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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淮河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大社会问题。围绕着淮河的治理,政府与社会各界提出了各种对策与建议。在民国时期,导淮问题成为江河治理关注的焦点,而淮河路线的选择则是导淮的关键内容。本文通过相关历史资料,概述和评价政府水利机关、中外治水专家及组织对导淮路线选择的各自考量,其基于对淮河历史、淮域地理变迁、治水经验的各自认知是不同的,故各自规划的治淮路线也是不同的,但对国民政府导淮的路线选择和实施,都产生了重要的借鉴意义,体现了社会化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淮河治理,导淮路线,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2-0013-08
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导淮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如庄安正的《张謇导淮始末述略》、张红安的《试析南京国民政府在苏北的“导淮”、吴晓晴的《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导淮人海工程》、吴春梅的《多维视野下的治淮方略及其启示》等,对淮患、治淮方案、工程举办的利弊等进行很好的论述,还有唐元海、吴海涛、梁家贵、李良玉、张芳等学者对此也有诸多的研究。但对民国时期导淮的核心问题,即导淮路线的选择,虽有不少文章涉及,但还没有专门的文章去研究。本文对此试作简要的述评。
“江淮河济,古称四渎,渎者独流人海之谓也。”淮河即四渎之一,“自济归河,而留其三,黄淤淮而几存二,千古名川,一旦失其所行,竟罹万劫不复之惨,可慨也夫!”从禹贡导淮自桐柏,数千年而不患。“自黄河南徙,万里来源,同归一口,淤塞溃溢,胚胎于此。”1855年,黄河北徙,“淮遂大病”,全淮流域无年无灾,无灾不酷。
曾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对淮河的致灾有多年的研究,他说:“自前清咸丰五年,黄河北徙,河槽淤塞,淮河独流势弱,不能出海,乃由运入江,遂使长淮数千里之巨川,毕集于灌扬一带低原之地,仅限一地运堤为保障,洪泽高宝诸浅湖为容受。此淮灾之因一。运河南北三千里,自淮而北至天津,形如弓背,南旺为其分水脊。南旺以南,水皆南流,势若建瓴。前清漕运时代,节节建坝设闸……自漕运废而诸闸失修,每当七八月大雨时期,泰山南麓汶泗沂沭诸水,一泻千里,不终朝而达于淮。兖(州)沂(蒙)诸属,反受旱患。此淮灾之因二。洪泽大湖,从前容纳长淮上流,及皖豫两省诸水,输送入海。其吐纳澄清之功用,与长江之洞庭鄱阳等。自淮不出海,洪泽遂致淤积,其容水量不过旧时三分之一,上流睢浍涡颖诸水遂泛滥为灾。凤(阳)泗(州)各地,皆蒙其害。此淮灾之因三。”因此,导淮势在必行。孙中山在《治国方略》中即呼吁:“修浚淮河,为中国今日刻不容缓之问题。”
民国时期,由中外人士、政社各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导淮路线,多达几十种,此说彼论,争相献策,互为参酌,形成一种历史上少有的围绕一条河流治理问题而短时内纷见迭呈的社会现象。
一、各家导淮路线的设计
