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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70年代是印度核政策演变的重要阶段，是否继续发展核爆炸技术是英迪拉·甘地政府面临的重大核政策问题。甘地总理推行强有力的核政策，不仅重视核爆炸技术的发展，而且作出进行核试验的决定，印度随即迈过核门槛。印度核试验成功引起巴基斯坦的不安，巴基斯坦加大核武器研发力度，南亚的核竞争态势开始形成。
关键词 印度 核计划 巴基斯坦
作者简介：代兵，南京政治学院。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203
是英迪拉·甘地政府奉行强有力的核政策，支持发展核爆炸技术，并于1974年5月，成功进行博克兰核试验。印度不断增强的核技术能力导致巴基斯坦核计划飞速发展，印巴南亚核竞争难以避免的出现了。
一、国内决策基础的形成
1966年1月，英迪拉·甘地就任印度总理。在尼赫鲁与夏斯特里两任总理任期，印度核政策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54年印度核计划启动，直到1964年5月尼赫鲁逝世，印度核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明里声称和平利用核能，暗中悄悄积累制造核武器的核裂变材料；第二阶段，1964年11月，印度核科学界的领军人物霍米·巴巴与夏斯特里总理达成妥协：印度暂时不制造原子弹，但致力于发展和平核爆炸技术。 甘地就任总理时，印度核政策中最大的变数是新政府是否支持发展核爆炸技术？核政策的焦点问题是是否进行核试验？
印度对于和平目的核爆炸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64年，当年9月17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8次大会上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霍米·巴巴发表讲话：不应剥夺人类在民用工程作业中使用原子能爆炸的权利。10月24日，在向印度全国的广播讲话中，巴巴再次提到和平核爆炸对经济发展具有的潜在价值。 1966年5月，甘地表示，印度不会制造原子弹，但对于是否赞同开展和平目的核爆炸问题没有立即表态。1970年9月，第三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在赞比亚的卢萨卡举行，会上甘地总理与其他与会领导人达成共识：和平目的的核爆炸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无核国与有核国应当不加区别地享有和平使用核能（包括核爆炸）的技术。 这次会议表明，到1970年初，甘地政府对推动核计划发展表现出热情。这年1月，印度一份报纸报道，政府已经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制造核武器的成本，对此印度官方既没肯定也没有否认。
1970年代初期，在甘地总理对发展核爆炸技术表现出兴趣的同时，印度的核科学界也在发生着人事变动，这种变动对于推动核爆炸技术的发展也大有裨益。1966年1月11日，英迪拉·甘地总理就职当天，巴巴死于飞机失事，科学家维克拉姆·萨拉伯接任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萨拉伯从道德的视角出发，对发展核爆炸技术不以为然。巴巴逝世后，制造和平核爆炸装置的任务由科学家拉贾·拉曼纳负责，拉曼纳是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物理学科负责人。虽然萨拉伯反对研发核爆炸技术，但是拉曼纳得到了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主任霍米·塞斯纳的支持。1971年12月30日，52岁的萨拉伯死于心脏病突发，次年1月，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49岁的塞斯纳担任，拉曼纳则接替塞斯纳任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主任。塞斯纳强烈支持核试验，据其回忆，为了争取核试验的实施，他与萨拉伯激烈争论，几乎为此辞职。
自尼赫鲁政府任期起，印度核决策机制已经大体形成，其主要特点是：核政策决策权主要掌握在总理与负责核计划的科学家手中，其他部门无权过问。到1972年初，无论总理还是核科学家都对发展核爆炸技术持支持态度。应该说，进行核爆炸的国内政策决策基础已经形成。
二、核试验的论证与决策
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激起印度国内对核计划的又一轮评估。5月9-10日，印度议院与科学家委员会进行对话，会上主张制造原子弹的声音再度泛起，加桑党（Jana Sangh，人民党前身）与国大党左翼人士甚至认为，发展核武器有助于加快工业发展，“能够为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创造出5万个就业机会”。 这一轮的讨论比之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后印度的核争论更为深入：其一，有关人士指出印度政府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视角主要是内向的，过于强调经济困难，而忽视了核武器的战略与安全意义。