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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佐良是一位83岁的老人，他不但决定在自己身后捐献出遗体，还劝说患癌症的女儿捐献遗体。8年前，他和几位高龄同伴在沈阳成立了中国首家遗体捐献志愿者俱乐部。8年来，于老带领同伴，忍受着他人的白眼、冷遇，甚至侮辱，坚持不懈地进行劝捐工作，谱写了一曲“鞠躬尽瘁，死而不已”的银发赞歌——
一
于佐良是沈阳变压器厂工艺处退休工程师，2000年，他办理了捐献遗体、角膜手续。
于佐良捐献遗体的念头由来已久。上世纪80年代，他身体不太好，经常与医院打交道，目睹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的情景，最让他难过的是，有些人至死都不知道病因。
有了这个想法后，于佐良经常到中国医科大学解剖室去咨询，他了解到，医学发达国家的医学院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有解剖遗体的机会，日本每个医学院学生每年都能解剖到一具遗体，中国学生往往只是看老师操作、讲解，亲手解剖的机会非常少。如此下去，祖国的医学事业何时才能得到发展呢？这时，于佐良便有了个念头：将来自己不在了，就把自己捐出去，供医院解剖。
做通家人的工作后，2000年10月，于佐良到中國医科大学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并到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捐献遗体作用不够大，得说服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让于佐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第一次劝捐成功的竟是自己的大女儿。
2002年下半年，于佐良的大女儿被查出肺癌晚期，只有不到两个月的存活期，于佐良只得含泪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当然，他没有忘记劝大女儿捐献遗体，虽然这样做他也非常痛心。
有一天，在病房于佐良鼓足勇气开了口：“孩子，爸给你说件事，人终有一死，死了什么也带不走……”
于佐良话未说完，大女儿就明白了，她平静地说：“爸，我知道你想让我捐献遗体，你放心，我捐！”
2002年12月1日，大女儿离开了人世，于佐良忍痛捐出了女儿的遗体，那一刻他老泪纵横。
听说于佐良把女儿的遗体捐了，很多人都指责他心太狠，竟把孩子推出去“千刀万剐”，不配做一个父亲。于佐良没有争辩，他觉得人的思想和境界不同，大女儿理解他，他的做法没什么可指责的。
二
有一天，一个叫杨东文的男子找到于佐良，杨东文虽仅36岁，却为自愿遗体捐献事业奔走多年。他听说于老的事情后，当即上门拜访，两位志同道合者一拍即合。在他们的带动下，金诚、田辅桁、吴梅臣、王世杰4位老人先后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队伍。
2004年12月16日，全部由遗体捐献者组成的辽宁省捐献志愿者俱乐部正式成立，属中国首家，是世界上除德国以外的第二家同类俱乐部。
俱乐部成立后，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每月8日、18日、28日是志愿者俱乐部活动的日子，于佐良和杨东文都会带着志愿者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门诊大厅做宣传，他们穿着洁白的马甲，佩戴红色绶带，向来来往往的人们进行宣传。
为了说服他人参与遗体捐献这项事业，于佐良和他的老友们付出的不仅仅是心血，甚至还受到过人格侮辱。
辽中县茨榆镇有位姓刘的老汉，患脑血栓多年，他多次和俱乐部联系，想捐献遗体，但孩子们就是不同意。2009年腊月二十二，刘老汉打来电话，告诉于佐良，孩子们的思想工作已经做通了，让于老赶紧过去办手续。
第二天就是腊月二十三，农历的小年，于佐良不顾家人的阻拦，和俱乐部年逾八旬的金诚老人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坐3个小时的长途车赶到了辽中县茨榆镇，好不容易找到了刘老汉家，没想到对方的子女却变卦了，他们把于佐良递过去的申请表撕个粉碎，还把两位老人推出门外。
经过于佐良和同仁们的艰苦努力，目前为止，中国医科大学接到公证的遗体捐献人数达到1480人，其中240人已实现了捐献愿望。而于佐良他们的俱乐部成员由原来的6人已发展到二百多人，还创立了辽宁省捐献遗体志愿者俱乐部丹东分部。
三
从俱乐部成立那天起，于佐良和他的同仁们便面临着最大的问题——经费。俱乐部宣传租会场、打印资料、制作条幅都需要钱，这一切的资金都得由自己解决。前期资金都是骨干成员你三百我五百凑出来的，但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又成了于佐良的心病。
最初俱乐部人员较少，开会地点就在志愿者家中，虽然志愿者对此都很认同，但他们的子女难免感到忌讳。为了避免尴尬，于佐良又将“会议室”搬到公园的长椅上，大家对此戏称为“打游击”。
于佐良退休金不算高，他利用自己工程师的特长，在外面揽了些活儿，这笔钱成了他开展工作的资金。
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于佐良也遇到了很多干扰。除了人们对遗体捐献的传统观念和疑虑外，还有一些人给他贴上“买卖人体器官组织者”的标签。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需要，于佐良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有时深更半夜手机响了，对方却问：“我这里有肾，你能给多少钱？”于佐良耐心解释，捐献遗体是无偿的，但对方根本不信。也有不少人说于佐良和医院有利益来往，一个器官开价多少钱，说得有鼻子有眼。对此，于佐良颇为无奈。他深知遗体作为医学教研上的活教材，是提高医术、延续生命的保障前提，而在中国，因为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多的人选择将自己的遗体火化后安葬，真正将遗体捐献用于医学解剖的屈指可数。
为了证明自己的公益性，于佐良特意到省红十字会开了一份证明，另外还有各种活动照片、媒体报道剪报、领导题词统统装在一个包里，劝捐前他都是先拿证明，边拿证明边说：“我不做生意，我做的是公益！”