导淮之说,由来已久,屡说屡废,“初非始闻于今日”。19世纪60年代,即有人建议复淮,江督曾国藩也奏设导淮局,终以工程浩大,未能实现。1880年,殷自芳上书导淮六则,江督吴元炳、刘坤一奏设导淮局,也是一纸空文。1881年,左宗棠亲履淮河,筹备了200万两工费银,“旋后移节浙闽”,又未果。1909年,著名实业家张謇于清江浦设江淮水利测量局,准备导淮。1911年,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团来华测勘,主张淮水完全人江,因与华人意见不合,遂中止。民国时期,社会各界提出的导淮方案纷出,他们就淮河导治的路线走向、具体河段的选择、涵闸设置、水量控制、开挖办法等,提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导淮路线设计从总体上,又可归纳为江海分疏说、人海说、入江说等三类。
1 江海分疏说
江海分泄说的设计路线是最多的,柏文蔚、江淮水利局、安徽水利测量局、全国水利局、张謇、李仪祉、徐寅亮、导淮委员会等都持此意见。但关于具体路线走向、分泄水量的比例、河段选择、坝闸设置等互相之间又是不同的。
柏文蔚的治导路线及原因分析
柏文蔚是著名的辛亥前驱,1913年,出任安徽都督后,首先提出治理淮河计划,并设立导淮局,负责治理淮河事宜。1915年,柏文蔚正式拟就《导淮意见书》。该意见书详细阐述了从洪泽湖下游经苏北盐田导淮人海的计划,还提出通过发行有奖公债等形式筹措治淮经费。后因战乱,未能付诸实施。
因时人对人海之道,议论颇多,柏文蔚也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综观“下流之水势,非一河之所能泄”,提出“东北一途,自应为长淮人海之正道”的看法。他认为“海州当沫水之冲,又为汶泗沂诸水人中运河假道盐河归海之路。倘更引长淮灌注其间,势且不支。且凡大河入海之处,苟无山岭为天然之障,仅恃两堤为束水者,其河身宜直不宜弯。此路须由安东折北复向东,弯曲且远”。至于有人建议开浚黄河旧槽归海,他持异议,认为旧槽“淤高且坚,清口以下,淮已无故道之可复,云梯以至海口,又广且远,即能浚深黄槽,而海口无量数之淤沙,无法可以尽去”。故上述两路皆不宜。对前人改潮河为淮河出口,只因口外有开山,“虑其阻碍淤沙,故未实行”,表示遗憾。指出“今淮水流清,不似黄河之浊”,开山能够阻挡东来之潮水,无挟沙东口之患,且路途较近,地势也低,宜定为淮河人海的正道。具体路线是,自洪湖出张福引河至西坝,或假道盐河,或浚淤黄,皆由安东县城东人潮河,由响水口向东北入海。
江海分泄是柏文蔚治淮的主要论观。分淮水入江,必经运河。运河自山阳至瓜洲四百余里,北受清口分来之水,沿堤设坝闸40余座,以时节宜,“实为江淮湖交通蓄泄之总机关”。运河西有浪街,东无地倚,每年堤工的增高培薄,河身自然随之增高。每逢洪水盛涨,堤身危殆。“法宜用挖泥汽船,时常疏浚。只里河中一道,不必分增两堤,即以所挖之泥,倾于东西两堤之外,将西堤筑成斜坡,东堤培加坚厚,其河之深厚,视清口引入淮河之处,能容淮水全流十分之三为标准”。而邵伯湖以下,瓜、仪、芒、稻诸河,也应略加疏浚,以资分泄。此外,柏文蔚还就导淮自运筑堤束水归海之支路、洪泽湖治理、皖北诸水治理、沂沐诸水治理,以及屯垦、筹款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划设计。其中不乏科学可行之处,为相关专家和部门的导淮方案设计与实践所采纳。
江淮水利局计划
江淮水利局依据1921年淮水入洪泽湖最大流量,拟以淮水入洪泽湖总量的56%导入三河,经高宝湖归江各坝,分别由三江营及瓜洲入江,并将归江各坝修筑为大活动坝4座、滚水坝6座,以方便节宣航运之用;将24%引入张福河,由杨庄沿旧黄河槽至涟水,以旧黄河北堤为南堤,另筑北堤以成新的河槽,径趋甸湖集,再用旧黄河槽出海,并于海口筑楗刷沙,以畅宣泄;其余20%留存洪泽湖中,为灌溉之用。同时对里运河一线、沂水、中运河、沭水和皖淮干支等的堤槽挖培、河湖关系、流量设计、涵闸设置都作了详细的计划。 安徽水利测量局计划