印度国防部所属的弹道导弹实验室主任萨姆博兰·辛格（Sampooran Singh）指出，政府反对发展核武器的理由大体上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但很少讨论原子弹的政治与战略作用。中国通过拥有核武器增加了国家威望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印度应当效仿中国。 印度国防研究分析学院院长苏布拉马尼亚姆（K.Subrahmanyam）的观点是：“印度决策者缺乏把本国的技术发展与安全需要相联系的长期性眼光”，印度如拥有核武器可以形成核威慑能力从而确保和平。 其二，在争论中，关于核政策的讨论已经不再仅仅限于是否制造原子弹，而是涉及到核武库的打造。苏布拉马尼亚姆提出，印度应当建设一个小型的、以导弹发射为基础的核武器库。他引用了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认为建立这样的核武器库需要56亿美元，约是1970-1971年印度国防预算的5倍。 这次争论显示，印度国内精英对于核武器的认识水平比之60年代更为成熟，考虑了原子弹的战略与政治效用，以及整体核武器系统等问题。鉴于国内政治科技精英对发展核武器的浓厚兴趣，1970年8月31日，甘地总理告知议会：“政府正在调研与和平核试验相关的经济与技术事宜”。
1972年印度用于测试核试验理论数据的普尔纳姆（Purnima）反应堆达到临界值，进行核试验的技术准备趋于完成。一些参与援建普尔纳姆反应堆的英国核科学家对这一反应堆的用途表示怀疑，认为是准备用于制造核武器。对此疑问，印度科学家也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1972年6月，日本新闻媒体第一个报道印度可能进行核试验。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估计，可能是英国核科学家向日本媒体泄露了有关消息。 5月2日，国防部长J.拉姆告知议会：“原子能委员会正在研究进行和平目的的地下核爆炸技术”。 9月7日，甘地参加位于孟买的印度理工学院第10届同学会，并随后视察了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中心向甘地展示了一个木制的核爆炸装置模型。实际上这是中心在暗示甘地总理核爆炸装置已经研究完成。甘地视察后指示科研人员制造核爆装置，这是对和平目的核爆炸试验的口头授权。 1973年1-2月间，甘地与塞斯纳、拉曼纳及其他两位总理顾问讨论核试验事宜。两位顾问反对进行试验，认为可能会导致印度核政策军事化，分散国家经济资源，并引来国际政治麻烦。据拉曼纳回忆，在整个讨论过程中，甘地总理没有提问，只是倾听，但最终告诉拉曼纳：“让我们进行核试验吧。” 1973-1974年，甘地政府作出同意核试验的决定，1974年5月18日，博克兰核试验一声巨响宣告印度跨过了核门槛。尼赫鲁政府的核政策为印度进行核试验悄悄积累了足够的裂变材料，夏斯特里政府更多的是与科学家巴巴达成发展核爆炸技术的口头妥协，这一妥协没有来得及实施两人就先后逝世。1970-1974年间，甘地政府奉行强有力的核政策，不仅保持了前任发展核爆炸技术的政策方向，而且把核爆炸技术付诸试验，在这一强力核政策的引领下，印度跨过了核门槛。
三、印巴核竞争态势的形成与印度和政策的转向
博克兰核试验的成功在印度国内激起了民众的自豪感，但为时甚短，毕竟核政策问题更多的是政治科技精英人士间的议题。甘地自1970年以来采取的强有力的核政策引起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应。巴基斯坦政府认为印度核能力的发展对其安全是致命的，已经导致南亚安全格局发生质变。1974年巴基斯坦布托政府评估了印度博克兰核试验的意义：其一，印度即将获得核武器；其二，印度的核武器主要是针对巴基斯坦而不是针对中国；其三，印度将奉行占有克什米尔剩余地区或肢解巴基斯坦的政治目标；其四，巴基斯坦适当发展核武器对于威慑印度核力量是必须的；其五，巴基斯坦的核武器也能威慑印度的常规军事打击。 1977年7月5日，巴基斯坦陆军将领齐亚·哈克发动军事政变，军方掌控了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并赋予其强烈的军事色彩。1979年3月，美国情报机构向国会汇报，巴基斯坦制造原子弹的计划进展顺利。4月6日，在布托被绞死后2天，美国终止对巴的军事经济援助，理由是巴在挑战核不扩散机制。美国这一举措引起印度的不安，“伊斯兰堡的原子弹”开始成为印度政府与媒体关注的重点问题，印度估计到1982年巴基斯坦可能具有爆炸核装置的能力。 印巴之间的核竞争无可挽回地形成了。
在印度国内，从1974年底到1977年初下台，甘地总理穷于应付国内反对派挑战及改善印度经济状况。总理无力顾及印度核计划的发展，而推动实施核计划的印度核科学家团队也在发生分裂。核试验之后，塞斯纳与拉曼纳在巨大的荣誉面前发生争执，塞斯纳抱怨说：“第一次核试验的功劳都落到了拉曼纳身上”。 1974年12月，甘地对博克兰视察之后，两位科学家甚至连话都不说。两人的不和弥散到整个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到1977年初，整个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因为两人的关系破裂而陷入瘫痪状态。
四、结论
20世纪70年代印度核政策的演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核政策的讨论中，印度科学家与战略界开始对核投掷系统、特别是导弹系统予以高度重视， 70年代印度导弹制造技术的探索也已经开始。
