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个家庭的灵魂。她决定一个家庭的生活情趣与生活方式，影响所有家庭成员的审美、认知与情绪。亚里士多德把妈妈的作用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他说“必须有优良的妇孺，才会造就优良的城邦”。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以绮丽的文笔诉说“女人没有同其他人建立友谊的能力，他们其实只是猫、鸟而已，最多不过是奶牛”，“当你走近一个女人，记得带上你的鞭子”。这位力证“女人天生低下”的哲学家不会想到，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后，美国性别研究专家沃伦·法雷尔会在《男权的神话》一书中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看法：男性才是世界的弱者。
　　沃伦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发现：一百年前男性平均寿命比女性短了一年，但一百年以后，比女性短了七年；男性比女性的自杀率更高；男性赚的钱往往不由自己支配；成千上万的男性参加战争，战死疆场被认为是理所应当，而如果同样数量的女性死了，引起的震惊将是骇人的……
　　沃伦特别提到男人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家庭拥有和政府一样强大的力量，而当家做主的都是女人。虽然男人嘴上一再强调自己是‘一家之主’，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更像一个来到妻子城堡的游客。”沃伦的论调也许不被所有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几乎在全世界，“男性至上”的社会规则正在发生改变，女人的地位在持续提升。
　　尤其在家庭，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便是日本，这个在家庭私人空间女人也要对男人使用敬语的国度，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样不可小觑。1992年日本股灾让成千上万日本主妇投资在股市中的数十亿美元打了水漂，而她们的丈夫大多不知道这些投资的存在。
　　美国性别研究专家沃伦·法雷尔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多妈妈都是小企业——她们的家庭——中的董事长。”台湾心理学博士洪兰也说过：“从人类演化角度而言，母亲是一个家庭的灵魂。母亲焦虑全家焦虑，母亲快乐全家快乐。”

母亲的价值观对孩子影响深远

　　受妈妈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孩子，这源自母子间出自生命本能的亲密联系。母亲作为孩子第一个互动对象，她所示范的人际观、世界观，对孩子影响深远。
　　美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鲁道夫·德雷克斯在《婚姻：挑战》中写道：“由于女性早期的成长训练，如玩耍、教育等，令女人普遍具有一种被称作母性本能的态度。如果母亲不干扰孩子的自然发展，会发现每个孩子都天生倾向于偏爱母亲。即使母亲只能为孩子腾出有限时间，她也能维持这种亲密关系。”
　　鲁道夫认为，作为孩子最早的陪伴者，母亲只要给予孩子理解、同情以及一点温柔，就能获得孩子永久的感情。
　　与母爱有关的影视、文学作品总是很容易令人感动。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1988）曾看哭无数人。
　　在中国，妈妈们同样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现代作家莫言在谈到母亲时说，正是妈妈向他示范何为“不屈不挠地活着”：“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但她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老舍在谈到日夜操劳的母亲时表示：“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在老舍看来，正是母亲的言传身教，让自己一生都保持着“守秩序，爱花，爱清洁”的习惯。

母亲决定家庭的生活方式

　　历史学家伊丽莎白·阿伯特在《婚姻史》一书中就提到，“一个好妻子要让全家过得好。她们通过高超的购物、烹饪、缝纫和清理技巧提高全家的生活标准”。
　　除了要管好柴米油盐这些琐碎细节，有时还要动些大手笔。“家庭生活指南”的作者凯瑟琳·比彻在与妹妹哈里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合著的《美国妇女的家庭》一书中，探讨了妈妈在“房屋建造”中的重要作用。在《美国妇女的家庭》中两姐妹提到，为了节省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和上下楼的时间，应当取消仆人使用的楼梯和位于地下室的厨房，把客厅、厨房和育儿室放在一起。为了保护隐私，女主人尽量不使用帮工，有活自己干，或者请孩子帮忙。
　　妈妈们不仅可以改厨房、拆楼梯，大刀阔斧地改造家庭生活环境，还可以“润物细无声”般影响他人。111岁高龄辞世的上海滩名媛严幼韵，一生致力于在家中传播乐观与开朗。晚年时，严幼韵嫁给第二任丈夫、“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顾维钧本是很严肃的人，但和活泼的严幼韵待久了，“严肃顾先生”也被“改造”过来。他像孩子一样喜欢过生日party；会忍不住“童心大发”，72岁那年，拉严幼韵和孩子们一起滑雪；他曾送妻子一对玻璃小猪，并贴上纸条“W admiring J”（维钧爱慕幼韵）；他还为成功骗过一众拦路抢劫者，快乐一整天。

