政府在内地和香港人民的支持下，果断地“另起炉灶”，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提前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体现了邓小平的战略策略方针，使我方立于主动的地位。
在日益增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最终还是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同时也为了能实现“光荣撤退”，英方从1994年下半年起，逐步调整政策，重新摆出了与中方合作的姿态。
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与预委会不同，筹委会不仅是一个工作机构，而且是一个权力机构。它肩负着筹组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筹备其他有关事宜的重大历史使命。筹备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1996年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发布公告：中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组建完成，驻港部队由陆、海、空部队组成，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12月11日，香港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董建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各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自己选择的最高行政首长。
1997年7月1日0点0分0秒，高悬在中国香港土地上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颓然降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这块土地上空。此时此刻，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香港回归祖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邓小平。然而，一生曾或路过、或停留、或参加会议谋划革命大计而五下香港的邓小平，早在4个多月前离开自己所眷恋的世界，却再也不能重踏这片已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热土。但他的夫人卓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踏上了香港这片神圣的国土，带去了邓小平对香港的深情和厚爱。
1997年，撒切尔夫人到香港出席交接仪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曾要求邓小平让英国继续租借新界，但邓小平马上说“不可以”。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因数度中风而很少出席社交活动的撒切尔夫人接受了媒体采访。回忆出席交接仪式的场景时，她说记得当天下了一场大雨，承认自己当时很伤心，但她强调说，英国人不该对香港回归耿耿于怀，因为已经到了“中国人接手的时候了”。她说，在和邓小平谈判香港问题的最初，英国的打算是“续约”。“我只想把香港留在英国的治下……但这不可能。于是我想到了邓先生的‘一国两制’，这为保持香港的独特性提供了机会。”对于她的谈判对手，撒切尔夫人评价说：“我赞赏邓小平的智慧。”
（一）锋芒毕露的“铁娘子”在会谈中碰上硬钉子，以致神情恍惚而在大会堂门外摔了一跤。邓小平很清楚地读出了对手立场的微妙变化，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1981年9月底，叶剑英委员长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对港政策虽然与对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许多基本政策上是相通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决定依照对台政策的路子，加快制定具体的对港政策。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为制订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具体方案，亲自做调查研究，与香港人士交谈，一方面向他们阐述中国政府的对港政策，另一方面虚心倾听港人的心声，以补充和完善这些方针政策。不久，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十二条”基本政策制定出来了。
这年1月，英国副外交大臣兼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中国。艾金斯发现，中国开始把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摆上重要日程，并提出了处理香港问题的进一步政策。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保持香港的繁荣；香港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对此，中国将广泛征求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在吸收港人意见的基础上来修改自己的方案。
4月上旬，英国前首相希思作为民间使者，为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专程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了这位老朋友。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毛泽东同他会见谈到香港问题时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呐，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的？”
邓小平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包括“新界”，即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他十分诚恳地告诉希思：“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收回香港，我们这些领导人谁也交不了账。”
邓小平还向老朋友透露：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他问希思，英国是否同意按中国的这种思路来协商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还请希思把中国的这种考虑转告撒切尔夫人。
雄心勃勃的撒切尔夫人登上英国首相宝座后，推行强硬的内外政策，以使英国重新振兴时期。在这种背景下，被媒介称为“铁女人”与“冷战专家”的撒切尔夫人也酝酿了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撒切尔夫人对自己的外号并不恼火，相反还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他们对我的最好赞扬。”“他们说对了，英国需要一个铁女人。”
9月24日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来访的撒切尔夫人。中方陪同会见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英大使柯华。英方陪同会见的有香港新任总督尤德、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驻华大使柯利达。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撒切尔夫人知道这次会谈最为关键，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她穿着一身蓝底红点的丝质西装套裙，脚蹬一双黑色高跟鞋，手提一只黑色手袋，脖子上挂着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高贵动人。由于英国方面已经正式公开了其“绝不妥协”的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因此，邓小平决定“硬碰硬”。会谈开始前，邓小平论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两人见面的“寒暄”亦颇微妙——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邓小平说：“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会谈开始时，两位领导人先聊了一下轻松的话题。他们说起了在伦敦住了几十年的马克思。撒切尔夫人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会谈进入正题后，撒切尔夫人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3个条约必须遵守。她恐吓邓小平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治它。”
邓小平寸步不让，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且讲话更加有理有据。他首先指出：“这次谈判，除了要解决香港回归中国问题之外，还要蹉商解决另外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另一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的15年中不出大的波动。”谈到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时，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在此，邓小平重申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19世纪3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他强调，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在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内，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他说，中国之所以还要等一两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以便制定我们在15年中和15年后的方针政策。
