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相似，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智慧城市建设出现了粗放开发建设、过度依赖投资、硬件与软件错位、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智慧城市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城市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益处？
　　《瞭望东方周刊》近日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上海交大斐讯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刘士林。他在国内首先提出了“人文型智慧城市”这一概念，并认为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也应体现“中国智慧”。
　　不健康的根源是忽视了人文建设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要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突出强调人文主题？
　　刘士林：规划和建设智慧城市，首先要问问：花很多钱，投入很多心血和精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城市的本质？
　　我的理解，就是要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城市生活方式。这需要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但绝不局限于此。它比物质的、社会的还要“多一些”，这多出来的就是文化和价值。突出强调人文，是要确保智慧城市建设，不脱离和偏离城市的“主题”和“灵魂”。
　　近年来，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逐年增大、信息技术研发成果层出不穷、智慧产业公司遍地开花，但并没有使城市运转“智慧”起来，不知道花了那么多钱，都干什么去了，这是大家的普遍感受。
　　《瞭望东方周刊》：问题出在哪儿？你觉得人文研究够解决城市发展的问题吗？
　　刘士林：主要是理念和战略出了问题。把智慧城市建设等同于技术、资金和管理，忽视了“技术”与“人文”、“城市信息化”与“城市有机整体”的协调共生，背弃了“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城市本质，这是当下智慧城市建设“看上去很美”而“获得感比较差”的根源。
　　人文研究主要解决“城市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我们提出“人文型智慧城市”，是要进一步探讨“智慧城市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大方向，也是战略性目标，把这个先搞清楚，才能谈科技、市场、资金、机制等。否则，我们就会导致一种新的二律背反——先进技术和市场越发达，城市本身却更加不智慧。
　　智慧城市可分为三类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人文型智慧城市的内涵是什么？
　　刘士林：“人文型智慧城市”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为协调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这两大国家战略而进行的设计。
　　在理论研究中，我们是从哲学的角度，从“智慧是什么”开始追问。简单说来，“智慧”分为“真的智慧”、“善的智慧”、“美的智慧”，分别讲述“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在学科上对应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学科体系，在哲学上对应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精神生产”三种生产方式，在现实世界中呈现为“科技智慧”“管理智慧”“人文智慧”三大应用形态，目标是满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方面基本需要。
　　有了这个理论基础，就可以把智慧城市分为三类：一是以数字科技为中心的科技型智慧城市。二是以管理服务为中心的管理型智慧城市。三是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人文型智慧城市。
　　目前的问题是，科技型占主流，管理型备受重视，而人文型才刚刚提出。正是由于后者的缺失，当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既脱离了市民日常信息消费和使用需要，智慧城市建设也容易偏离城市发展的本质和目标。
　　理想的智慧城市，是以城市为主体形态、以城市信息化工程为基本实践手段而展开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是以“真善美”为内在生产观念、以“科技智慧”“管理智慧”“人文智慧”为主要生产方式而推进的城市信息化建设过程。人文型是智慧城市建设必须补上的一课。
　　尚无好的人文型智慧城市案例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认为人文型智慧城市是智慧城市的最高目标，对吗？
　　刘士林：当然。对城市而言，文化是城市的本质，文化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形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两个重要提法，一是“注重人文城市建设”，二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人文型智慧城市就是这两大战略的结合点。
　　对智慧城市而言，主要是要以“文化输血”而重获“灵魂”。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三维仿真等技术再发达，数字城市、数字政府、数字交通等建得再先进，如果不能和市民，和城市信息“汪洋大海”中具体的“求助者”结合起来，那就既不可能降低城市运行的巨大压力，也不可能真正提升城市生活的便捷性，最终达到“科技让城市更智慧”的目的。
　　一句话，没有文化，就不可能有智慧;没有人文型智慧城市，也不会有真正的智慧城市。所以说，人文型智慧城市是智慧城市的最高目标。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你认为比较好的人文型智慧城市的案例？
　　刘士林：基本没有，不管国内还是国际，包括我国信息化水平最高的长三角，也只是一些局部可圈可点，如地理、公交、餐饮、安防、环保等，但都没有超出“科技型”和“管理型”的框架。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可以说，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人文型智慧城市规划先行。但目前的人文型智慧城市，还只是一个概念和方向。我们寄希望于一些信息化基础设施良好的城市，能够率先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