安徽水利测量局计划于1919年提出,分淮濉和沂运两部。关于淮濉部分,拟将淮水分泄江海两途,并引濉河之水出海。具体言之,将龟山以上至双沟的淮干浚宽,龟山以下,环抱老子山湖岸筑堤,折至马狼岗之东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干,导入三河,过高宝湖,经三江营入江;另支为北干,经高良涧进浔河,过白马湖和射阳湖出海(两支分别规定河宽和流量)。为纾濉汴两河流域之沉灾,拟将濉、汴之水引入安河洼,筑堤穿过洪泽湖至高良涧,与北干合流,高良涧以下,河槽增大容量,加之南干,其最大流量均控制在使洪泽湖水位保持高出海平面13.5米的幅度。皖境河干支流也同时培堤浚槽。
全国水利局计划
全国水利局1913年12月成立,1925年,总裁袁良厘定裁兵导淮计划。该计划大体根据江淮水利局所拟计划,参酌1921年大水情形而拟,分为五部工程。其中,淮水人海工程,拟由洪泽湖东行,出张福河人运河、盐河转旧黄河人海。入江水道,拟从三河头起,出三河、宝应、高邮各湖,至六闸合里运并过归江各坝,分别由三江营、瓜洲口入江。上述两路,于每段都设计不同的流量标准。
张謇的治淮方案
张謇是近代导淮的大专家,他的“淮泗沂分治”“治淮应规定道线分注江海”“沂泗分流”等标本兼治思想,既是其多年精心履勘研习的结晶,也是借鉴百家的产物。张謇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淮河水利工作,先后22年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导淮总局督办、治运督办、江苏新运河督办、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会长等职,相当关注导淮工程。他结合导淮实践撰写了不少论文,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中,“水利类”共7卷,计有论著85篇,其中涉及淮河水利的就有64篇,占论著的3/4。
张謇的治淮思想是随着深入调研、广吸博采、权衡主次,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步转变的。从“复淮”到“导淮”,再从“全量人海”到“江海分疏”,是不断发展的。他采纳了柏文蔚的意见,提出了淮水“三分入江、七分入海”和沂、沭河分治的原则。入江线路由蒋坝、顺原河道三河,经高宝湖、邵伯湖、里运河,从三江营人江。人海线路由张福河、清口、淮阴、涟水、云梯关,循废黄河在六套北折走太平河、引洋河,从陈家港由灌河人海。
1919年,张謇再度研究多年导淮测量资料,发表了《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此书对江海分疏作了修改与记述,主张淮水“七分入江,三分入海”,兼治运河及沂沐河,并把人海路线改由张福河循废黄河至涟水,从涟水到甸湖,开新河,甸湖以下仍循废黄河人海,入江路线由三河、经高宝湖、归江各坝,由三江营入江。
李仪祉的导淮路线规划
李仪祉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水利专家。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他受国民政府任命担任导淮委员会委员、总工程师兼工务处长。他主持编就的《导淮工程计划》,充分表达其科学的导淮思想和主张。