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回答：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说，他所担心的就是今后15年如何过渡好。
激烈交锋后，两位领导人商量起会谈公报问题。邓小平建议会谈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但是，撒切尔夫人坚决不同意邓小平的这个建议，特别是拒绝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为前提。经过一阵争执，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做作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
公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显然仍然被邓小平上述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所震撼着，以至于神思恍惚，在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她被扶起来后说，没事。
下午，撒切尔夫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向记者宣读声明时，她的声音一时变得嘶哑，但她仍然坚持念完全文只有83字的声明。
撒切尔夫人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回去之后，她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唷，邓小平真残酷啊！”从此，香港问题谈判陷入僵局。
这一年年底，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次年6月，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将要召开。如果到那时中英谈判仍然处于僵持状态，中方就可能通过全国人大，单独宣布自己的对港政策。
谈判出现僵局，不仅中国政府和广大港人着急，英国领导人也焦急不安。1983年1月28日，撒切尔首相召集政府高层官员和港督尤德开会，讨论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提出，在谈判无进展的情况下，应在香港发展民主体制，使它能在短期内获得独立或自治。她还提议在香港搞全民公决。但与会者都不赞成首相的设想。
3月7日，撒切尔夫人在同柯利达和尤德商讨对策时，柯利达不赞成主张由撒切尔夫人写一封信给中国总理，表示在香港的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信中并没有痛快地承诺中国恢复香港行使主权，而是附加了一大堆条件。
尽管英方来信充满机巧，但邓小平却很清楚地读出了对手立场的微妙变化，并以自己的灵活姿态积极回应，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准备与英国代表举行正式谈判，以便迅速打破谈判的僵局，解开主权问题上的死结。
谈判原计划于6月开始，但由于英国提前举行大选，双方协商会谈7月开始。
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个会议期间，邓小平曾会见两会的港澳人士。他在谈到中方在主权问题上的灵活策略时说：“我们考虑到若要英方在承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英国方面认为‘有失面子’，因此，‘要给英国人下台阶’。”他还指出，如果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可以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而“1997年后”的问题谈好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也就没什么可谈了。
从7月中旬开始的第一轮会谈到9月下旬的第4轮会谈前后，英方软硬兼施，会场内外互相配合，大打所谓的“民意”、“经济”两张牌。于是，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却又触发了更为凶猛的金融动荡。一时间，香港人心惶惶，社会极为不安。
为此，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以及香港民众、舆论界和各爱国团体纷纷进行反击，发表大量文章，组织各种活动，批评英国的做法。中国领导人更加明确表示了对香港前途的态度。8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帮耀邦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日期。
会谈再次面临危机之时，英国前首相希思深感忧虑。他急忙飞到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打算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再次做沟通两国领导人的工作，为打破谈判僵局贡献一点力量。9月10日，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希思。两位老朋友亲切地寒暄了一番。当话题转到香港问题时，气氛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邓小平对英国政府在当时谈判中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22日要会谈（指第4次会谈），我希望不要再纠缠在治权问题上。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联合声明的方式对两家都好，不是说哪一家更好，特别是涉及到中英长期的关系。”
邓小平告诫说：“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就不得不在1984年9月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希思向邓小平表示，他将把这番话转告撒切尔夫人，并劝首相改变以主权换治权的做法。
（二） 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的这次出山，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问世。
谁也没有料到，邓小平把他的首次亮相选择在一次由香港足球队与中国青年队进行比赛的足球场现场。就在运动员已经进场即将开哨比赛的时候，主席台上突然爆发了一片掌声。一个矮小精干的身影健步走上了主席台。出山伊始的邓小平也来看球了，当这个消息在现场广播后，整个工人体育场立刻变成了欢乐的海洋。8万多双手同时挥舞，掌声惊天动地，经久不息。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1年多的邓小平神采依旧，频频向观众和香港球员招手，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在这些双眼湿润的人群里，有一位特殊的港人，这就是香港房地产业巨子、香港足球总会会长、亚洲足球协会执委员霍英东先生。霍英东一生观看过多少场足球赛，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但他从未看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他这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小个子巨人的人格魅力。一个能够受到人民如此爱戴的领袖，必定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创造力。在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由邓小平出来掌舵，中国就大有希望，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必定大有希望。此情此景，使霍英东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站在邓小平的身后像普通观众一样拍红了自己的手掌。突然，一个念头闪过了他的脑海，邓小平为什么要选择在有香港队参加的足球赛上与人民见面呢？香港问题在邓小平的心目中究竟占有多大的位置？
1979年3月26日，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到达北京。28日晚，中方通知，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在会见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1997香港问题。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时任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
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
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实业家到大陆投资，特别要帮助发展深圳，使深圳变成一个大城市。他再次声明：“即使香港回归祖国，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国尚未决定何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许1997年前收回。但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都会保持现状，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受到保护。”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邓小平说，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英国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1997届满日期，代之以“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的内容。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地说，告诉投资者“放心好了”。
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1997年这个截止期限。面对港督的再次挑战，邓小平深思熟虑：不管怎么去说土地租期，但必须避免提及“英国的管治”。说未来的香港“将保持不变”，并不是指其政治状况，而只是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同时投资者不受损害。他再次明确告诉麦理浩“请投资的人放心”。
