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雷达在《文艺报》上的专栏文章汇成评论集《雷达观潮》，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作序：“他从来是勇猛精进的，他是不老的猛兽，立高冈之上，尽览风行草偃。”
　　二十年多前，“只觉得他是按下云头，落到了凡间。”那时夏天的什刹海尚能游泳，红荷灼灼，还不想做评论家的青年李敬泽游完几个来回，水淋淋上岸，抬眼看见垂柳下坐着彼时已大名鼎鼎、此刻同来消暑的雷达。一老一少于岸边谈起水，渐成忘年之交。
　　雷达的父亲性格刚烈，与于右任、邓宝珊志趣相投。母亲是甘肃第一位女法官。三岁时，父亲因病故去，给雷达留下一屋子书。他最先认识的是梁启超、鲁迅、河上肇和苏曼殊。1962年，雷达进入兰州大学中文系。
　　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雷达毛遂自荐调入评论部。尽管此前在《中国摄影》坐了几年冷板凳，文学的“雷达”却从一开始便是敏锐的。他在《文艺报》的第一篇个人作品是王蒙的专访——《春光唱彻方无憾》，这是新时期第一篇全面介绍王蒙的文章。当时的王蒙尚未完全平反，刚从新疆返京修改《青春万岁》的書稿，雷达便趁机在他妹妹王洒家找到了他。
　　此后，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莫言的《红高粱》、古华的《芙蓉镇》、刘震云的《塔铺》等当代文学经典的第一篇评论大都出自雷达之手。
　　贾平凹用“正”和“大”比喻雷达的文学评论。“‘大’是他有大局意识，看问题常从大处看，看趋势，能‘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80年代，流派、主义交错横流，1986年9月，雷达著文《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从表面纷乱的激流中概括出新时期文学最初十年的主潮——“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与重新铸造”，认为只有抓住“人的觉醒”这个根本的精神发展趋势，才能认识到新时期文学出现各种现象的本质。雷达还最早发现并评述、归纳了“新写实”思潮，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命名，进入21世纪，他又提出和探讨了“新世纪文学”概念。
　　雷达是现实主义坚决的捍卫者，始终坚持文学认识与回应时代。在接受原《小说界》编辑王童采访时，雷达说他认为新时期最好的作品是《白鹿原》、《废都》、《大漠祭》和《夹边沟记事》。
　　李敬泽道：“他常常让我想起哈罗德·布鲁姆，另一个倔强、固执的老头儿……他们都在急剧变化的时世中守护着传统并赋予传统以活力，他们的气质都是既强健又忧伤。”
　　进入90年代和新世纪，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的文学生产方式逐渐失效，崇高消解、欲望膨胀，个体高扬而主体零落，文学的存在日益艰辛。“我背负着传统的包袱，却生活在一个高度缩略化、功利化、商品化、物质化的都市，我渴望找回本真的状态、清新的感觉、蛮勇的体魄、文明的情怀而不可得。有时我想，当失去最后的精神立足点以后，我是否该逃到我的大西北故乡去流浪？这么想着的时候，便也常常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雷达“操起手术刀”，诊治文学的症候，评论集《文学活着》（1995）《当前文学症候的分析》（2009）《重新发现文学》（2014）先后出版，主张“文学要改变自己的活法”以适应社会活法的变动，思考正面价值的声音如何才能“内在地、如血液般地化入文学作品的积累之中”。通过不停发掘和品评新人新作，寻找当下文学中正面价值的闪光，竭力呼吁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
　　他也实践着文学的活法。他开起微博，平均半个月发一篇长文。最后一次更新是2018年2月2日，谈自己最新创作的散文集《黄河远上》——散文要呈现“能够抵达引起共鸣的、引发疼痛感和撕裂感的真实的灵魂”。
　　在《雷达观潮》后记里，他自白“我倒真的是贯穿了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批评者”。紧接着是一声叹息：“这一切都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抱憾的是，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