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河坊街是条东西走向的历史古街，位于城南吴山脚下，距西湖仅数百米，历史上曾有南宋临安“第一街”之谓。
　　走进河坊街，迎面而来的仿古建筑，以72_弥漫满街的古代市井气息，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南宋那个遥远的年代。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东京汴梁，搜刮数日，将京城洗劫一空，存在了167年之久的北宋随之灭亡。金军掳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数千人浩荡北去……大漠胡尘，寒风刺骨，书生皇帝宋徽宗凄惶无比，题诗于壁：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此谓“靖康之变”。
　　望着金军远去的身影，惊魂甫定的康王赵构（宋徽宗第九子），在宗泽等人的拥立下，匆忙在应天府（今商丘市）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因恐惧金人卷土重来，席不暇暖的赵构命人带上东京太庙里的祖宗牌位，一溜烟向南，扬州、镇江、南京，一路仓惶逃到杭州。听说此地郊县名“仁和”，赵构穿凿附会，将当年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后从“仁和门”进开封的事联系起来，自以为得了“天命”。
　　赵构逃到杭州。立足未稳便忙于向金人讨好，宣布惩罚坚持抗金的宰相李纲，录用投降派头子张邦昌的亲信，并派人携张邦昌所拟“约和书稿”向金人求和、乞降，情愿“削去帝号”。
　　怎奈好景不长，没过多久，金军又大举南犯，很快攻破杭州，直至将卑躬屈节的赵构赶入海中，返身又一把火将这江南名城烧为白地。幸亏岳飞、韩世忠率军苦战，金军难以久留，这个小朝廷才得以最终在杭州落下脚来。
　　这便是令国人长吁短叹的“南宋”。
　　一心只求保皇位的赵构虽定都杭州，对外却诡称“行在”（意思是不忘中原，这里只是皇帝的临时驻地）。为了迷惑舆论，改杭州为“临安”。
　　然而，当“岳家军”“韩家军”还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时候，摸透赵构心思的太尉张俊，却在临安城里指挥“张家军”大兴土木，筑九里皇城，开十里天街，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盖酒楼。这哪里还有一点“临安”的架势？分明自欺欺人么！
　　因此军士歌谣满城传唱：“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一时间，皇亲国戚，达官贵胄，竞相效法，纷纷在宫城外围、天街两侧修建宫廷私宅。中河以东建成德寿宫，上华光巷建成开元宫，后市街建成惠王府第，惠民街建成龙翔……而清河郡王张俊的王府，就建在凤凰山南宋皇城脚下的太平巷，形成“前朝后市”的大格局，这样便有了“清河坊”。
　　其实河坊街却比“清河坊”要古老得多，早在隋代就已形成，那时其貌不扬，很普通，居民也多是一些河工小贩。到了南宋时代，因其地处宫廷大內的城门之外，沉寂了数百年的褴楼小街，一夜之间身价百倍，突然就繁华热闹起来，被誉为“皇城根外第一街”。“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如此一个花柳繁华之地，逃到这里的赵构怎么可能还去“思蜀”呢！
　　街心立有一亭，“忠义亭”3个人字十分醒目。亭內有高大威猛塑像一尊，那是位头戴缨帽、身着铠甲、手握宝剑的古代将军。毫无疑问，这是现代国人所立的民族英雄岳飞了。在那个抗敌主战有罪的时代，这天子门前的“第一街”，哪里会有他岳少保的地位呢？
　　宋室南迁之后，在高宗定下基调并身体力行之下，“大宋”的“主旋律”变得极其简单了，就“偏安”两字。凡诸般內政、外交事务，莫不是围绕着这两个字吹拉弹唱的。
　　岳飞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显然与朝廷的苟且偷安的“主旋律”相悖。因此，岳飞的壮怀激烈便成了刺耳的“杂音”。不换思想就换人，岳飞怎么能不除掉？
