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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从唐朝后期就出现了私人贸易。然而，自明太祖开始，就实行海禁政策，官方承认的贸易方式只是朝贡贸易。争贡事件发生后，嘉靖皇帝奉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在强大利益的驱动下，中日民间走私贸易不断发展起来，对当时明朝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5 — 0082 — 03
一、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对明朝经济的影响
（一）促进明朝手工业的发展
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发展已经打破了西周时期“工商食官”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已经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嘉靖时期力主剿灭倭寇，大力打击中日民间走私贸易，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仍然有部分海商铤而走险。也正是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环境，使得当时中日民间走私贸易更加富有一种生长的活力。
明太祖朱元璋一直对海外民间贸易持打击态度，实行“海禁政策”。嘉靖时期依然奉行祖制，禁海的旨意一个又一个下达，唐婷的《明嘉靖时期抗倭文书研究》统计，从嘉靖元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22-1566年）间，嘉靖皇帝共下61道有关抗倭的诏令。然而，东南沿海地区的中日民间走私贸易并没有就此式微，反而呈现出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景象。这种状况固然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历史结果，但这种经济现象的出现也与当时中日民间走私贸易分不开。
自争贡事件之后，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就此中断。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海商在民间走私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明朝大量的生丝及丝织品通过海商流向日本市场。据《华夷通商考》记载，当时输往日本的丝织品中，从南京输出的有白丝、五丝、绫子、纱绫、纱、绉绸、捻线绸、绢绸、罗、锦、闪缎、金缎、南京缎子、南京绡等。从广东输出的有白丝、黄丝、五丝、七丝、八丝、天蚕丝、绉绸、捻线绸、闪缎、金缎、天鹅绒、锦、二彩、绫子、纱绫等。1由此可见，中国向日本输出丝织品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
当时的日本，国内混战，政局不稳，经济发展滞后，对中国的商品依赖程度非常高。同时，棉已经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日本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才能满足本国需求，这又刺激了中国沿海地区开始围绕贸易进行生产。故以丝绵为例，如浙江之湖州素以丝绵之多精甲天下著称。“湖州之民以蚕为田，胜意则皆饶，失手则坐困。绵以两蚕共作茧者为同功绵，值即倍常。若蚕佳者，用一二十日辛苦，收丝可售一两余。泛海之商以每百斤银百两的湖丝至东洋吕宋贸易不过得价二倍，然至日本则每百斤价至五六百两。是故，通吕宋则平常之息，通日本则非常之利，海商岂有不图非常，而求平常”。可见，市场的需求与利益的驱使，直接拉动丝织业技术领域的不断发展。
关于当时江南地区手工业的发展，李伯重先生主张跳出传统的“资本主义萌芽”思维模式，认为这是中国“早期工业化”开始的表现。他认为这一时期手工业的飞速发展，除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以外，海外贸易也促进了大规模手工工场的出现。
（二）促进中国沿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初步形成
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走私贸易的发展在促进手工业发展的同时，对国内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体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既加强了东南沿海各省份之间的经济联系，又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初步形成。
在明朝中期，由于抽分制的实行，广东的私人海外贸易较早地发展起来，海禁也相对松弛。在这种情况下，江浙、福建等地区的大量货物被运送到广东，从这里出海贸易。嘉靖间谭纶谓“连年倭患，皆为私通贸易而起，浙人多诈，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本谓交通，而巧立名曰走广。”所谓“走广”，就反映出当时存在大量货物从江浙地区流向广东地区。当时浙人将大量的商品货物运送到广东，而这些货物又都是“通番之货”，非常明显是用于出海贸易的。