对入江人海问题,李仪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认为淮河洪水应以入江为主、人海为辅。入江水道线路,要“择其径捷而地势低下者,所以省工费,并省水位降度之损失”。所有旧日各引河口之土坝(即归江坝),也应一律撤除,“令成自由排水之口”。在张福河——盐河——灌河、废黄河、射阳河几个人海线路方案中,他选择以张福河——盐河——灌河为宜的路线,也是基于经济技术的考虑。对沂沭、泗运河之治导和淮河中上游及其支流之治导,李仪祉在方案中也进行详细的规划设计。
徐寅亮的导淮路线
徐寅亮也主张人江人海分流,认为人海水道有二,一是淤黄河,二是由射阳河、新洋港、龙港、新洋河、东川港等五处入,但以淤黄河为最佳。人江途径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人运水道。人运水道可由三河经高宝湖人运和由张福河入运两线,另外,在洪泽湖水涨时,淮水经由浔河、杨宅洞等人运。“今日言导淮,如实行引淮入运,由运入江自以由三河一路,最为便利”。二是由运入江之路,又分为三,由三岔河折至仪征人江,由运河南直至瓜洲口人江,由芒道、石羊等河,流至三江营人江。以上三路相比较,徐寅亮认为以三江营一路泄水最多。就工程上说,以入江为便利,但江淮汇合,有宣泄不及之虞,所以“人江之说,只能算是因陋就简,苟且敷衍一时之计划”。就事实上说,当“以入海为正规”。
导淮委员会路线
导淮委员会(简称“导淮会”)于1929年1月成立,蒋介石自兼委员长,黄郛副之,蒋黄二人未到职,具体责任人则是后来的陈果夫与一班专家等。1931年4月,导淮委根据对淮、运、沂、沭的分途勘测和过去的调查测量图籍,拟具导淮计划数十条,以防洪、航运、灌溉为综合目标,确立江海分疏的原则。入江水道为:淮水出三河,穿高邮、邵伯诸湖,至六闸以下循廖家沟等河注江。人江水量以不使长江水位超过1921年最高水位为原则,在蒋坝设活动坝以调节入江水量。若江水涨至1921年水位,控制排量为6千立方米每秒,水落时则渐增至9千立方米每秒。至于人海水道,导淮会曾反复研究时人提出的10余种人海路线,经详较其优劣,由工务处选出三条路线,经导淮会第12次会议多次讨论,采用由张福河经废黄河至套子口之路线。其间自淮阴杨庄至阜宁七套,大都利用废黄河故道,过甚弯曲阻碍行水之处,均裁弯取直,七套以下完全另辟新道,以达套子口入海。
2 入海说
人海说以美国工程师费礼门和中国著名慈善家朱庆澜的计划为代表。不过,因经济等原因,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最终确定并实施的导淮路线却又是人海一条路线。
美国工程师费礼门计划
费礼门以美红会工程团1924年所测淮水入湖最大流量为依据,拟自五河起,新辟直道至成子洼,再向北开辟直道,并引汇大部沂水,径趋临洪河口人海。并用新式闸节制水量,以利航运。
朱庆澜导淮入海计划
朱庆澜经历1931年大水后,对导淮有自己的切身之感,认为人江人海,论者纷纭,“为数十年未决之问题”,对导淮会原拟的“以导入江,其水量不使扬子江超过民十(1921年)最高水位为原则,而于人海之路,则俟将来经费充裕,再行增加”的言论竭力反对,“查今年扬子江水位,不独超过民十而已,实为自有扬子江水位记录以来所未有,则其导淮入江之原则,已不足恃。况下游江水,有江潮之顶托,在扬州一带,骤受如此巨量之淮水,其影响与京沪一带,自不待言。今年之水灾,实明明昭示吾人,江无容淮之量,淮不能减,结果必致江淮并受其害”。并提出淮宜人海的主张,将人海之处,定在灌河及海州一带,“俾陇海铁路相衔接,用以发达全淮流域之农工业,此治水之根本之计,宜视事实之应当如何,不宜以经费裕绌为转移”。因人海之路,“虽可设法利用现有之水道,然必须加以深广路线之长,既将三倍于入江,则土方因之多,工费因之巨”,建议征用灾民,以工代赈,“此以灾民而图自救,以谋淮水永久单独之出途”。朱氏的 单路人海计划,在所有的方案中实属少见,工大费巨,难以克行。