到20世纪70年代，经过20多年的摸索实践，印度核计划在实施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科学家可以悄悄研究改进核技术与核装置，即使这种科学研究日益朝着制造核武器的方向上靠近印度政府也不予以太多干涉与过问，政府牢牢把控着是否继续进行核试验与是否制造核武器的决定权，也就是说，即使科学家已经完成制造核武器的所有技术研发，但最终把这种技术能力变成现实核武器的决定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自尼赫鲁政府时期以来形成的印度双重核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充分展现。
此阶段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虽然有所强化，并且印度、巴基斯坦被列为防止核扩散的重点国家，但在现实实施过程中，防止核扩散的努力却从属于现实地缘政治需要。印度在美国《核不扩散法案》生效后继续得以从美国获取核援助，对巴基斯坦的核计划美国也没有进行有力限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均绕过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束缚与限制继续稳步发展。对印度来说，这是其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重核政策的成功。
20世纪70年代巴基斯坦的核计划正式启动且发展迅速，到70年代末印度巴基斯坦在南亚次大陆的核竞争已经呼之欲出。这种核竞争局面的形成对两国的核计划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并彰显出在冷战背景下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虚弱乏力。
注释：
关于这一决策的达成参见拙作.印度对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反应.南亚研究.2012（3）.78-79.
K.K.Pathak，Nuclear Policy of India：a Third World Perspective.124，127-128 .
Sunday Telegraph，25 January 1970，引自Shyam Bhatia，India’s Nuclear Bomb（Bombay：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VIKAS HOUSE，1979）.143-144.
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 .160，172，217.
Sampooran Singh，India and the Nuclear Bomb（New Delhi：S.Chand
关键词 印度 核计划 巴基斯坦
作者简介：代兵，南京政治学院。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203
是英迪拉·甘地政府奉行强有力的核政策，支持发展核爆炸技术，并于1974年5月，成功进行博克兰核试验。印度不断增强的核技术能力导致巴基斯坦核计划飞速发展，印巴南亚核竞争难以避免的出现了。
一、国内决策基础的形成
1966年1月，英迪拉·甘地就任印度总理。在尼赫鲁与夏斯特里两任总理任期，印度核政策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54年印度核计划启动，直到1964年5月尼赫鲁逝世，印度核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明里声称和平利用核能，暗中悄悄积累制造核武器的核裂变材料；第二阶段，1964年11月，印度核科学界的领军人物霍米·巴巴与夏斯特里总理达成妥协：印度暂时不制造原子弹，但致力于发展和平核爆炸技术。 甘地就任总理时，印度核政策中最大的变数是新政府是否支持发展核爆炸技术？核政策的焦点问题是是否进行核试验？
印度对于和平目的核爆炸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64年，当年9月17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8次大会上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霍米·巴巴发表讲话：不应剥夺人类在民用工程作业中使用原子能爆炸的权利。10月24日，在向印度全国的广播讲话中，巴巴再次提到和平核爆炸对经济发展具有的潜在价值。 1966年5月，甘地表示，印度不会制造原子弹，但对于是否赞同开展和平目的核爆炸问题没有立即表态。1970年9月，第三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在赞比亚的卢萨卡举行，会上甘地总理与其他与会领导人达成共识：和平目的的核爆炸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无核国与有核国应当不加区别地享有和平使用核能（包括核爆炸）的技术。 这次会议表明，到1970年初，甘地政府对推动核计划发展表现出热情。这年1月，印度一份报纸报道，政府已经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制造核武器的成本，对此印度官方既没肯定也没有否认。
