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起点，新冠疫情目前已经持续了近3个月，这种持续的时间之长以及带来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完全可以比肩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大灾难，比如中世纪的黑死病、1918年的大流感、甚至是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在一些媒体的文章里，已经早就将这次疫情比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更遑论各国政府在抗疫过程中娴熟使用的战争策略和战争话语。对于这次疫情带来的后果，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发表了种种看法。但是，瘟疫与一般的灾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传染性具有强烈的形而上的意义，这一点因为我们过于重视物质事实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新冠疫情所具有的长期潜伏性和强烈传染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人性的结构，这并非危言耸听。这是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危机和威胁，而且据目前的消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无法研制出来合格的疫苗，这也就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和人类共生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它从“外部敌人”变成了我们社会机体的一部分，并且是极其内在化的一部分。这对我们未来的人性将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性会倾向于哪一方面？是更加自私，还是更加互助？是无动于衷，还是因为恐惧而将自我的权利交付给他者？这一他者是谁？也许我们可以基于目前的事实，表达一种小心翼翼的人文社会学的预判。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自利主义会进一步加强吗？从16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进入一个自利主义胜利的历史过程，它的前提是社会与个人并不对立，社会通过资源的分配有机地调节个人与他者之间的矛盾。整体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强化了这种想象，即我们活在一个充沛而积极的社会里，这是一个没有威胁的社会，是一个人可以掌控一切的“人类中心时代”。新冠疫情打破了这种想象的秩序，在疫情暴发的最初，囤积——无论是医疗物资的囤积还是食品的囤积——都显示了“自利”在秩序失范后的野蛮性。借助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协调，这种自利当然会被控制并予以引导，但是疫情的长期存在会让自利主义变成一种更加内在化的意识形态，囤积也许不再体现为一种具体的类似于抢劫的行为，而是会以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行政权力为诉求。也许会有极少的一部分人会因为疫情创伤性的经验而放弃对世俗生活的强烈占有欲，但是只有智识极高的人才有可能做出这种选择。普遍的情况可能是，人会变得更加贪婪，更加自私自利——完全个体的自利而非社会化的自利。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恐惧我们会交付出更多的自然权利吗？疫情引起的恐惧是巨大的。首先是现实的死亡恐惧，在一个将活着视为生命第一要素的泛世俗主义时代，对肉体死亡的恐惧高于一切。与正常死亡不同的是，疫情的传染性让每个具体的死亡背后都隐藏着一种可能的死亡——死亡与每一个人都联系起来了，因为并不确定谁是下一个感染者。根据福柯的观点，现代人对死亡的恐惧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死亡的不在场，也就是死亡被神秘化了，这一观点适用于正常的死亡，却不适用于这种疫情的例外情况。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恰恰是因为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场，社交媒体的发达使得包括死亡在内的各种信息传播和分享的速度、范围几乎是全覆盖式的，即使不在第一现场，每个人也都可以以一种“在线”的方式见证甚至参与现场，其后果就是，恐惧被加倍放大，并成为一种应急性心理机制。正如巴迪欧所批评的：“所谓的‘社交媒体’再次证明了它们除了在充实亿万富翁的钱包当中扮演的角色之外，首先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充斥着精神瘫痪的大言不惭者的宣传，不受控制的谣言，对老掉牙的新奇事物的发现，甚至是法西斯式的蒙昧主义的所在。”当然我对社交媒体并没有如此悲观，我依然认为社交媒体在疫情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会抵消恐惧的心理学现实。而这一现实导致的后果之一，或许就是理性地接受管理和控制。这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一种权利让渡，正如萨林斯所指出的：“在理性的指引和恐惧的驱动下，人们最终同意让出他们使用暴力的个人权利，以支持一个君主……从而能够实现集体安宁和防卫的利益。”只不过这里的君主已经不是古典学意义上的统治者，而是后现代主义的“数字化”，更进一步，“数字化”所营造的纯技术的幻觉让我们放松了对被控制的警惕，没有人再愿意接受一个古典意义上的君主的控制，但是却愿意接受大数据的筛选、定位、引导以及全景式的监视。我们可以预见，即使疫情在很短时间内结束，这种数字化的管理和控制模式也不会得到削弱，而只会得到加强。根本之处，在于他者已经成为了一种传染性的恐惧，而数字化似乎是唯一可以抵抗这一“敌人”入侵自我的有效方式。在这种大趋势下，数字化生存已经是“众望所归”，在个人、政府和资本多重利益的叠加中，数字化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也会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新的政治文明。
　　那么，针对前面的几个疑问，我们也许会产生一个新的疑问，难道只有这些看起来有点“负面”的可能吗？我需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自利、恐惧和数字化本身并没有“负面”或者“正面”的价值预設，对于其“负面”的感受，也许是人文学对于政治学天然的不信任。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可以用一种看起来更积极的词汇来描述这种可能，比如，自利主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一种自爱主义，而适度的恐惧会让我们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既然欲望和贪婪在所有的人类学中都没有办法泯除。数字监控也可以借助一定的律法予以限制，在最大可能上保持人的自然权利，并通过数字化将互助型的社会推向一个更完善的层面。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相当不错，而且显然会让我们好受很多。但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这种转化会发生？正如布莱希特那句世纪之问：“是的，一个新世界。但什么时候？”即使睿智如柏拉图，也只能求助于好运气：也许正好碰上了一位贤良的君主呢。而我的方案是，先作最坏的打算，但也不拒绝人类一直拥有的那么一点点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