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们或许不曾读过叶圣陶笔下《多收了三五斗》的故事，但如今，“价低伤农”的苦，他们懂得透彻。
　　在2008年，商务部、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农超对接试点工作的通知》，鼓励推进鲜活农产品“超市+基地”的流通模式，引导大型连锁超市直接与农产品产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产销对接。但直至今日，产区菜贱伤农、城区菜贵伤民的怪态依旧未变。
　　菜殇，何解？
　　
　　 改进生产组织方式是根本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安玉发认为，近期部分蔬菜价格低迷，滞销难卖主要在于去年蔬菜价格走高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一定的生产周期后，新产蔬菜集中上市，致使供过于求。而这本是正常的市场波动，但政府通过补贴的方式增加种植面积，加剧了此种波动。
　　去年11月，为了抑制通胀，国务院要求各地尤其是城市人民政府扩大速生蔬菜生产规模，增加供应，并提出落实省长“米袋子”和市长“菜篮子”负责制。
　　此举，多位受访三农专家认为不可取。因为这种制度适用于城市农产品供给高度自主的情况，而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产品的生产逐渐远离城市，集中于某一产区。这就需要政府重新反思此前的负责制，如何才能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在应对菜价波动时发挥积极作用。
　　而菜贱伤农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应该首先从农民身上找原因。“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一言以蔽之。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都是分散经营，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生产决策多靠经验以及田间地头有限的交流，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农户容易跟风、扎堆种植，进而引起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因此，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认为，缓解“菜殇”的首要对策就是建立、健全信息交流沟通平台，及时发布蔬菜品质、质量、市场等信息，科学引导菜农合理种植。
　　不过，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看来仍未涉及根本。“欧美国家留下的一条经验是，开展集中性大生产，以此分散农民的风险。换言之，在中国建立能够动员、组织农民散户开展社会化大生产的“农村合作社”。它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供销社’不同，彼时的生产目标由政府计划，而今视市场需求而定。”
　　李国祥认为，菜贱伤农的问题必须从改进生产组织方式的角度加以解决，而具体策略，政府部分必须仔细研究，因为，新型的“农村合作社”若由官方包办必定不行，而没有政府扶持，没有政策红利，更是行而不通。
　　
　　减少流通环节是关键
　　
　　然而，菜农贱卖蔬菜，为何城市居民依然不能买到便宜的菜？
　　“从菜农到终端市场，其间途经收购商、批发商、零售商等环节，涉及过桥过路费、税费、租金费、摊位费，再加上不断上涨的油费、人工费。这一切造就终端菜价居高不下。” 周思然分析道。
　　但是，党国英并不认为流通成本存有进一步大减的空间。“由于近两年货币超发，物价上扬，各种费用攀高很难避免。”他说。
　　那么，就应该减少流通环节，让菜农更直接面对零售市场，而办法之一就是农超对接。即，由农户向超市、菜市场和便民店直供农产品。这种流通模式有利于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销一体化链条，而中间环节被剔除后所节省的利润将留给农民以及消费者。
　　但是，农超对接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
　　“双方对接时，蔬菜供应商依旧面临运输费、人工费的问题，以及超市所设置的检测费、进场费等诸多规定，同时，信息沟通平台的缺乏以及两者的利润分成协议等均加大了这一模式的实施难度。”周思然说。
　　而党国英则认为，受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影响，不少地方只生产一种或几种蔬菜。如果由当地政府专门组织一支物流分队，负责向各个签约超市、农贸市场配送蔬菜，那么，他们对于流通渠道的维护、管理未必能够优于目前的中间商。
　　党国英还有一个减少流通环节的办法，就是“在居民社区外广设菜场、菜摊、菜店，让蔬菜流通领域充分竞争。”他认为，北京的菜场应被准予进入三环之内，政府不能因为街边菜市影响市容美观就将其取缔，反而应考虑开辟绿色通道扶持并保证其正常运转，进而避免门槛较高的超市、高级市场垄断菜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