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张謇弃官从商的决心在京城暴雨中萌生，在家丁忧时滋长，在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鼓动中下定。
　　状元下海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不顺心。丁忧在家的新科状元，心情很沮丧，“既成进士而父见背，不及视含殓，茹为大痛，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
　　其实，急流勇退的念头，早在1894年9月就已经在张謇心中萌生。
　　那月下旬的一天，张謇随文武大臣去迎接从颐和园回宫的慈禧太后。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两尺深，文武百官一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不少七八十岁的老臣。而慈禧乘轿子经过时，却视若无物，连轿帘也没掀一下。
　　这件事给张謇很大震撼，让他心寒：状元又如何？一品大臣又怎样？还不是一辈子匍匐在地任人驱使？这场暴雨，浇灭了张状元朝堂论战的激情，让他从书生意气的亢奋中彻底清醒，退隐之念由此而生。回寓所后，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在乡居丧期间，他不时想起生母金氏的临终遗言：“科举是出人头地的归宿，为了光耀门楣，一定要追求它，但你性刚语直，最好不要当官。”慈母的遗言，让张謇更加坚定了退出朝廷纷争的决心。
　　不做官，又能做什么？在乡间小路上，面对朝日夕阳，张謇在苦苦思索着。
　　转眼间到了1895年的夏天。一天，洋务派干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来信约张謇去江宁面谈洋务。
　　对于张大帅，张謇并不陌生。十几年前，张謇从朝鲜还乡时，就曾先后接到张之洞、李鸿章的聘书，但被他一概婉拒，被人称为“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一时传为美谈。张 謇曾对友人说过：“我们好比大家闺秀，处子之身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嫁人！”
　　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回再次接到张大帅的邀请，作为新科状元，谈的又是洋务，张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动身上路了。早在1886年，张謇就在家乡提倡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与张之洞一样，他也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还是要看读书人能不能有作为！”
　　这年夏天，张謇两次前往张之洞衙署长谈，交换了许多关于学务商务的看法。在日记中，张謇写道：“南皮（张之洞籍贯河北南皮，故人称南皮）身上带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姬气。”
　　大帅虽然“五气”俱全，但和状元却谈得非常开心。张謇对张之洞的主张很赞同，二张一拍即合。畅谈之余，张之洞正式邀请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意味着，张謇可以带着“公务员”身份的“救生圈”下海。这对正琢磨退出官场纷争的张謇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一开始，张謇没敢答应，办厂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虽然状元及第，但终究只是一介寒士，既没有从商经验，囊中也颇为羞涩，一旦失败，自己承担不起。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张謇最后还是决定冒一次险。因南通棉花“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棉纱销路旺，张謇下决心先在通州办棉纺厂。
　　他对张之洞坦言：“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我偏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但要办实业，难免委屈自己，低身下人，就算‘舍身喂虎’吧！”
　　1895年12月，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位南洋大臣终于把兄弟拉下了水。
　　丁忧期满后，张謇进京销假。当时，翁同已被慈禧勒令告老还乡，戊戌变法的败象已现，张謇一心想的是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获准复职的第二天，张謇就以“通州纱厂系奏办，手续未完”为由再度请假。当天晚上，他就离开北京前往塘沽返乡了。他在当晚的日记中自嘲：“读书卅年，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
　　在唐家闸选定厂址后，张謇为纱厂取名“大生”。
　　父教育，母实业
　　“大生”二字源自《易经》上“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古语，他还亲自撰就一副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这副对联后经翁同手书，笔力千钧，气势宏大，既道出了纺织工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也道出了张謇实业救国的志向。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差不多同时开业的纱厂相比，大生的生意分外红火。