母亲的教养方式，很可能会代际传承

　　与严幼韵对顾维钧源于尊重与爱的“改造”不同，有些家庭中，一个妄图改造他人的强势母亲，却是家人尤其孩子痛苦的根源。
　　《婚姻：挑战》一书中，鲁道夫就写到，某些“气馁、反抗、泄气和敌对”的母亲，会“将母爱变成自私、恐惧和专横的东西，并且要求得到赞许”。更为严峻的是，母亲的教养方式，存在代际传承的风险，它很可能作为遗产代代相传。当年“虎妈”蔡美儿饱受争议时，是大女儿索菲娅第一个为“悍母”辩护，她在《纽约邮报》以公开信方式写道：“许多人指控你只会培养不会自我思考的机械化小孩，但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你的严格作风让我们更独立。”
　　关于代际传承的深远影响，有一个来自动物界的残酷案例。被列入20世纪最残忍科学家之一的哈利·哈洛，曾在实验中让一些非但没有受过母亲抚育、且在“人工母亲”另类养育下长大的母猴受孕，它们最后产下20只幼崽。然而，这些母猴大多对自己的孩子表现冷漠；有8只极其暴力地殴打、虐待自己的孩子；有4只更是残忍地杀死幼猴，其中一只幼猴是头骨直接被咬碎死亡；这20只母猴中，只有一只极其笨拙地尝试着给自己孩子喂奶。这個实验结果类比到人类身上，几乎让人绝望。 　　由于母亲是家庭中连接三代人的纽带，她在家庭中所实施的过度占有与控制，也会对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父亲造成挤压。
　　鲁道夫的《婚姻：挑战》一书写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他就提到“以前，男人是可靠、理智、强壮和值得信赖的，而女人则是弱小、温柔和情绪化的。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目睹了两性发展的相反趋势。现在不是男性至上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初期的女性至上的社会文化”。
　　鲁道夫写于几十年前的文字，放在当下中国同样适用。他说：“当妻子觉得丈夫的行为不符合社会认可标准时，会抱怨他们被动、冷漠、漠不关心，或者太蛮横、太专制。女性这种想要完美、正确的欲望，使得丈夫和孩子没有机会做得足够好。”
　　以上这段话，对很多自感经历着“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守寡式婚姻”的中国妈妈不啻一副良药。英国人早前也做过研究，很多爸爸因为妈妈太能干，患上了一种怪病——“没成就丈夫综合征”，妈妈表现越出色，爸爸表现就越差。这样看来，“超人”母亲只有学会适度“放手”，把父亲的角色还给父亲，他们才能不在育儿的道路上继续甩着双手，超然洒脱下去。
　　人类父亲无需像帝企鹅爸爸，在雌性生完蛋离家觅食的几个月里，独自担负孵蛋重任，给它取暖，直到孩子孵化出来。但人类父亲同样有他们需要承担的重任。美国儿科医师本杰明·斯波克曾说：“育儿的理想状态是伴侣关系的平等。丈夫应该与妻子分担育儿和家务的责任，这不是慷慨大方，而是因为孩子会受益于父母双方的共同领导——两方面不偏不倚和相互补充。”
　　鲁道夫与本杰明观点类似，他认为这个世界虽然看起来越来越女性至上，但并不代表人类要重回母系社会。“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任何群体都不能指望自己的地位永久至上。”他认为对一个家庭而言，应在民主的氛围内，以相互尊重的精神解决矛盾与冲突。“否则我们的家庭会成为一个局面紧张和相互敌对的‘战场’。”
　　如果像鲁道夫强调的，良好家庭氛围“会鼓励孩子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当他独自面对世界时，会根据自己在家里获得的经验和观念，解释这个世界”，那么很难想象，当孩子也被迫卷入家庭“战争”，他今后会有怎样的人生。鲁道夫同时强调，“對于某些国家或种族，社会群体文化的遗传特性，比种族生理遗传特质更具有牢固深厚的基础性，被一代一代传下来”。
　　这样看来，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为何把妈妈的作用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他说“必须有优良的妇孺，才会造就优良的城邦”。作为生命给予者、种族延续者的母亲，不仅是家庭的灵魂，同样肩负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重任。所以，今天的一代中国母亲，造就的将是明天的一代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