　　赵构做了36年皇帝，看家本领就是乞和，把国家安危、和平希望完全寄托在豺狼的保證上，以至一日无和约便难受得要命;一旦和约被“友邦”撕毁，却先反省己方求和诚意够不够？退位后又当了20多年左右朝政的太上皇，尽管继任者孝宗是个颇有抱负的皇帝，怎奈其养子身份让他始终不得不屈从高宗的权势，被迫认敌作父（宋孝宗即位次年，即1164年，宋金和议达成，规定宋皇帝对金主自称“侄儿”）。孝宗入继大统27年，竟有24年是在赵构的目光逼视下，于诚惶诚恐中艰难度过的。饱受屈辱、苦不堪言的孝宗锐气消尽，眼见恢复中原无望，最终只能在极度失望中以无所作为退出政治舞台。尽管孝宗本人并不甘心，一直蓄积财力，把一线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怎奈他之后的皇权交接，说来令人嗟叹，每每不是政治闹剧，便是波谲云诡，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上台者非声色犬马之徒，即懦弱无为之辈，谁都无心“北定中原”。
　　正是在这“偏安”思想的支配下，南宋文武出现了两极分化。
　　军事上，武备废弛，长城自毁，“王师”一触即溃，根本不能打仗，而初年的三大名将结局迥异：岳飞满门被害，韩世忠退隐悠游，张俊投靠秦桧成为加害岳飞的帮凶。
　　文化上，“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大批诗人词家横空出世，经典篇章源源不断，群星灿烂，浩瀚辉煌。原本婉约缠绵、低吟浅唱的宋词，风格上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南宋前期，国家危亡迫在眉睫，面对山河破碎，同仇敌忾的文人们抑郁不平，怒发冲冠，谁都无心再唱卿卿我我了，词风因此一改缠绵阴柔为慷慨激昂。南宋中后期，宋金和谈，南北分治，统治者决意求和，大势已去，任凭志士们壮怀激烈，“栏干拍遍”，却回天无力。
　　在无限感慨中别过“岳飞”，再往前便见与之遥相呼应的“武大郎炊饼摊”。那是一尊活体“雕塑”，一个搞笑的模仿秀。故事里的一些岁月悄然而逝，岁月中的一些故事重上心头。“武大郎炊饼摊”，这个当年“第一街”上子虚乌有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原产于南宋临安的“莫须有”……
　　街头雕塑中，有一组饶有兴味的黄铜群雕，描绘的是旧日杭州的市井生活，共有5人：一中年汉子将刚从街井里提上来的泉水往自家水桶里倾倒;汉子的右侧，一中年妇人坐在井旁的小竹椅上，一边在脚盆里用搓板搓洗衣服，一边欣慰地瞧着面前吹泡泡玩耍的孩子;汉子的左侧，是一对母女，她们坐在凳子上闲适地剥着莲子。此外还有一把虚席以待的小竹椅，杭州人的生活是从井边开始的，场面颇为典型，生活气息十分浓郁。邻里和睦，安居乐业，本是人心所向，但广义地看，又何尝不是一种割不断血脉的文化传承？它为人类所共有，无国界、时空之限，也不分种族、信仰、制度、意识形态等等诸如此类之别。或许，它，唯有它，才配称历史长河中的主旋律。
　　清河坊大井巷很是出名，盖因巷內有一令人咋舌的大井。该井周4丈，深约4米，旧名寒泉，又名吴山井、吴山泉，俗称大井。相传系五代吴越国和尚德韶所凿，井水不杂江湖之味，甘甜寒洌，异于众井。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杭城大旱，城中诸井均已干竭，独此井不涸，故又称“钱塘第一井”。当年井口无盖，常有人掉落井中。绍兴年间由太尉董德元捐钱，用大石板盖住井口，上开五眼，成为五眼井。井圈为六边形，井壁用条石菱角式砌筑，井旁立“吴山第一泉”石刻一块，记述当年此井救济百姓的事迹。
　　当今不长的河坊街巷口格外多，每个巷口都露出一条羊肠小道，这些通往老巷深处的羊肠小道，很容易勾起人们的联想。千百年来，这里曾经发生过多少故事？它们阅尽了几多沧桑？如今又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忽然想起东京汴梁的宋都御街，人称北宋“第一街”，宽阔平坦，条管笔直，甚为气派;而眼下这条“第一街”呢？除繁华之外，地形地貌、布局结构、环境声气、风格气质，全无半点共同之处。不免想起林升的《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如果不是那该死的“暖风”，将“游人”熏醉，使其骨子里发生霉变，他们怎么可能“直把杭州作了汴州”？
　　南宋152年，趔趔趄趄的，与其说悲愤的句号画在大海上，莫如说就句号在这“暖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