1970年代初期，在甘地总理对发展核爆炸技术表现出兴趣的同时，印度的核科学界也在发生着人事变动，这种变动对于推动核爆炸技术的发展也大有裨益。1966年1月11日，英迪拉·甘地总理就职当天，巴巴死于飞机失事，科学家维克拉姆·萨拉伯接任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萨拉伯从道德的视角出发，对发展核爆炸技术不以为然。巴巴逝世后，制造和平核爆炸装置的任务由科学家拉贾·拉曼纳负责，拉曼纳是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物理学科负责人。虽然萨拉伯反对研发核爆炸技术，但是拉曼纳得到了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主任霍米·塞斯纳的支持。1971年12月30日，52岁的萨拉伯死于心脏病突发，次年1月，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49岁的塞斯纳担任，拉曼纳则接替塞斯纳任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主任。塞斯纳强烈支持核试验，据其回忆，为了争取核试验的实施，他与萨拉伯激烈争论，几乎为此辞职。
自尼赫鲁政府任期起，印度核决策机制已经大体形成，其主要特点是：核政策决策权主要掌握在总理与负责核计划的科学家手中，其他部门无权过问。到1972年初，无论总理还是核科学家都对发展核爆炸技术持支持态度。应该说，进行核爆炸的国内政策决策基础已经形成。
二、核试验的论证与决策
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激起印度国内对核计划的又一轮评估。5月9-10日，印度议院与科学家委员会进行对话，会上主张制造原子弹的声音再度泛起，加桑党（Jana Sangh，人民党前身）与国大党左翼人士甚至认为，发展核武器有助于加快工业发展，“能够为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创造出5万个就业机会”。 这一轮的讨论比之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后印度的核争论更为深入：其一，有关人士指出印度政府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视角主要是内向的，过于强调经济困难，而忽视了核武器的战略与安全意义。印度国防部所属的弹道导弹实验室主任萨姆博兰·辛格（Sampooran Singh）指出，政府反对发展核武器的理由大体上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但很少讨论原子弹的政治与战略作用。中国通过拥有核武器增加了国家威望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印度应当效仿中国。 印度国防研究分析学院院长苏布拉马尼亚姆（K.Subrahmanyam）的观点是：“印度决策者缺乏把本国的技术发展与安全需要相联系的长期性眼光”，印度如拥有核武器可以形成核威慑能力从而确保和平。 其二，在争论中，关于核政策的讨论已经不再仅仅限于是否制造原子弹，而是涉及到核武库的打造。苏布拉马尼亚姆提出，印度应当建设一个小型的、以导弹发射为基础的核武器库。他引用了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认为建立这样的核武器库需要56亿美元，约是1970-1971年印度国防预算的5倍。 这次争论显示，印度国内精英对于核武器的认识水平比之60年代更为成熟，考虑了原子弹的战略与政治效用，以及整体核武器系统等问题。鉴于国内政治科技精英对发展核武器的浓厚兴趣，1970年8月31日，甘地总理告知议会：“政府正在调研与和平核试验相关的经济与技术事宜”。
1972年印度用于测试核试验理论数据的普尔纳姆（Purnima）反应堆达到临界值，进行核试验的技术准备趋于完成。一些参与援建普尔纳姆反应堆的英国核科学家对这一反应堆的用途表示怀疑，认为是准备用于制造核武器。对此疑问，印度科学家也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1972年6月，日本新闻媒体第一个报道印度可能进行核试验。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估计，可能是英国核科学家向日本媒体泄露了有关消息。 5月2日，国防部长J.拉姆告知议会：“原子能委员会正在研究进行和平目的的地下核爆炸技术”。 9月7日，甘地参加位于孟买的印度理工学院第10届同学会，并随后视察了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中心向甘地展示了一个木制的核爆炸装置模型。实际上这是中心在暗示甘地总理核爆炸装置已经研究完成。甘地视察后指示科研人员制造核爆装置，这是对和平目的核爆炸试验的口头授权。 1973年1-2月间，甘地与塞斯纳、拉曼纳及其他两位总理顾问讨论核试验事宜。两位顾问反对进行试验，认为可能会导致印度核政策军事化，分散国家经济资源，并引来国际政治麻烦。据拉曼纳回忆，在整个讨论过程中，甘地总理没有提问，只是倾听，但最终告诉拉曼纳：“让我们进行核试验吧。” 1973-1974年，甘地政府作出同意核试验的决定，1974年5月18日，博克兰核试验一声巨响宣告印度跨过了核门槛。尼赫鲁政府的核政策为印度进行核试验悄悄积累了足够的裂变材料，夏斯特里政府更多的是与科学家巴巴达成发展核爆炸技术的口头妥协，这一妥协没有来得及实施两人就先后逝世。1970-1974年间，甘地政府奉行强有力的核政策，不仅保持了前任发展核爆炸技术的政策方向，而且把核爆炸技术付诸试验，在这一强力核政策的引领下，印度跨过了核门槛。
