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自何而来？时下的语言教科书告诉人们，因为“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或“基本一致”），所以“之乎者也”满篇的“文言”就是古人的口语。但近日出版的孟昭连著《之乎者也非口语论》，对这一问题的追根溯源却挑战着语言学告诉人们的这些常识。从书名就可看出，作者否定这些通行于教科书上的观点，他认为“之乎者也”这些历来被当成古人口语的所谓“语气词”，其实只是用来断句和提示语气的书面语符号。通俗地讲，“之乎者也”就是古代的“标点符号”，而古人的口语对话，压根就用不着这些“标点符号”。这无疑是一种创见。那么，这种“创见”是如何得来的？能否取得人们的共识？这是我们组织这次讨论的目的。
　　有目共睹，学科分工有越分越细的趋势。细分的好处是利于专，许多学问者在自己的领域心無旁骛地往深里钻，做出有助学科发展的成绩来；缺点是墨守成规，囿于成见，难于创新。因此，学问的探讨，学术的求索，往往并不亲近循规蹈矩的人。《之乎者也非口语论》新观点的提出，可能就与作者恰非“行中人”有关。孟昭连的治学之路，为人所乐道者，恰在于他敢于对安分墨守说不，在关注对象的选择上突破“惯常”。他坦言自己并非汉语研究的专门学者，语言学知识也就是在南开读本科学到的那些东西，只不过对古汉语对语言学一直兴趣浓厚。偏偏是这兴趣，又一次做了引路者，引给他一个契机。不因循成见、勇于探索新知的“另类”思维，帮助他把握这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宋代笔记有一则故事，赵匡胤见门楼匾额“朱雀之门”，指着那匾问：“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答：“语助。”赵匡胤大笑，“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这是熟典。历来援引它，或讲开国皇帝的尚武轻文，或证虚词之虚，都是不错的。但孟昭连另具只眼，以它为切入点，稍稍超出他人一小步的思考，得出宋代口语不使用“之乎者也”的认识。宋如此，唐代呢？柳宗元批评一位书生用错文言语气词，并归纳“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为什么会用错？考索分析，结果是唐代口语并不使用“之乎者也”这些语气词。就这样，一些语言学家引用过的材料，经他审视，给出了全新的解读。就这样，他以颇为另类的思维方式，完成了从明清至先秦文言与白话书面语材料的逆向考察，材料、分析、推理，一步步深入，渐入佳境，进而对汉语史做出了新的描述———古代口语是不使用“之乎者也”之类语气词的。
　　当然，光靠另类的思维方式，还难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说到底还是要材料来说话。孟昭连挖掘出大量古人的相关论述，从汉代许慎释“词”为“意内而言外”，一直到清初李渔“千古好文章只是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再到袁仁林的“非言”说。有意味的是，这些论述不但无法证明所谓“传统观点”，反而都成了“之乎者也是古人口语”的反证，无一例外地说明“之乎者也”等文言虚词是写文章才用的书面语成分，而非百姓口语。让人不解的是，何以语言学者对古人的论述不屑一顾，却热衷于用西方的语言理论解释两三千年前的国人口语，执着于近现代“前贤”的“定论”，甚至用罗大佑的歌词“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曾经这么说”来证明“之乎者也”就是古人的口语？
　　本组四篇文章，作者既有语言研究者，也有文学、哲学研究者，针对孟昭连《之乎者也非口语论》的创新观点各抒己见。作为一个新的学术话题，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有其价值，都会促进对汉语史真相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