随着各地的手工业出现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东南地区各省份之间手工业生产原料的流通也日趋频繁。江南地区的丝绸、棉布页比较发达，需要大量的蓝靛作为染料，同事在给丝绸上色的时候还必需要用到砂糖，这些蓝靛和砂糖的主要产地是福建。“凡福之绸丝，绛之纱，泉之蓝，福建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 由此可以看出，东南各省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海商的活跃，促进了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东南沿海各省区位条件的便利，有利于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形成。关于明代国内市场的发育程度，吴承明曾谈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民生用品代替奢侈品，成为长距离贸易的主要内容，我国国内市场也从这时起，有了真正的扩大。”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远距离贸易，将国内不同层次的经贸圈联系起来，统一的国内市场才得以初步形成。
（三）促进明朝银本位制度的确立
白银在明代得到大量使用，并最终确立了银本位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万明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她认为洪武至建文时期（1368--1402），是宝钞推行于民间的第一阶段，特点是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宝钞迅速衰落，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已经明显出现；永乐至宣德时期（1403--1435），是宝钞推行于民間的第二阶段，特点是宝钞再度经历顶峰后衰落，向白银过渡的实物交易出现；正统至成化时期（1436--1487），是宝钞绝迹于民间流通的阶段，特点是白银逐渐成为实际主币，并向全国展开。2而到嘉靖时期，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基本完成。
明朝时期中国的银矿非常贫瘠，宋应星曾做过如此评价：“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坑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高嘴儿、嵩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其他难以枚举。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采，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苛。燕、齐诸道，则地气寒而石骨薄，不产金银。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可见，在当时中国的银矿中只有云南的银矿品质尚佳，其他地区都非常不景气。 很自然地，在国内开采量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从海外贸易中输入大量白银，而对日贸易是获取白银的一条重要渠道。在明代的中日贸易中，中国对日出口了大量的生丝、丝织品等，而日本手工业欠发达，商品不丰富，能够向中国出口的货物并不多。但日本银矿众多、盛产白银，其石见、佐渡、秋田等地都盛产白银。
日本自天文年间（1532-1554年）以来，诸战国大名为增加财富而积极开采各自境内的银矿，从而使得银产量大幅增长，如使今川氏的但马生野矿、蒲生氏的轻井泽银矿以及大内氏的石见永山银矿等。洪朝选《洪芳洲文集》卷三：“代本县回劳军门咨访事宜”（清刊本）载：“故明商为之往来日本络绎不绝，所得倭银，或在船熔化，或往澎湖以煎销，然后沉其舡而用小舡以回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在贩运贸易这种场合中，“商人资本是纯粹的商业资本”，当时这种“处在优势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劫夺制度。”正因为如此，当时虽然处于海禁的状态，但是“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徐光启“海防迁说”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九十一）民间贸易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会在这种高压下曲折发展。
据台湾学者李隆生估计，从1560---1644年间，日本生产了约25429万两白银，数量非常之多。3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就成为日方主要的支付手段，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二 ：“倭人但有银置货，不似西洋载货而来，换货而去也。”另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1544年有中國船只在海上遭遇风暴，漂流到朝鲜忠清道黄竹岛，朝鲜方面问及因何事到来，华商答曰“以贸银事往日本，为风所漂而至”。可见，中国海商赴日贸易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白银。而日本方面为了获取中国商品，也相应加大银矿的开采力度。据日本金银贸易史专家小叶田淳的研究，日本金银矿山的开发，从16世纪中叶开始激增，到17世纪前半期达到鼎盛。而明代中日私人海外贸易也正是从嘉靖年间（16世纪中叶）开始繁荣，到明末（17世纪前半期）达到极盛。
在明朝海外贸易中流入的白银中，从日本流入的白银大约可以占到总量的一半，中日贸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对当时的明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逐渐成为了处于变革当中的明朝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同时也直接推动了银本位制度在明朝的确立，促进了明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二、对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政策的评价与思考
