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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几篇文章，原来皇帝也受到一定的监督。中国古代有一种官叫史官，这些史官多数是能秉笔直书的，因此不少善于自律的君主怕做了见不得人的坏事被史官记上一笔，弄得遗臭万年，那么皇帝能不能在位时，就直接看看他的史官如何记载自己的事呢?我讲一位明君唐太宗的故事：有一次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你监管朕的起居，记录我的言行，这些记录可给我看吗?”褚遂良回答：“史官记载人君言行，善恶皆录，这样人君才不敢为非作歹，没听说人君可以自取观看的。”太宗又问：“朕做了坏事，你也记录吗?”褚遂良答道：“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这时有一官员叫刘洎插嘴说：“即便褚遂良不记，天下的人士也会记的。”太宗点头称是。
后来，太宗又问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历代史官所记的，为什么不让人君自己观看?”房玄龄答道：“史官不虚美，不隐恶，人主看了如实记载，一定要发怒，所以不敢呈献。”太宗说：“朕的用心与前朝的帝王不同，我想亲自观看国史，以便知道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你可以陆续将国史呈给我看。”谏议大大朱子奢谏道：“陛下圣明，陛下没有过失，史官所述，多是好事。不过当代的史事人君是不能观看的，如果这件事传开，后边作皇帝的子孙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但是唐太宗却有一件事老是耿耿于怀，这就是唐太宗于626年，在玄武门发动兵变，杀死自己的兄弟夺取了皇位，甚至把他的父亲唐高祖李渊也架空了起来，给了个虚名“太上皇”。太宗担心历史会怎样记录这件事。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史官叫来，亲自查看记载，史官记的是太宗“弑兄篡位”。唐太宗黯然。旁边有一位拍马屁的大臣小心地试探：“是不是改一下?”太宗仰天长叹一声说：“据实而载。”
唐太宗的这一声叹息，实在是实事求是，也是盛世大唐的一个有力注解，就道出了为什么在历史上有贞观之治。想想看，当唐人传读史书时，看到最高领袖的这一页不光彩记录，他们的目光，骤然间变得平静安然——那是一个社会面对真相时特有的坦荡。大唐的天空，没有因为这一片云彩而阴霾密布；相反，只会更加寥廓、澄明。而当权势者如果篡改这一段历史，像一块抹布把历史随意抹来抹去时，大唐的盛世，即成绝响。早在公元前104年的西汉时，司马迁在其鸿篇巨著《史记》中说过对待历史要“不虚美”、“不掩恶”的原则。古人尚且能这样说，这样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这就是我们要正确对待过去发生的事。要尊重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事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故我提出两件事，应把它摆正。
一、关于“三年自然灾害”一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9年到1961年的这三年。从1958年开始，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由于大家已经都知道的原因，这就是从上而下的全国瞎折腾，导致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全国饿死两千多万人，面对这一情况，最高领导层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另一种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1年，毛主席与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此发生过争论。刘少奇愤然地说，发生这样的事，“你我是要上史书的”。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看来这两位大领导人，对“不掩恶”有着绝然不同的看法。
其实这三年的气象资料，早已公布于众。这三年没有全国性的大自然灾害。但现在就是还有众多的文章，一提到这三年总要写成“三年自然灾害”，把责任推给“自然”。读起来，实在叫人愤怒。这是对历史极不负责。列宁有句名言：“有些真理接受起来是痛苦的。”但我们应对得起人民，就应该勇敢地接受这种痛苦。
二、反右派“扩大化”。1957年发动人民帮助党整风，但没有多少天，突然风向急变，55万大学生、干部、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一夜之间，共和国多了55万“反革命分子”。如果再加上被株连的人，那就是几百万人，这些右派分子几十年来受尽羞侮歧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失去应有的工作权利，失去做人的尊严，他们前途渺茫，受到精神、身体上的严重摧残。
幸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使众多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重新获得新生。反右派扩大化，那么扩大了多少呢？全国55万右派，到最后没有改正的有几个？扩大的比例是多少？如果扩大到0.01:99.99这个比例，能说得过去吗？
盛世重史实，把历史真相记录下来，并告诉大家，其目的是把它作为我们执政的殷鉴，永远吸取教训，使我们不再重犯这些错误。从1949年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有一些失误，有些错误是不应该犯的。“大跃进”为吹牛说谎埋下了种子，至今还在发芽；“反右派”叫一些人不敢讲实话，今天有些人弄虚作假，吹牛拍马，也是1957年反右派留下的祸根，所以我们不应对这些再掩掩盖盖，要从中吸取血的教训。
在上世纪60年代初饥荒之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讲“你我是要上史书的”。看来刘少奇同志很重视历史的记载。其实，只有承认实情，讲出实情，才能真正得到人心。我上大学时，上政治课名为马列主义课程，实际上是一本前苏联的“联共（布）党史”，这其中很多是编造的伪史，我们是被欺骗、被愚弄了，回想起来，非常愤慨。苏联的解体，是否与不重史实也有关系？唐朝的贞观之治就是盛世重史实的极好例子。不能不承认，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心怀博大、人格健全的皇帝之一。是的，同样的体制，由不同的人来实践，就会有天壤之别。故健全的体制，终究是发端于健全的人格。今天我们怀念邓小平同志，因为他是我国改革开放之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纪念胡耀邦，因为他拨乱反正，为大量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当今领导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祖国的发展前景描绘了一幅美丽的蓝图。老百姓是会永远记住这些的，要尊重历史，承认实情，从而才能达到社会和谐安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中国人民现在已是一个走向成熟、理智的民族，他们喜欢的是不欺不瞒。就凭这一点，我们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国家。