　　1903年，外纱倾销，上海各纱厂受挫，大生不仅获利，而且继续扩张，添了2万多纱锭。之后，大生继续迅猛发展，光是1905年这一年就赚回了半个厂。
　　张謇以状元办实业，主张关税自主，实业救国，当时的《申报》《时报》以及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等经常报道他的消息，称誉他“执东南牛耳”；而声誉日隆的大生纱厂，还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无暇东顾，这是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那些年，大生纱厂可谓利润滚滚。面对大把金钱，张謇并没有沉醉其中。与一般商人不同，张謇下海的初衷是实业救国。
　　“营志重于营利。”建厂之初，他就这样向各大股东表白过。他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使得大多数老百姓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这是儒者应尽的本分。”
　　南通原本是个偏僻小城，“十字街放个爆竹，全城听得见”。1895年张謇筹办大生之前，城内不过4万人，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张謇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这一切。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这是张謇的口头禅，也是他实践村落主义、建设新南通的原则。
　　1899年，大生开机，当地许多男女洗脚上岸，走进工厂。1901年，为了解决大生原料问题，张謇联合当地士绅创办通海垦牧股份公司，许多流民走进海滩，垦牧定居。1902年，大生开机不到3年，他就与沈敬夫等捐资兴建通州师范，许多娃娃从此得以走进课堂。
　　10年过去了，南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09年，刘厚生应张謇之约出任大生二厂经理。当年秋天，他随张謇来到垦区。以往弥望皆水、浪花飞洒、凫雁成群、獐兔纵横的黄海之滨，已然变成一个阔大无比的棋盘。走近看，每个长方形棋格四面都环绕着小沟渠，沟渠外是纵横交织的道路。
　　垦牧区不仅人畜两旺，粮棉丰收，还建了多所小学。沿途不断听到童声合唱：“新世界，垦牧乡。新少年，小学生。”这首张謇创作的《垦牧乡小学校歌》，透着理想和朝气。
　　一路上，张謇与刘厚生围绕垦区未来计划热烈地讨论着。他设想在沿海五县开垦棉田100万亩～200万亩，可供50万人～100万人生活。途中，刘厚生禁不住插了一句：“四先生，你不愧为真正的书呆子，你竟把古时候井田制那套陈词滥调，一件一件地实行起来了。”
　　这句话让张謇兴奋不已，他边击掌边说：“厚生，厚生，你才是我真正的知音，别人都不了解我呀！这种事，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来做啦！”
　　第二年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张謇带着刘厚生走进通州师范（简称通师）的校园。荒废多年的千佛寺书声琅琅，成为江淮地区最大的学堂。民间传唱：“淮南只有狼山高，兴学只有狼山早。”
　　大礼堂正中，悬挂着校训：“艰苦自立，忠实不欺。”张謇告诉刘厚生，这些条幅，都是通师开学时他亲手书写的。在校园，张謇特意领着小刘看了厕所和食堂。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两处地方的清洁。看学堂，也要看这两处是不是清洁。”
　　张謇在校园各处视察，直到积翠滴露，更深许久，才缓缓离去。
　　父教育，母实业——这是张謇村落主义的核心。通师是张謇一生最大的心血之一，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家可毁，师范不可毁。”
　　南通建设是全方位的。根据张謇自己的总结，大生集团哺育了大量公益机构，包括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16家慈善团体等。
　　张謇在南通的开拓带有强烈的个人奋斗色彩，所谓“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至今南通还有个说法：“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躲不开的政治
　　自从投身实业后，张謇基本上不太掺和政坛纷争。但随着大生集团实力的壮大，其商业关系逐渐辐射东南乃至全国。此时，张謇即使想躲在南通，做一个现代陶渊明也没有可能了。
　　自离京城后，张謇积极参与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东南互保。
　　1900年夏天，八国联军借剿灭义和团之名攻打北京。6月，张謇看到全国的动乱即将爆发，他急忙乘轮船前往江宁，会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劝其“定计维持江南”。但是6月20日，慈禧太后下旨宣战，调动清军围攻外国使馆，并命令各省督抚广召义民总署战守。太后开口，刘坤一当然害怕，如果违旨自保，弄不好有杀身灭族之祸。
　　眼看战火就要烧到江南。关键时刻，张謇联合盛宣怀等江浙大资本家，最终说服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大家共同约定，实行“东南互保”，使长江以南半壁江山免于涂炭。此时，东南各省社会安定，张謇的大生纱厂“纱路大畅”，江南各省新开各种新式企业近百家。
　　1912年，民国初立。在南北对峙的大格局中，各种政治势力开始重新站队。在这场政治拔河中，张謇选择了枭雄袁世凯的北方队，而不是海归总统孙中山的南派。
　　张謇的政治观念的变迁和他的经济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朝的保守政策显然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孙中山动用武力，不利于秩序和市场的稳定；袁世凯手握重兵，能保证国家稳定与统一，又赞成共和，当然是他当时的最佳选择。