3 入江说
人江说的坚持者极少,主要是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团的计划。该计划是由美国红会工程团代表施伯脱(W.I.Sibett)、米特(D.W.Mead)和戴维思(A.P.Davis)三人于1914年所拟定。计划大纲分沂沭和淮运两部分。关于沂、沭两河,拟使二水尽量向北,“引入深广合度两堤坚峙之径直河道出海”,并在运河中游设置坝闸,阻隔沂河之水入运。关于淮运,拟以淮水全部南行至镇江附近人江。自淮口左岸起建一堤,“束成两岸相距3000米新河道”,设计洪水位在高于海平面13米时,可以容纳每秒5660立方米的流量为度。在蒋坝淮水出口处,建筑节宣闸,使最大流量入三河,转入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并浚深邵伯镇至长江间的运河,以泄淮水人江。
以上所列,仅是代表性的计划。此外,还有多种属于宏观的导淮方案,如沈怡主张导淮应与导淮人江、导淮人海、治理黄河同时并举,是个新想法。李仪祉也有诸多类似的思想。但这些都不单单是导淮路线问题了。
二、各种导淮路线计划的博弈
由于黄河长期夺淮,使淮河干支流河床逐渐淤高,排水窒息不通,下游人海出路被淤塞。清咸丰元年(1851年)淮河大水,洪泽湖无法容纳,决开大堤南端的三河口,向东进入高宝洼地,经芒稻河于三江营入江,冲成很不适应的入江水道。从此,淮河由入海改为江海分流。
1 各家导淮路线的不同
民国以来,导淮计划,渐趋于科学化,归江归海,各有主张,上述柏文蔚、张謇、美国红会工程团、费礼门、江淮水利局、全国水利局、李仪祉、导淮会、朱庆澜等诸多计划方案便是,既体现了政府的意志主张,更显示了社会人士的宏大智慧与卓见远识。“导淮之目的,日防洪灾,便航运,裕农利,而发水电附之。防灾为目的之主要者,先祛害而后言利也。”各家主张基本都从全面、长远的考虑看问题,既要分泄淮水,防止灾害,又要利于灌溉航运,所以各种方案一般都依据相关检测数据,设计河道的走向、河流的容量、涵闸的设置等具体细节。由于各家对淮域地理了解深浅的不同、专门知识的差异、规划参数的分别,及对资金筹措的疑虑、淮运地理本身的复杂性等问题,因而几乎没有任何两种方案是一模一样或大体相当的。
导淮的关键问题是泄洪,即为淮水寻找去路,所谓“淮河之为害,水无所归耳”,入江、人海或江海分疏的争论由此产生。依据此点,也可将各家言说分为人江派、人海派、江海兼治派。入江派的代表要数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团的计划,工程团以1914年大水时所测淮水入洪泽湖的最大流量5660立方米每秒为标准而拟定的,所以主张淮水全部人江。该计划由于未作长期水文检测而急于行事,显得较为草率,被后至的淮河更大流量的事实所否定,“民五(1916年)30万立方尺,民十(1921年)还超过40万立方尺,全部人江之不足恃,又启归海三坝,是为一有力佐证”。美国费礼门工程师所拟的导淮计划,也是依据1914年淮水的最大流量,是人海派的代表。此计划自然站不住脚,时人评论说,费氏“于淮河未经勘测,但据图表为最直捷之主张,而于泗沂沐境势,海属地理,豫属水源,能否兼顾,殊为武断,皆存而不论可焉”。江淮水利局、安徽水利测量局及全国水利局的各个计划,均依据1916年大水实测数据为标准,均以江海分疏为施工方针。关于人海路线,江淮水利局、全国水利局主张仍用旧黄河故道,而安徽水测局则主张用射阳河槽。张謇的计划多有变化,开始主张复淮故道,继主张江海分疏,最后主张三分归海,七分归江;人海之路,且不全由故道,而以废黄北堤为南堤,杨庄至大关借用盐河,大关至碘湖一段,另筑新北堤,“为地势工程两便之计”。