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竟是市重点高中，校园里每天分3个时段播音。不久，我就理所当然地取代了那个操着本地普通话的男播音员。我的搭档叫田恬，高我一个年级，大我3岁。她把播音室当成了自己的工作间，精心地准备稿子，选择背景音乐。老实说，我每天的任务只是来这儿念念男声的那一声部。闲暇时她和我漫天漫地地聊，让我叫她大姐。时间长了，她更是心安理得地拖着我的胳膊去挡那些向她献殷勤的男生。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市里音像店。她问老板有没有班德瑞的CD，我那时还是第一次听说班德瑞。老板递过来一张CD，说是刚到的货。她就像一个孩子，激动地接过CD盒，付钱，千恩万谢地离开。我提醒她怎么不讲价，她说她找这盒CD已经很久了，哪里顾上这些。
　　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女生。
　　也许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用另一种心情对她。6月，她的生日。我利用手中的权利在广播里说，有同学为了同窗好友的生日点了首曲子。那天，我选的是她最喜欢的班德瑞的曲子《月光》。她看着我笑：“我算是你的同窗好友吗?”我急忙回答她：“怎么不算?!”
　　三年级暑假补课，我依然在每天播音的时间里赶回学校。其实我不必这样的，我是想让她有更多的时间熟悉那些她不喜欢的数学政治，想让她吃上我妈做的好菜，她的家是在下面的一个县城。有一天，临到播音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雷阵雨，想着就不去话，我也不枉此行。她让我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搭在风扇上晾。那天晚上的雨一直没停，她就那样陪着裸着上身的我坐了一个夜自习。我走的时候，雨停了，天又闷了。她急急地塞了张纸条在我手里就转身走了。
　　见多了这种承载着男生女生朦胧情愫的小纸条，突然轮到我时，像运动员没有做好准备，心跳骤然加速。20分钟的路那天我只用了10分钟，一边哼着流行歌曲。回到家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关在屋里，展开，原来只是一张防治感冒的药单。
　　高考结束，她果然没能考上大学。整个暑假也没有片言只语她的消息。开学时，听她的一个老乡说她去了北京，在一家电脑城打工。再进广播室，就像看到一个盛满高级香水的瓶子，明明知道香水早已用尽，看到它时还是唤醒了曾经的嗅觉记忆，似乎余香犹存。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在家里是在学校里也是。我辞掉了播音员的工作，可每当广播响起，我依然会想到那个大我3岁的田恬。没想到她那么无情无义，连一个电话也不来。11月23日是我的生日，我知道就是她在这儿也不会想起。那些祝她生日快乐的话我已说过两次，《月光》我也播了两年。我把希望寄托在寒假，她回来过年总会给我个电话吧。转眼已是大年初六，我们马上就要开学。我顾不上矜持，把电话拨到她家。她妈妈说，她前天刚走，还给了我一个北京的号码。
　　开学前的一天，我终于下决心给她打电话。电话接通，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把电话的那头举得很高，怕自己粗重的喘息会传了过去。“你回来吧，不要贪图一时的舒适。打工你能打多久?30岁?将来怎么办?”我静了静心绪，鼓足勇气：“你还记得我先前说过的话吗?我不希望5年以后，在大街上看到你像一个拖儿带女的农妇那样，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我用尽平生的智慧劝她回来复读，向她举出许多休学半年后又来复读的学生成功考学的例子。其实，好多都是我编的。
　　她终于回来了，是在3天之后。她说我的话触动了她的某根神经，她不想永远做个打工妹。考试结束的那天，我们去看了一场通宵电影。电影开演前，她挽着我的手：“我像不像你的姐姐?”