　　作为帝党成员，张謇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在此期间，张謇就瞩目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而两人的结识那就更早了，30年前他们就一起扛过枪、跨过江。
　　30年后，张謇既非当日的幕僚书生，袁世凯亦非当日的武夫。因为立宪、共和，曾经割袍断义的两人，在现实政治面前，开始第二次握手。
　　1911年（农历辛亥年）5月11日，张謇进京途中路过彰德（安阳）。此时，慈禧已死，袁世凯被迫下野，正蛰居彰德附近的洹水河畔。在同行人员的劝说下，张謇终下访袁决心。
　　这次会面从下午5时一直进行到午夜12点，随行者刘厚生回忆说：“我们同车的人一觉醒来，见张謇登车含笑对我们说‘慰亭（袁世凯，字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数小时的“道故论时”，张感觉袁的见识非同一般，远在碌碌诸公之上；袁对张关注的事业给予高度评价，并以人民利益相标榜，获得张謇极大好感。临别时，袁表示，如有出山之日，定当遵从民意，希望张謇给予多方合作。
　　对这次会晤，张謇抵京后意犹未尽，致函袁世凯称：“30年别离，世事沧桑，一夜畅谈，慨系横生。”洹上会谈，使袁张多年的芥蒂进一步消弭，为日后张謇拥袁做了极重要的铺垫。
　　当年10月，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赶到武昌。10月10日上午，张謇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他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张謇没有想到，他居然目睹了武昌起义的烽火。
　　武昌起义，举国震动。作为立宪运动的领袖、新兴实业家代表，张謇的心中对革命及其可能带来的动乱充满了担忧。但一向务实的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后，迅速转向共和，辫子剪了，日记里的时间也换成阳历。通州很快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张出任地方总司令。
　　不久，孙中山来信邀请张謇到南京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去了一趟南京，张謇反而更加坚定了弃孙投袁的决心。很多年以后，后人在张謇的日记中发现，南京会面后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仅仅四个字——“不知崖畔”。说白点就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太浪漫了。
　　袁世凯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张謇即于当年10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主持的所谓“名流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
　　1914年2月，熊希龄被迫辞职，内阁垮台5天后，张謇写信劝告袁世凯警惕已经在国内外广泛传播的“帝制复活”的流言，小心因此诱发新的动乱。他借用苏轼的话以示讽喻：“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
　　1915年2月，张謇辞去农商总长一职，标志着他一生全国性政治活动的结束。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
　　消息传来，张謇感叹：“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伤逝
　　1922年，持续走红的纱布市场突然暴跌，棉贵纱贱，亏损像瘟疫一样，蔓延到整个行 业。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白银，二厂亏损31万多两白银。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就此来临。
　　为拯救大生，张謇曾向国内银行求助。但银行只会锦上添花，这时候哪会雪中送炭？向日、美财团求助，最终也没有结果。
　　时来天地同发力，运去英雄不自由。1925年，大生一厂资不抵债，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张謇成了名义上的董事长。大生改姓，南通自治事业也半途而废。一世心血，付诸东流，张謇不由得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张謇曾说过:“人生要经历三个时期:30岁以前是读书时期，30岁至六七十岁是做事时期，70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
　　退出大生的管理后，劳碌一生的张謇真正开始有了一些空闲，他从濠南别墅搬到西林梅宅小居，坚持每日临怀素帖，读《左传》。
　　1926年，张謇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 8月初，张謇与人一起在江堤上走了10多里，观察分析主要危险地段，并筹备护江保堤的石料。一连几天，张謇筋疲力尽，适逢气候闷热，他支撑不住，倒下了。
　　8月23日子夜，雷电交加，大雨滂沱。次日，张謇已处于弥留之际。上午10点过后，各方面有关人士都聚集到濠南。张杖含泪而至，移步至乃弟病榻旁，俯身耳语说：“汝来有所自，去有所归，看来时机已到，要把定神志，好好地归去吧！”张謇微微颔首，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终于带着遗憾的神情闭上了眼睛。
　　胡适闻讯后，感慨万千，他这样写道：“张季直（张謇，字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