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与俄国东正教“宗主教”（又译大牧首）基里尔一世2月12日在古巴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被欧美媒体渲染为1054年基督教东西教会大分裂近千年后，双方领袖第一次聚首，中文传媒也依样照抄。其实这一说法颇有问题。罗马教宗固然是所有12亿天主教徒公认的最高领袖，但在全球3亿许东正教徒中，基里尔只能代表莫斯科主教区属下的1.5亿多徒众。在东正教各位“平等”的宗主教中，还是有个公认的“首席主教”，即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或译普世牧首），现任是1991年登位的巴尔多禄茂一世。
　　2008年夏，巴尔多禄茂一世前赴基辅，参加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教1020周年庆典。当时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便请求他允许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莫斯科主教区。此事虽然不了了之，但说明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才是名义上的东正教最高领袖。当然，由于奥斯曼帝国和后继土耳其对境内东正教徒的迫害屠杀再加“民族清洗”，今天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手下既无太多徒众，还不断受到压制骚扰，“首席主教”是有名无实。
　　事实上，保禄六世、若望·保禄二世、本笃十六世等历任罗马教宗，都已先后访问会晤过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而巴尔多禄茂一世还躬亲出席教宗方济各的“登基大典”，并没有引起太多轰动。这次方济各越过东正教的最高领袖，而选择与俄国宗主教基里尔言欢，与其说是宗教和解，不如说是现实政治。而且这种对等会晤，说明双方都处于守势，不再是睥睨一世的扩张上升力量，所以有意寻求合作。

历史恩怨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宗教内涵，特别是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千年仇怨，绝不亚于导致目前大中东“30年战争”的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
　　例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置圣地耶路撒冷于脑后，而去进攻东正教拜占庭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大肆劫掠，迫使拜占庭暂时迁都小亚细亚尼西亚城。再如1453年，拜占庭帝国败亡于奥斯曼土耳其，不但同为基督徒的天主教廷见死不救，许多天主教人士更落井下石：君士坦丁堡最后陷落的重要因素，正是天主教徒为奥斯曼帝国设计制造的新型攻城大炮。因为这些沉痛历史，今天东正教中仍有人将梵蒂冈教宗称为“罗马的双头怪物”。2001年若望·保禄二世访问希腊时，不得不就800年前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道歉。
　　17世纪中叶，天主教波兰-立陶宛王国控制乌克兰，强迫推行“拉丁化”，迫害东正教会和信徒，引起乌克兰下层民众和哥萨克骑士反抗，并寻求俄罗斯支持，使得乌克兰1654年并入俄罗斯帝国，但是也因此产生遵奉罗马教宗领导的东正教支派教会。
　　天主教廷与俄罗斯之间不乏近代恩怨。苏联的瓦解崩溃，被普京总统形容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便有梵蒂冈的关键作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根据邱吉尔回忆录，斯大林二战时曾轻蔑发问“教宗有多少个师？”几十年后，正是没有军队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成为华约集团的掘墓人。
　　美国建国以来，长期由“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ASP）”把持政治，与梵蒂冈格格不入，迟至1984年才正式建交。但是冷战期间，华盛顿与罗马教廷修好，成立反苏联的“神圣同盟”。据《时代》周刊后来披露：里根总统上台前不久，美国与梵蒂冈加强“战术配合”。生前传闻“左倾”的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登基后33天便神秘去世，由波兰人沃伊蒂瓦枢机主教出任450多年来的首位非意大利裔教宗（即若望·保禄二世），是极为关键一步。这是因为波兰的反东正教俄罗斯和反新教普鲁士传统，使得天主教地位固若金汤，成为美国动摇华约集团的理想对象。若望·保禄二世教宗访问波兰时，上千万人倾城而出，“团结工会”因之势不可挡。莫斯科气急败坏之下，保加利亚情报机构指使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灰狼”成员刺杀教宗失败，华约集团瓦解遂成定局。
　　如果说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是苏联统治的受害者，那么冷战之后，天主教与东正教马上开展了一场激烈交锋。这便是在南斯拉夫内战中，梵蒂冈全力支持克罗地亚的天主教人口多数，对抗俄罗斯支持的东正教塞尔维亚族。除了力小势孤的希腊，当时北约欧洲成员是清一色天主教和新教国家，塞尔维亚族因此在南国内战和科索沃战争中全面失败，遭到大面积“民族清洗”，尤其克罗地亚克拉伊纳地区居住数百年的塞族几乎被尽数扫地出门。此时俄罗斯自身经济崩溃，对东正教兄弟爱莫能助。倒是希腊大批民众自发行动支持塞族，还有希腊北约军官成为“俄国间谍”。