（一）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政策的历史局限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体系的建立与维持，是以两国外交往来为前提，需要各自以封建统一国家的形式而存在，一旦中日两国陷入战乱的状态，民间贸易就不可避免的将取代朝贡贸易而维持两国正常经济往来。
嘉靖时期恰好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时期，明朝自成、弘以来，明朝政府高赋税、频繁的徭役对百姓的盘剥日益严重，到了嘉靖朝因为内忧外患，赋税有增无减，“无名供应之费，不时科敛之需”，使得“民不堪命，其苦万状。”（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国统志二）同时朝廷腐败，党争严重，尤其是夏言与严嵩之间的政治斗争激烈，直接牵动各地方官员的切身利益，甚至可以决定地方官员的升迁、任免，各方势力都希望通过安插自己党羽的人而获得地位上的巩固。
嘉靖皇帝刚刚经历了“大礼仪”事件，朝廷许多官员遭到清洗，其自身又有局限性，无法清晰的认识到开放海禁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反而恪守太祖遗训：“惟止通贡、不许通商。”（稽瑛等编纂：《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市二架二、“市舶互市”）这对刚刚兴起的民间贸易和东南沿海地区江、闽、浙、广诸省商品生产和工商业的发展有非常强的抑制作用。明朝政府也没有看到如果开放海禁可以对朝廷赋税进行补充。明朝政府的税收方式单一，嘉靖皇帝没有试图从海外贸易中为政府增加些财政收入，反而因为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而拒绝民间贸易，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希望同中国贸易，但是日本长期处于战乱的状态，没有统一的政府来与明朝政府进行沟通对话。明初，明太祖曾多次遣使日本，试图建立两国官方间的朝贡贸易关系，然而在日本方面却“久而不答”。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洪武三年三月）直到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一了南北朝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而向明朝称臣纳贡，从而使得明朝与日本官方间的通贡互市贸易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持，这种状况以争贡事件而宣告终止。
（二）对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的思考
明朝政府对民间贸易的管理也是非常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嘉靖时期，西方大航海时代已经拉开序幕，正是西方各国开拓新殖民地的迅猛时期。明朝政府官员没有意识到这个开放时代的来临。
而且明朝政府内部对于民间贸易的态度也有很大分歧。比如夏言，他推荐的朱纨就是对民间贸易持否定态度，认为倭患就是因为贸易而来，只要终止贸易就可以全面取缔非法走私形式。在他们的主持下，对沿海走私贸易进行了一些列武力清剿，然而并没有取得他们所预想的结果。从嘉靖中叶以至万历末年，短短五六十年间，前往日本诸岛私贩贸易的明商已由“不下千数”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二）甚至出现了增至“二、三万人”，反而呈现出越剿越多，越禁越反的尴尬状态。
而反观夏言的死敌严嵩及其义子赵文华和胡宗宪，他们这一党对于民间贸易是持一种非常暧昧的态度，还出现了上疏希望恢复朝贡贸易的做法，还与汪直等进行谈判，这些实质性的做法试图打破海禁，突破民间贸易被限制的尴尬境地。他们的做法很大程度上释放了民间贸易的活力，让民间贸易在前任朱纨的高压下得到缓冲，也就有了民间贸易不断发展的机会。到了明朝末年，走私集团已经从原来的非法武装走私，成为了朝廷招安的目标，例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郑成功，初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父芝龙，明季入海，从颜思齐为盗，思齐死。崇祯初，因巡抚熊文灿请降，授游击将军。以捕海盗刘香、李魁奇，攻红毛功，代领其，累擢总兵。”（《明史·郑成功传》）明朝政府随着实力的减弱，到了崇祯年间已经对民间武装走私失去了打击能力，民间走私集团反而成了朝廷的拉拢对象。
但是不论怎样，明朝政府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对于中日民间贸易始终不知如何处理，也不会合理利用，直至明亡，中国的民间海外贸易始终没有断绝。
〔参 考 文 献〕
〔1〕李晓燕.明清之际中日文化交流途径研究〔J〕.东南亚纵横，2008，（02）.
〔2〕朱鹏.明代与清代前期广东的海上丝绸贸易〔J〕.暨南大学学报，2003，（10）.
〔3〕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2“行保甲条”）〔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86.
〔4〕王世懋.闽部疏〔M〕.从书集成初编本：12.
〔5〕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J〕.历史研究，1983，（01）.
〔6〕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02）：46.
〔7〕宋应星.天工开物（卷14五金）〔M〕.钟广言，注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344.
〔8〕马克思.资本论（卷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70-571.
