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是一个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年代。先后毕业于北京一些艺术院校的华庆、张大力、牟森、高波、张念、康木等人，主动放弃国家的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娄斗桥一带，后来，圆明园附近就成了画家村。吴文光早年拍摄的纪录片《流浪北京》记录了当时这些人的部分生活状态。
　　影片中，张大力认为他开始讨厌北京的艺术气氛了，在一大群为生活而奔忙的人中间，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高波对盲流的理解有着矛盾的两重性，认为自己在北京缺乏安全感，但是因为有北京身份證而不必像别的人那样担心户口问题。牟森和高波、张大力一样，有时缺乏经济来源，就得到处蹭饭吃，还总结出了一套蹭饭的诀窍。
　　90年代，出国热潮下，漩涡中的艺术从业者肯定也要跻身潮头，很多人都找到了洋老婆，出国后就跟外国人离婚。
　　看纪录片里的那些年轻人画画、演戏剧、谩骂、哭泣……我能切实触摸到那个年代的质感。那是一个并不羞于谈论理想、也开始积极拥抱现实的年代，所以他们纷纷聚集到了北京。又或许他们并不是为艺术，而是为了过一种理想中的自由艺术家生活。
　　谈到圆明园画家村年轻人的艰苦生活时，中央美院教授易英曾说：“这与中国整个美术市场的混乱有关。美术作品老百姓买不起，国家也不收购它们（若收购也只是象征性地给点钱），于是只有卖给外国人，外国人的口味、金钱控制了我们的美术市场。解放以来，我们把艺术当成一种宣传，只要上了展览、登了报有影响就行，然后靠这个得到职称、地位，再转化为房子、钱等等。1985年搞前卫艺术的画家们没有商业意识。学院也不考虑学生的出路，在校4年画4年的素描，拿到社会上去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艺术一直畸形地发展。”
　　这种畸形还可能会存在很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现在都已人到中年，采访中，我听到有的人怀念那个还有理想的年代，有的人称之为“一群傻逼坚持所谓理想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