　　我们考到同一个城市，她的分数只够上一所专科，我进了一所重点大学。这当然不是巧合，是我的选择。开学不久，她就在学校的例行体检中查出有肺结核，学校要求她先回去观察治疗。我去安慰她，不是什么大病，一边通知她父亲。送她回家时才知道她父亲是她们县医院的医生，这才想起那个下雨的晚上她给我的治感冒药方，不过是信手拈来而已。她介绍我时，依然是：我的铁哥们儿!我只是尴尬地笑。
　　一个月以后她回到学校。偶然提起我送她回去的事，她说：“我爸爸还以为你是我的男朋友呢。”我也笑：“像我这样的青年才俊，谁不喜欢啊。”她点我的头：“那是啊，我弟弟是谁呀!臭美!”元旦晚会结束后，我们去她学校外面的小吃部吃夜宵。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理着寸头的小伙子已走近我们：“田恬，这位就是你弟弟呀!元旦快乐!”他拿出一个盒子，里面是一个随身听。我怀疑这小子把我兜里的这一个偷去了。用手按按，哦，还在。我压着一股怒气，趁他去洗手间时问：“不是一个纨绔子弟吧?”“还好，除了有钱没什么毛病。”我看她那一脸的得意样，像捡了多大的便宜似的，火气就更大了。“你也到年龄了，该给我找一个弟媳了!”手轻轻地放在我的手上。我找不到更合适的借口阻止她：“还不趁着花样年华多学点儿本领!”她笑：“花样年华?你才是，我们只是草样年华喽!”
　　两年大学，她交过3个男朋友，每一次都让我大病一场的疼痛。我也真真假假地说干脆让她做我的女朋友得了，她总是一脸的怀疑：“花怎么能喜欢草呢?!”我想说，我是真的喜欢她，一直没敢说出口。两年后她毕业，去了县城的一所职业高中，有一搭没一搭地联系着。大三放假，她也是假期。其时她早已与我的父母相熟，帮母亲烧饭，陪父亲下棋，住我的小屋。两周以后，她走，父母问我是不是定下来了?我不解，他们说：“多好的一个闺女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福分。”我在电话中告诉她二老的话，她又是一阵大笑：“那我以后每年放假都去你那儿。”可惜我看不到她是否有我曾经的尴尬。10月份，她突然打电话说要结婚了。我不以为然：“会有人那么急着要娶你啊?你每次都会这么说，不知道哪一次是真的。”过了不到一个月，她突然来到我的学校。那时候已是晚上9点多，我们站在教学楼的楼顶，天气有些凉了。说起从前我们认识的人，她问我还记得高中时校学生会的谁谁吗，我说想不起来了。她很失望：“她现在可是我们县城很有名的企业家了。”我心里想说，你以为所有的人我都能像记你一样那么清晰啊。越来越晚了，我怕锁楼门，便催她下楼。她好像不愿意就此停下，直到我伸手拖她。她就势伏在了我的背上，眼泪浸湿了我的衬衣。“姐姐我下周就要举行婚礼了，我就要成为一个妻子了，我很难过。”我转身揽过她的肩膀：“傻样，难过什么呢．这一天早晚要来的。”
　　县城里的人事简单，她又有好人缘，酒店里摆了一百多桌。她一直笑意盈盈。纷乱的喜宴过后年轻的客人都涌向她的新房，我则去了电影院招待所，看免费的夜场电影。午夜时分，她打来电话。我听到嘈杂的闹房声，眼泪不觉流了下来，与银幕上正上演的悲情电影混淆了原因。她的家简单而温馨，看得出来主人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它让我想起了那间广播室。我喊姐夫的那个人，脾气很好。
　　第二年春天，在等待研究生考试结果的那段时间里，我再次去了她的县城。她带我去附近的餐馆，我拿着菜单，闭着眼睛也能说出她最爱吃的菜名。她有点儿不好意思：“你怎么还记得我爱吃啥啊?唉，你看我现在过的什么日子。那时候真不知……”
　　她一直生活在比自己低一个层次的圈子里。那些人那些物，让她没有飞扬自己的勇气与力量。相对无言中，我看到她的眼中有些我熟悉的东西在闪烁，我在心里祈祷：千万不要说出来啊，说出来我就永远不会原谅你19月份，收到南京大学研究生入学通知。我开始安心地找女朋友，心无旁骛地和她亲热。
　　田恬的电话时不时地又把我带回她的生活，她涨工资了，怀孕了，甚至和她老公偶尔的口角也都细细地数落给我。我不知道该怎么着，有时候酸不溜丢的，有时候却又挺高兴的。她能有一个好的家庭其实也是我最真心的希望。
　　元旦前，收到她寄来的贺卡，上面写着：“学校发了两张贺卡，想不到有什么人可以寄，只有你。”没有祝福，没有问候，淡淡的，就像两个人曾有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