后来，太宗又问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历代史官所记的，为什么不让人君自己观看?”房玄龄答道：“史官不虚美，不隐恶，人主看了如实记载，一定要发怒，所以不敢呈献。”太宗说：“朕的用心与前朝的帝王不同，我想亲自观看国史，以便知道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你可以陆续将国史呈给我看。”谏议大大朱子奢谏道：“陛下圣明，陛下没有过失，史官所述，多是好事。不过当代的史事人君是不能观看的，如果这件事传开，后边作皇帝的子孙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但是唐太宗却有一件事老是耿耿于怀，这就是唐太宗于626年，在玄武门发动兵变，杀死自己的兄弟夺取了皇位，甚至把他的父亲唐高祖李渊也架空了起来，给了个虚名“太上皇”。太宗担心历史会怎样记录这件事。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史官叫来，亲自查看记载，史官记的是太宗“弑兄篡位”。唐太宗黯然。旁边有一位拍马屁的大臣小心地试探：“是不是改一下?”太宗仰天长叹一声说：“据实而载。”
唐太宗的这一声叹息，实在是实事求是，也是盛世大唐的一个有力注解，就道出了为什么在历史上有贞观之治。想想看，当唐人传读史书时，看到最高领袖的这一页不光彩记录，他们的目光，骤然间变得平静安然——那是一个社会面对真相时特有的坦荡。大唐的天空，没有因为这一片云彩而阴霾密布；相反，只会更加寥廓、澄明。而当权势者如果篡改这一段历史，像一块抹布把历史随意抹来抹去时，大唐的盛世，即成绝响。早在公元前104年的西汉时，司马迁在其鸿篇巨著《史记》中说过对待历史要“不虚美”、“不掩恶”的原则。古人尚且能这样说，这样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这就是我们要正确对待过去发生的事。要尊重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事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故我提出两件事，应把它摆正。
一、关于“三年自然灾害”一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9年到1961年的这三年。从1958年开始，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由于大家已经都知道的原因，这就是从上而下的全国瞎折腾，导致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全国饿死两千多万人，面对这一情况，最高领导层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另一种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1年，毛主席与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此发生过争论。刘少奇愤然地说，发生这样的事，“你我是要上史书的”。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看来这两位大领导人，对“不掩恶”有着绝然不同的看法。
其实这三年的气象资料，早已公布于众。这三年没有全国性的大自然灾害。但现在就是还有众多的文章，一提到这三年总要写成“三年自然灾害”，把责任推给“自然”。读起来，实在叫人愤怒。这是对历史极不负责。列宁有句名言：“有些真理接受起来是痛苦的。”但我们应对得起人民，就应该勇敢地接受这种痛苦。
二、反右派“扩大化”。1957年发动人民帮助党整风，但没有多少天，突然风向急变，55万大学生、干部、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一夜之间，共和国多了55万“反革命分子”。如果再加上被株连的人，那就是几百万人，这些右派分子几十年来受尽羞侮歧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失去应有的工作权利，失去做人的尊严，他们前途渺茫，受到精神、身体上的严重摧残。
幸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使众多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重新获得新生。反右派扩大化，那么扩大了多少呢？全国55万右派，到最后没有改正的有几个？扩大的比例是多少？如果扩大到0.01:99.99这个比例，能说得过去吗？
盛世重史实，把历史真相记录下来，并告诉大家，其目的是把它作为我们执政的殷鉴，永远吸取教训，使我们不再重犯这些错误。从1949年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有一些失误，有些错误是不应该犯的。“大跃进”为吹牛说谎埋下了种子，至今还在发芽；“反右派”叫一些人不敢讲实话，今天有些人弄虚作假，吹牛拍马，也是1957年反右派留下的祸根，所以我们不应对这些再掩掩盖盖，要从中吸取血的教训。
在上世纪60年代初饥荒之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讲“你我是要上史书的”。看来刘少奇同志很重视历史的记载。其实，只有承认实情，讲出实情，才能真正得到人心。我上大学时，上政治课名为马列主义课程，实际上是一本前苏联的“联共（布）党史”，这其中很多是编造的伪史，我们是被欺骗、被愚弄了，回想起来，非常愤慨。苏联的解体，是否与不重史实也有关系？唐朝的贞观之治就是盛世重史实的极好例子。不能不承认，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心怀博大、人格健全的皇帝之一。是的，同样的体制，由不同的人来实践，就会有天壤之别。故健全的体制，终究是发端于健全的人格。今天我们怀念邓小平同志，因为他是我国改革开放之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纪念胡耀邦，因为他拨乱反正，为大量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当今领导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祖国的发展前景描绘了一幅美丽的蓝图。老百姓是会永远记住这些的，要尊重历史，承认实情，从而才能达到社会和谐安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中国人民现在已是一个走向成熟、理智的民族，他们喜欢的是不欺不瞒。就凭这一点，我们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