〔9〕李隆生.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J〕.中国钱币，2005，（01）：05.
〔责任编辑：张 港〕
关键词：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5 — 0082 — 03
一、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对明朝经济的影响
（一）促进明朝手工业的发展
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发展已经打破了西周时期“工商食官”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已经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嘉靖时期力主剿灭倭寇，大力打击中日民间走私贸易，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仍然有部分海商铤而走险。也正是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环境，使得当时中日民间走私贸易更加富有一种生长的活力。
明太祖朱元璋一直对海外民间贸易持打击态度，实行“海禁政策”。嘉靖时期依然奉行祖制，禁海的旨意一个又一个下达，唐婷的《明嘉靖时期抗倭文书研究》统计，从嘉靖元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22-1566年）间，嘉靖皇帝共下61道有关抗倭的诏令。然而，东南沿海地区的中日民间走私贸易并没有就此式微，反而呈现出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景象。这种状况固然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历史结果，但这种经济现象的出现也与当时中日民间走私贸易分不开。
自争贡事件之后，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就此中断。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海商在民间走私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明朝大量的生丝及丝织品通过海商流向日本市场。据《华夷通商考》记载，当时输往日本的丝织品中，从南京输出的有白丝、五丝、绫子、纱绫、纱、绉绸、捻线绸、绢绸、罗、锦、闪缎、金缎、南京缎子、南京绡等。从广东输出的有白丝、黄丝、五丝、七丝、八丝、天蚕丝、绉绸、捻线绸、闪缎、金缎、天鹅绒、锦、二彩、绫子、纱绫等。1由此可见，中国向日本输出丝织品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
当时的日本，国内混战，政局不稳，经济发展滞后，对中国的商品依赖程度非常高。同时，棉已经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日本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才能满足本国需求，这又刺激了中国沿海地区开始围绕贸易进行生产。故以丝绵为例，如浙江之湖州素以丝绵之多精甲天下著称。“湖州之民以蚕为田，胜意则皆饶，失手则坐困。绵以两蚕共作茧者为同功绵，值即倍常。若蚕佳者，用一二十日辛苦，收丝可售一两余。泛海之商以每百斤银百两的湖丝至东洋吕宋贸易不过得价二倍，然至日本则每百斤价至五六百两。是故，通吕宋则平常之息，通日本则非常之利，海商岂有不图非常，而求平常”。可见，市场的需求与利益的驱使，直接拉动丝织业技术领域的不断发展。
关于当时江南地区手工业的发展，李伯重先生主张跳出传统的“资本主义萌芽”思维模式，认为这是中国“早期工业化”开始的表现。他认为这一时期手工业的飞速发展，除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以外，海外贸易也促进了大规模手工工场的出现。
（二）促进中国沿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初步形成
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走私贸易的发展在促进手工业发展的同时，对国内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体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既加强了东南沿海各省份之间的经济联系，又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初步形成。
在明朝中期，由于抽分制的实行，广东的私人海外贸易较早地发展起来，海禁也相对松弛。在这种情况下，江浙、福建等地区的大量货物被运送到广东，从这里出海贸易。嘉靖间谭纶谓“连年倭患，皆为私通贸易而起，浙人多诈，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本谓交通，而巧立名曰走广。”所谓“走广”，就反映出当时存在大量货物从江浙地区流向广东地区。当时浙人将大量的商品货物运送到广东，而这些货物又都是“通番之货”，非常明显是用于出海贸易的。
随着各地的手工业出现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东南地区各省份之间手工业生产原料的流通也日趋频繁。江南地区的丝绸、棉布页比较发达，需要大量的蓝靛作为染料，同事在给丝绸上色的时候还必需要用到砂糖，这些蓝靛和砂糖的主要产地是福建。“凡福之绸丝，绛之纱，泉之蓝，福建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 由此可以看出，东南各省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