港督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
其实，在会见港督麦理浩前后，邓小平已经对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有了清晰的思路。更确切地说，思路是先从台湾问题上打开的。在中美谈判建立过程中，台湾问题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新的构想。从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初，他在会见日本、美国、缅甸等国外宾时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祖国要统一，但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动。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就是后来所说的“一国两制”的雏形。
邓小平没有孤立地构思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而是把台、港、澳回归祖国问题统筹考虑。1979年1月18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台湾回归后，首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
（三）一生曾或路过、或停留、或参加会议谋划革命大计而五下香港的邓小平，早在4个多月前离开自己所眷恋的世界，却再也不能重踏这片已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热土
迫于形势，英国政府在第4轮会谈后开始考虑采取措施稳定香港经济，并准备在谈判中实行退却。
1984年的春天来得很早。早来的春天气息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中英谈判的新气氛。为了推动谈判取更大进展，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4月中旬访华。他与邓小平见面时提出，9月只能作为协议草签的期限，而不是最后批准生效的时间。邓小平问，草签以后为什么不马上正式签字？杰弗里·豪回答，议会九十月份要休假，11月份才能复会，所以只能到年底以前签字。邓小平表示理解。双方于是确定9月底草签并公布协议，年底前正式签字。
两个小时的会谈，取得重大的成果。中国新闻媒介的评价和介绍是，双方“就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的见解”。
中英双方经过22轮的谈判，直到9月才落下帷幕。9月26日上午10点整，在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两国谈判代表团举行了庄严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
声明草签几天后，北京举行了规模空前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10月3日，邓小平在大会堂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成员欣喜地说：“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谈话中，他再次表示，他愿意活到1997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走一走，看一看”。
接下来，邓小平又谈起观礼团代表们最关心的中国对香港政策（也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他笑着对大家说：“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的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 入冬的北京寒气袭人。然而，人民大会堂内却春意盎然，一派热烈气氛。觥筹交错，贺音频频。这是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等中英双方有关人士参加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的一个场面。550万香港市民、10亿中国人和全球无数双眼睛，从卫星转播的电视荧光屏上，观看到了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中英关系发展史上闪光的一刹那。
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中国政府开始研究如何组织起草香港基本法。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时，精辟阐述：“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过去我曾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是不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邓小平提醒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起草基本法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
1990年4月4日，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终于诞生。这一天，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3个附件。
1993年1月，邓小平就彭定康推出政改方案而引发中英对抗向有关方面发表谈话。他深刻地分析说，英国在撤出香港之前“搅局”，是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不用说一寸，一分一毫也不能让。越让就越被动，局面就越复杂、混乱。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香港的局势好转，但是同时也必须做好香港在过渡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出现最坏情况的一切准备工作。英国可以单方面撕毁两国联合声明、两国谅解协议，但是我们中国贯彻执行基本法、实施“一国两制”则是坚定不移的。他最后提出，我们同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是一再打招呼，希望按声明、协议办，少些纷争，多些合作。但是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硬要搞对抵的话，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奉陪到底。邓小平坚信主动权掌握在中方手里，彭定康挑起政改对抗不得人心，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从1993年4月至同年11月，中英又就香港政改问题举行了17轮会谈。但由于英方没有诚意，谈判以破裂而告终。彭定康操纵香港立法局，于1994年上半年通过了他的政改方案。针对港英当局一意孤行的顽固态度，中国政府在内地和香港人民的支持下，果断地“另起炉灶”，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提前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体现了邓小平的战略策略方针，使我方立于主动的地位。
在日益增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最终还是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同时也为了能实现“光荣撤退”，英方从1994年下半年起，逐步调整政策，重新摆出了与中方合作的姿态。
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与预委会不同，筹委会不仅是一个工作机构，而且是一个权力机构。它肩负着筹组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筹备其他有关事宜的重大历史使命。筹备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1996年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发布公告：中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组建完成，驻港部队由陆、海、空部队组成，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12月11日，香港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董建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各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自己选择的最高行政首长。
1997年7月1日0点0分0秒，高悬在中国香港土地上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颓然降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这块土地上空。此时此刻，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香港回归祖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邓小平。然而，一生曾或路过、或停留、或参加会议谋划革命大计而五下香港的邓小平，早在4个多月前离开自己所眷恋的世界，却再也不能重踏这片已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热土。但他的夫人卓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踏上了香港这片神圣的国土，带去了邓小平对香港的深情和厚爱。
1997年，撒切尔夫人到香港出席交接仪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曾要求邓小平让英国继续租借新界，但邓小平马上说“不可以”。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因数度中风而很少出席社交活动的撒切尔夫人接受了媒体采访。回忆出席交接仪式的场景时，她说记得当天下了一场大雨，承认自己当时很伤心，但她强调说，英国人不该对香港回归耿耿于怀，因为已经到了“中国人接手的时候了”。她说，在和邓小平谈判香港问题的最初，英国的打算是“续约”。“我只想把香港留在英国的治下……但这不可能。于是我想到了邓先生的‘一国两制’，这为保持香港的独特性提供了机会。”对于她的谈判对手，撒切尔夫人评价说：“我赞赏邓小平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