三、印巴核竞争态势的形成与印度和政策的转向
博克兰核试验的成功在印度国内激起了民众的自豪感，但为时甚短，毕竟核政策问题更多的是政治科技精英人士间的议题。甘地自1970年以来采取的强有力的核政策引起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应。巴基斯坦政府认为印度核能力的发展对其安全是致命的，已经导致南亚安全格局发生质变。1974年巴基斯坦布托政府评估了印度博克兰核试验的意义：其一，印度即将获得核武器；其二，印度的核武器主要是针对巴基斯坦而不是针对中国；其三，印度将奉行占有克什米尔剩余地区或肢解巴基斯坦的政治目标；其四，巴基斯坦适当发展核武器对于威慑印度核力量是必须的；其五，巴基斯坦的核武器也能威慑印度的常规军事打击。 1977年7月5日，巴基斯坦陆军将领齐亚·哈克发动军事政变，军方掌控了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并赋予其强烈的军事色彩。1979年3月，美国情报机构向国会汇报，巴基斯坦制造原子弹的计划进展顺利。4月6日，在布托被绞死后2天，美国终止对巴的军事经济援助，理由是巴在挑战核不扩散机制。美国这一举措引起印度的不安，“伊斯兰堡的原子弹”开始成为印度政府与媒体关注的重点问题，印度估计到1982年巴基斯坦可能具有爆炸核装置的能力。 印巴之间的核竞争无可挽回地形成了。
在印度国内，从1974年底到1977年初下台，甘地总理穷于应付国内反对派挑战及改善印度经济状况。总理无力顾及印度核计划的发展，而推动实施核计划的印度核科学家团队也在发生分裂。核试验之后，塞斯纳与拉曼纳在巨大的荣誉面前发生争执，塞斯纳抱怨说：“第一次核试验的功劳都落到了拉曼纳身上”。 1974年12月，甘地对博克兰视察之后，两位科学家甚至连话都不说。两人的不和弥散到整个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到1977年初，整个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因为两人的关系破裂而陷入瘫痪状态。
四、结论
20世纪70年代印度核政策的演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核政策的讨论中，印度科学家与战略界开始对核投掷系统、特别是导弹系统予以高度重视， 70年代印度导弹制造技术的探索也已经开始。
到20世纪70年代，经过20多年的摸索实践，印度核计划在实施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科学家可以悄悄研究改进核技术与核装置，即使这种科学研究日益朝着制造核武器的方向上靠近印度政府也不予以太多干涉与过问，政府牢牢把控着是否继续进行核试验与是否制造核武器的决定权，也就是说，即使科学家已经完成制造核武器的所有技术研发，但最终把这种技术能力变成现实核武器的决定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自尼赫鲁政府时期以来形成的印度双重核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充分展现。
此阶段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虽然有所强化，并且印度、巴基斯坦被列为防止核扩散的重点国家，但在现实实施过程中，防止核扩散的努力却从属于现实地缘政治需要。印度在美国《核不扩散法案》生效后继续得以从美国获取核援助，对巴基斯坦的核计划美国也没有进行有力限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均绕过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束缚与限制继续稳步发展。对印度来说，这是其说一套做一套的双重核政策的成功。
20世纪70年代巴基斯坦的核计划正式启动且发展迅速，到70年代末印度巴基斯坦在南亚次大陆的核竞争已经呼之欲出。这种核竞争局面的形成对两国的核计划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并彰显出在冷战背景下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虚弱乏力。
注释：
关于这一决策的达成参见拙作.印度对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反应.南亚研究.2012（3）.78-79.
K.K.Pathak，Nuclear Policy of India：a Third World Perspective.124，127-128 .
Sunday Telegraph，25 January 1970，引自Shyam Bhatia，India’s Nuclear Bomb（Bombay：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VIKAS HOUSE，1979）.143-144.
George Perkovich，India’s Nuclear Bomb：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 .160，172，217.
Sampooran Singh，India and the Nuclear Bomb（New Delhi：S.Ch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