转眼，于佐良和他的捐献遗体俱乐部已经走过了8年的时间，于佐良也跨入了耄耋之年，这位可敬的老人说，无论如何，为了祖国的医学发展，他一定在身后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责编：辛娅）
一
于佐良是沈阳变压器厂工艺处退休工程师，2000年，他办理了捐献遗体、角膜手续。
于佐良捐献遗体的念头由来已久。上世纪80年代，他身体不太好，经常与医院打交道，目睹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的情景，最让他难过的是，有些人至死都不知道病因。
有了这个想法后，于佐良经常到中国医科大学解剖室去咨询，他了解到，医学发达国家的医学院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有解剖遗体的机会，日本每个医学院学生每年都能解剖到一具遗体，中国学生往往只是看老师操作、讲解，亲手解剖的机会非常少。如此下去，祖国的医学事业何时才能得到发展呢？这时，于佐良便有了个念头：将来自己不在了，就把自己捐出去，供医院解剖。
做通家人的工作后，2000年10月，于佐良到中國医科大学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并到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捐献遗体作用不够大，得说服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让于佐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第一次劝捐成功的竟是自己的大女儿。
2002年下半年，于佐良的大女儿被查出肺癌晚期，只有不到两个月的存活期，于佐良只得含泪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当然，他没有忘记劝大女儿捐献遗体，虽然这样做他也非常痛心。
有一天，在病房于佐良鼓足勇气开了口：“孩子，爸给你说件事，人终有一死，死了什么也带不走……”
于佐良话未说完，大女儿就明白了，她平静地说：“爸，我知道你想让我捐献遗体，你放心，我捐！”
2002年12月1日，大女儿离开了人世，于佐良忍痛捐出了女儿的遗体，那一刻他老泪纵横。
听说于佐良把女儿的遗体捐了，很多人都指责他心太狠，竟把孩子推出去“千刀万剐”，不配做一个父亲。于佐良没有争辩，他觉得人的思想和境界不同，大女儿理解他，他的做法没什么可指责的。
二
有一天，一个叫杨东文的男子找到于佐良，杨东文虽仅36岁，却为自愿遗体捐献事业奔走多年。他听说于老的事情后，当即上门拜访，两位志同道合者一拍即合。在他们的带动下，金诚、田辅桁、吴梅臣、王世杰4位老人先后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队伍。
2004年12月16日，全部由遗体捐献者组成的辽宁省捐献志愿者俱乐部正式成立，属中国首家，是世界上除德国以外的第二家同类俱乐部。
俱乐部成立后，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每月8日、18日、28日是志愿者俱乐部活动的日子，于佐良和杨东文都会带着志愿者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门诊大厅做宣传，他们穿着洁白的马甲，佩戴红色绶带，向来来往往的人们进行宣传。
为了说服他人参与遗体捐献这项事业，于佐良和他的老友们付出的不仅仅是心血，甚至还受到过人格侮辱。
辽中县茨榆镇有位姓刘的老汉，患脑血栓多年，他多次和俱乐部联系，想捐献遗体，但孩子们就是不同意。2009年腊月二十二，刘老汉打来电话，告诉于佐良，孩子们的思想工作已经做通了，让于老赶紧过去办手续。
第二天就是腊月二十三，农历的小年，于佐良不顾家人的阻拦，和俱乐部年逾八旬的金诚老人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坐3个小时的长途车赶到了辽中县茨榆镇，好不容易找到了刘老汉家，没想到对方的子女却变卦了，他们把于佐良递过去的申请表撕个粉碎，还把两位老人推出门外。
经过于佐良和同仁们的艰苦努力，目前为止，中国医科大学接到公证的遗体捐献人数达到1480人，其中240人已实现了捐献愿望。而于佐良他们的俱乐部成员由原来的6人已发展到二百多人，还创立了辽宁省捐献遗体志愿者俱乐部丹东分部。
三
从俱乐部成立那天起，于佐良和他的同仁们便面临着最大的问题——经费。俱乐部宣传租会场、打印资料、制作条幅都需要钱，这一切的资金都得由自己解决。前期资金都是骨干成员你三百我五百凑出来的，但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又成了于佐良的心病。
最初俱乐部人员较少，开会地点就在志愿者家中，虽然志愿者对此都很认同，但他们的子女难免感到忌讳。为了避免尴尬，于佐良又将“会议室”搬到公园的长椅上，大家对此戏称为“打游击”。
于佐良退休金不算高，他利用自己工程师的特长，在外面揽了些活儿，这笔钱成了他开展工作的资金。
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于佐良也遇到了很多干扰。除了人们对遗体捐献的传统观念和疑虑外，还有一些人给他贴上“买卖人体器官组织者”的标签。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需要，于佐良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有时深更半夜手机响了，对方却问：“我这里有肾，你能给多少钱？”于佐良耐心解释，捐献遗体是无偿的，但对方根本不信。也有不少人说于佐良和医院有利益来往，一个器官开价多少钱，说得有鼻子有眼。对此，于佐良颇为无奈。他深知遗体作为医学教研上的活教材，是提高医术、延续生命的保障前提，而在中国，因为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多的人选择将自己的遗体火化后安葬，真正将遗体捐献用于医学解剖的屈指可数。
为了证明自己的公益性，于佐良特意到省红十字会开了一份证明，另外还有各种活动照片、媒体报道剪报、领导题词统统装在一个包里，劝捐前他都是先拿证明，边拿证明边说：“我不做生意，我做的是公益！”
转眼，于佐良和他的捐献遗体俱乐部已经走过了8年的时间，于佐良也跨入了耄耋之年，这位可敬的老人说，无论如何，为了祖国的医学发展，他一定在身后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