海商的活跃，促进了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东南沿海各省区位条件的便利，有利于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形成。关于明代国内市场的发育程度，吴承明曾谈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民生用品代替奢侈品，成为长距离贸易的主要内容，我国国内市场也从这时起，有了真正的扩大。”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远距离贸易，将国内不同层次的经贸圈联系起来，统一的国内市场才得以初步形成。
（三）促进明朝银本位制度的确立
白银在明代得到大量使用，并最终确立了银本位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万明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她认为洪武至建文时期（1368--1402），是宝钞推行于民间的第一阶段，特点是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宝钞迅速衰落，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已经明显出现；永乐至宣德时期（1403--1435），是宝钞推行于民間的第二阶段，特点是宝钞再度经历顶峰后衰落，向白银过渡的实物交易出现；正统至成化时期（1436--1487），是宝钞绝迹于民间流通的阶段，特点是白银逐渐成为实际主币，并向全国展开。2而到嘉靖时期，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基本完成。
明朝时期中国的银矿非常贫瘠，宋应星曾做过如此评价：“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坑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高嘴儿、嵩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其他难以枚举。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采，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苛。燕、齐诸道，则地气寒而石骨薄，不产金银。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可见，在当时中国的银矿中只有云南的银矿品质尚佳，其他地区都非常不景气。 很自然地，在国内开采量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从海外贸易中输入大量白银，而对日贸易是获取白银的一条重要渠道。在明代的中日贸易中，中国对日出口了大量的生丝、丝织品等，而日本手工业欠发达，商品不丰富，能够向中国出口的货物并不多。但日本银矿众多、盛产白银，其石见、佐渡、秋田等地都盛产白银。
日本自天文年间（1532-1554年）以来，诸战国大名为增加财富而积极开采各自境内的银矿，从而使得银产量大幅增长，如使今川氏的但马生野矿、蒲生氏的轻井泽银矿以及大内氏的石见永山银矿等。洪朝选《洪芳洲文集》卷三：“代本县回劳军门咨访事宜”（清刊本）载：“故明商为之往来日本络绎不绝，所得倭银，或在船熔化，或往澎湖以煎销，然后沉其舡而用小舡以回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在贩运贸易这种场合中，“商人资本是纯粹的商业资本”，当时这种“处在优势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劫夺制度。”正因为如此，当时虽然处于海禁的状态，但是“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徐光启“海防迁说”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九十一）民间贸易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会在这种高压下曲折发展。
据台湾学者李隆生估计，从1560---1644年间，日本生产了约25429万两白银，数量非常之多。3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就成为日方主要的支付手段，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二 ：“倭人但有银置货，不似西洋载货而来，换货而去也。”另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1544年有中國船只在海上遭遇风暴，漂流到朝鲜忠清道黄竹岛，朝鲜方面问及因何事到来，华商答曰“以贸银事往日本，为风所漂而至”。可见，中国海商赴日贸易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白银。而日本方面为了获取中国商品，也相应加大银矿的开采力度。据日本金银贸易史专家小叶田淳的研究，日本金银矿山的开发，从16世纪中叶开始激增，到17世纪前半期达到鼎盛。而明代中日私人海外贸易也正是从嘉靖年间（16世纪中叶）开始繁荣，到明末（17世纪前半期）达到极盛。
在明朝海外贸易中流入的白银中，从日本流入的白银大约可以占到总量的一半，中日贸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对当时的明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逐渐成为了处于变革当中的明朝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同时也直接推动了银本位制度在明朝的确立，促进了明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二、对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政策的评价与思考