地缘政治

　　东正教今天在俄罗斯的作用，从去年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红场阅兵总指挥绍伊古大将开场时胸前手划东正教十字（与天主教手势不同），清晰可见。
　　方济各与基里尔会面，或许说不上“相逢一笑泯恩仇”，至少显示有合作意向，说到底是因为双方都面临难言的苦衷。
　　梵蒂冈方面，冷战结束后便与华盛顿嫌隙丛生。与主导美国的新教加尔文派“万般皆下品，唯有赚钱高”哲学相比，天主教仍然遵循“富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祖训”，恪守贫穷的“神圣性”。尤其是有“共产主义教宗”之称的方济各，以关切社会下层著称。他的首份《宗座劝谕》（教宗宣言），便批判了不顾一切追求利润的现行经济体制。大致来说，教廷战略原则是“攻心为上，攻‘金’为下”，利润不计，灵魂是求。这样便与美国的“底线至上”、“一切由市场规律决定”的社会哲学矛盾。
　　同时，全球天主教会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欧洲以及北美世俗化日益加速，天主教会却坚持教士独身、禁止册封女教士、反对堕胎等等，造成天主教会后继乏人，教士性侵儿童案层出不穷。方济各教宗看到天主教会的发展前途不在欧美而在第三世界，所以有最新赞扬中国“伟大文化”的访谈。但是在非洲，因为社会文化原因，天主教社区的艾滋病比率远远高于穆斯林社区。在方济各的故乡拉丁美洲，原占人口九成的天主教信仰，近几十年来被源自美国的新教福音派系不断蚕食。南美第一大国巴西，天主教徒今天已经不到六成半。长此以往，天主教前景委实堪忧。长期遭到梵蒂冈压制的拉美“解放神学”，在方济各教宗任上获得“平反”，与此不无关系。
　　东正教的形势比天主教更为糟糕。拜占庭帝国的嫡系后代希腊，成为不折不扣的欧洲病夫，可能被欧元区开除。原来受俄罗斯支配影响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黑山、马其顿、塞尔维亚等东正教国家，已经或者即将被北约和欧盟“招安”。
　　更揪心的是俄罗斯的文化摇篮乌克兰。东正教原是乌克兰并入俄罗斯的主因，当时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敕令”将乌克兰东正教会从君士坦丁堡主教区转为莫斯科主教区管辖。乌克兰人后来长期支配俄罗斯东正教会，有好几位基里尔一世的先任是乌克兰人，在东正教随着俄罗斯帝国扩张传播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今天乌克兰众多民众企图“离俄入欧”，包括近年基辅主教区擅自从莫斯科主教区独立出去（尚未获得其它东正教主教区承认），引起东正教世界的强烈危机感。值得注意的是，方济各教宗多次传喻乌克兰天主教会和服从梵蒂冈的东正教会教士不要卷入政治行动，引起乌克兰反俄分子不满。
　　此外，根据东正教会宣布的这次教宗会谈的主题，除了新教福音派的蚕食，还有东正教和天主教都感受到伊斯兰教尤其逊尼派极端主义的威胁。双方各自的困难形势，加上这一共同威胁，是这次教宗与俄国宗主教会谈的背景原因。
　　最后提一下：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曾与犹太人交恶，影响至今。如教宗庇护十二世二战期间纵容纳粹，被称为“希特勒的教宗”。1821年复活节，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格里高利五世被奥斯曼苏丹以“支持希腊独立革命”罪处死，尸体被交给犹太暴民凌辱。后来有“以色列之母”别称的希腊萨洛尼卡城大批犹太居民被纳粹运往集中营处死，当地希腊居民视若未见，绝无援手，近年还在《华盛顿邮报》上遭到犹太作者指责。这些都是当代地缘政治中不能忽视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