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1N1流感事件、政党乱象，金融风暴充斥的台湾新闻网当中，突然冒出了一则让台湾50岁以上的文化人震惊、惋惜的消息——被誉为“纸上风云第一人”的资深报人高信疆病逝。
　　“70年代高信疆以狂狷之姿引领文坛风骚，为台湾报纸副刊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屡屡在文化、艺术、思潮上创造议题与风潮。”关于他的报道，占满了《中国时报》5月7目的整个文化新闻版以及《人间副刊》，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我在40年前帮他拍的。那时，他大学刚毕业没多久；19岁的我也才从宜兰乡下来到台北，在《幼狮文艺》做总编辑痖弦的助手。
　　上班之后，我的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跟一位“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交稿”的作者催稿，他就是高信疆。我下了公车，按照地址在小巷子里绕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栋日本式的房子，环境类似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那是台湾大学的老师宿舍，高信疆和他的哥哥在这里祖屋。
　　拉开门就是一个榻榻米的大通铺，上面张着几顶蚊帐。我也不知道要往哪个帐里找人，只好站在门口喊。一个满头乱发的人掀开蚊帐、探了探脑袋，即使睡眼惺忪，依旧英气逼人。之后的数十年，我再也没看过像这样的高信疆。
　　知道这位老友接受化疗已有一年多，没能与他见上一面，始终让我耿耿于怀。回想最后一次与他见面的情境，真是感慨万千。那是在2008年初的北京，我拿着朋友给的电话号码试着拨拨看，好几年没联络了，一通上话，彼此都开心极了，约了在他那北京亚运村附近的寓所见面。
　　信疆就是信疆，无论在哪里落脚，生活空间都塞满了书；不是立在书架上，而是一摞摞地平摆在书桌上，让人对他最近关切的领域一目了然。他还非要请客，带我和我的两位大陆摄影界朋友去了两个绝妙的、令人叹为观止地方——一处是盖在苹果园中的西餐厅，一处是有如汉朝宫殿的现代茶馆，把我们震得一愣一愣的。这也是信疆。
　　40年来，我们彼此之间愈行愈远的距离，在那天仿佛又被拉近到像是第一次见面那样。即使台湾的友人以“失去战场的将军”形容信疆，我也很高兴地发现，无论在哪里，他都自有天地。就像他说的“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理想决定命运”。是啊，只要理想仍在，天地就在。
　　当年初见面，我就逼他速速盥洗，说写不出来就用讲的，我帮你记录好了。记得那篇文章是《林语堂访问记》，当下就让我见证了他文思敏捷、叙述精准的功力。说着说着，我们就拐进了自己的话题。我们所关心的领域处处重叠，对某些事的要求处处比高，简直就是有知音相遇之感，直到谈起音乐。
　　当时，中国大陆流行以传统乐器演奏西方曲式结构的“新民族音乐”，但在台湾却很难听得到，因为散播大陆资讯是极为冒险的事。我常听一家小唱片公司出版的大陆音乐，而那位老板后来也入狱了。我对高信疆说，现在大陆音乐做得真好啊；他不信。我说，不信就来我住的地方听听看：于是，我们就放下了“林语堂”，一起到仁爱路四段我租的小房间里，把门关得紧紧的，用一架破旧的唱机轻声播放盗版的33转的黑胶唱片。音质不是很好，可是那首二胡与钢琴的双重奏《三门峡》显然把信疆给震住了，直到现在，我都没忘记他的表情。
　　我们一直聊，聊到他不得不赶去《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的前身)上班；担任要闻记者是他的第一份差事儿。送他出门时，我望着他的背影，西装笔挺、油亮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这也是高信疆在所有人心目中的标准形象
　　那时，我经常当他和柯元馨的电灯泡。通常情况是，我和元馨在咖啡厅、餐厅或是街头等他，有时一等就是数小时，他俩要结婚时，我陪着他们去发喜帖，婚礼当天我坐在喜车前座一路放鞭炮。小两口去度蜜月时，我在他们的客房里帮忙看家，冻了好几个晚上，却到处找不到棉被。最后实在受不了，想把床套拉起来盖，才发现棉被就在下面，这件糗事儿让信疆大乐，足足跟朋友讲了好几年。
　　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后，我开始打电话，听到的却老是答录机的哔哔声，与老友之间的疏离感又浮上心头；每天副刊上的悼念文章更是加深着这种刺痛。有一天，电话终于通了元馨说，5月12日下午两点，信疆会安土于一个名为“天境”的基督教墓园，有空就来送他最后一程吧。让她最安慰的就是，信疆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终于受了洗。
　　自从台北有捷运后，我就不开车了，费了一番工夫，才弄清楚怎么搭公车到那个位于金山一带的基园。50人座的巴士上只有我一个人，车子在阳明山国家公园外围翻山越岭地绕了两个钟头，才停在一个超现实的荒郊上，烈日当头，问遍稀落的居民，也没人晓得那个基因在哪里、
　　终于来到墓园，我已经一身是汗；老远就看到山丘上的元馨、两个儿子士轩、英轩以及信疆的哥哥、嫂嫂们，而教会兄弟已经在念最后一句祝祷了。我在他的骨灰坛上洒下一把黄土，脸上一片湿答答的，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在那平坦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高信疆，1944年?月?日—2009年5月5日。泪眼模糊的我没看清他的出生月日，就那么走过去了。正如人与人之间，无论多近多远，多亲多疏，都有模糊之处。信疆，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