（一）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政策的历史局限
明代中日朝贡贸易体系的建立与维持，是以两国外交往来为前提，需要各自以封建统一国家的形式而存在，一旦中日两国陷入战乱的状态，民间贸易就不可避免的将取代朝贡贸易而维持两国正常经济往来。
嘉靖时期恰好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时期，明朝自成、弘以来，明朝政府高赋税、频繁的徭役对百姓的盘剥日益严重，到了嘉靖朝因为内忧外患，赋税有增无减，“无名供应之费，不时科敛之需”，使得“民不堪命，其苦万状。”（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国统志二）同时朝廷腐败，党争严重，尤其是夏言与严嵩之间的政治斗争激烈，直接牵动各地方官员的切身利益，甚至可以决定地方官员的升迁、任免，各方势力都希望通过安插自己党羽的人而获得地位上的巩固。
嘉靖皇帝刚刚经历了“大礼仪”事件，朝廷许多官员遭到清洗，其自身又有局限性，无法清晰的认识到开放海禁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反而恪守太祖遗训：“惟止通贡、不许通商。”（稽瑛等编纂：《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六，市二架二、“市舶互市”）这对刚刚兴起的民间贸易和东南沿海地区江、闽、浙、广诸省商品生产和工商业的发展有非常强的抑制作用。明朝政府也没有看到如果开放海禁可以对朝廷赋税进行补充。明朝政府的税收方式单一，嘉靖皇帝没有试图从海外贸易中为政府增加些财政收入，反而因为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而拒绝民间贸易，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希望同中国贸易，但是日本长期处于战乱的状态，没有统一的政府来与明朝政府进行沟通对话。明初，明太祖曾多次遣使日本，试图建立两国官方间的朝贡贸易关系，然而在日本方面却“久而不答”。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洪武三年三月）直到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一了南北朝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而向明朝称臣纳贡，从而使得明朝与日本官方间的通贡互市贸易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持，这种状况以争贡事件而宣告终止。
（二）对嘉靖时期中日民间贸易的思考
明朝政府对民间贸易的管理也是非常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嘉靖时期，西方大航海时代已经拉开序幕，正是西方各国开拓新殖民地的迅猛时期。明朝政府官员没有意识到这个开放时代的来临。
而且明朝政府内部对于民间贸易的态度也有很大分歧。比如夏言，他推荐的朱纨就是对民间贸易持否定态度，认为倭患就是因为贸易而来，只要终止贸易就可以全面取缔非法走私形式。在他们的主持下，对沿海走私贸易进行了一些列武力清剿，然而并没有取得他们所预想的结果。从嘉靖中叶以至万历末年，短短五六十年间，前往日本诸岛私贩贸易的明商已由“不下千数”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二）甚至出现了增至“二、三万人”，反而呈现出越剿越多，越禁越反的尴尬状态。
而反观夏言的死敌严嵩及其义子赵文华和胡宗宪，他们这一党对于民间贸易是持一种非常暧昧的态度，还出现了上疏希望恢复朝贡贸易的做法，还与汪直等进行谈判，这些实质性的做法试图打破海禁，突破民间贸易被限制的尴尬境地。他们的做法很大程度上释放了民间贸易的活力，让民间贸易在前任朱纨的高压下得到缓冲，也就有了民间贸易不断发展的机会。到了明朝末年，走私集团已经从原来的非法武装走私，成为了朝廷招安的目标，例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郑成功，初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父芝龙，明季入海，从颜思齐为盗，思齐死。崇祯初，因巡抚熊文灿请降，授游击将军。以捕海盗刘香、李魁奇，攻红毛功，代领其，累擢总兵。”（《明史·郑成功传》）明朝政府随着实力的减弱，到了崇祯年间已经对民间武装走私失去了打击能力，民间走私集团反而成了朝廷的拉拢对象。
但是不论怎样，明朝政府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对于中日民间贸易始终不知如何处理，也不会合理利用，直至明亡，中国的民间海外贸易始终没有断绝。
〔参 考 文 献〕
〔1〕李晓燕.明清之际中日文化交流途径研究〔J〕.东南亚纵横，2008，（02）.
〔2〕朱鹏.明代与清代前期广东的海上丝绸贸易〔J〕.暨南大学学报，2003，（10）.
〔3〕郑若曾.筹海图编（卷12“行保甲条”）〔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86.
〔4〕王世懋.闽部疏〔M〕.从书集成初编本：12.
〔5〕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J〕.历史研究，1983，（01）.
〔6〕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02）：46.
〔7〕宋应星.天工开物（卷14五金）〔M〕.钟广言，注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344.
〔8〕马克思.资本论（卷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70-571.
〔9〕李隆生.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J〕.中国钱币，2005，（01）：05.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