至于水量之分配,河底之倾斜,河身之横剖面,水面之高下,土方之多寡,闸坝之增减改良,“均根据历年测量,精密计算,于历史地理,兼顾并筹,折衷至富,故不唯变其旧日复故道独人海之主张,窃谓不施工则已,果使施工,则张氏最后之主张虽不能谓为尽合于事实,要亦不甚悬远”渊。张謇的计划之所以博得如此喝彩,一方固因其长期亲勘实测,一方则是对之前及同时多家方案的综合借鉴,去其不足,取其优长。如改废黄河的北堤为南堤,再筑北堤以构成新河槽的设想,就是吸取江淮水利局的计划。
各家各派不仅于淮水归属各抒已见,在导淮的其他方面,大多综合考虑、设计详密,彼此各有优长劣短,并为导淮会导淮方案的研讨定夺、以至正式实施,提供了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可以适足的前车先辙。
2 体制内外的争论和导淮会对各家路线的甄别、借鉴与采择
其实,导淮会导淮人海方案正式制定之前,已在政府体制内作过反复争论。1931大水灾后,行政院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废田还湖及导淮应先从人海着手案”,经议决交内政、实业、交通三部,召集相关机关及专家审议,“一时会场空气十分紧张,人江人海,争论非常剧烈,导淮会与水利工程学会均主导淮以人江为主,并以人江为先不可,其他各方,均主先办人海,并主非增加入海水量不可,两方意见相距甚远”,两方相持不下,只好议决各具意见书,再由三部会同附具意见,送行政院采择施行。主张先办入江者,着眼于“费省效巨,系完全就经济立场而言”。先办人海者,则以“水道较为直接,出水必畅”,并可减轻长江负担而论;并以导淮会所推算的测量资料,“似有未足,致所得之频率,未见精确”,认为先辟人海路线较为安全。“审核各省代表意见,及各方人民来信,民意所趋,亦都主张先辟人海水道”,这样,两者相较,后者显然占据上风口。担任导淮专职机关的导淮委,顺应舆情并察鉴淮域的具体实况,主制定导淮入海方案,呈国民政府备案,“此项计划,土方几占全部,际此灾鸿遍野,实适以工代赈,如经费不足,可分期办理”。
导淮会成立时设计的泄洪路径只有一条,即入江水道,系依据1921年淮河洪水量为标准。而1921年,“淮河中上游堤防溃决,故其洪水量未能直接测得”,导淮委只用“七种不同之方法”推算,并参照德国顾问方休斯工程师的意见,估定一个洪水峰,为整理人江水道的根据。1931年4月,水灾前,导淮会发表“导淮工程计划”,对于排洪计划,主张就原有入江之路,加以疏浚整理,“其人江之量,以淮水入江最大量为准,定其量为九千,惟遇江水盛涨之秋,则限制之为六千,庶使淮水有江可入,而江不为淮所害”;“俟来日国库充裕,民生富裕,农田水利,更求发展之时,始再辟入海之道,亦未为晚”。而1931年大水,据测浮山流量为13000立方米每秒,依此推算,全淮连同濉河在内,流入洪泽湖的水量,约为14820立方米每秒。那么,剩下的余量归至何处,则是个大问题。所以,导淮会计划公布后即受社会人士的批评质疑。是年10月,导淮会鉴于江淮洪灾之惨重,公布《导淮人海水道计划》,开辟人海水道,以补原定 入江计划之不足,人海水道仍取淤黄,设洪泽湖水位在海平面13.5米至15.0米时,泄量定为1000至1500立方米每秒。对此人海流量,社会人士也表怀疑,“淮水之最大量一万五千,今导之以人江者,受自然之限制,至多不过九千,少且仅止六千,姑不论以此水量泄流入江,对于江流有妨碍,即此泄流六千九千以后,而洪湖最高水位,所减低者仅为〇·一至〇·六公尺,加算人海一千之量,洪湖最高水位,也仅仅减〇·七公尺,减低洪湖水位〇·七,谓其即可减免淮域全部之洪灾,谁之又信?”(注:1931洪泽湖最高水位为16.18米,1921年为15.93米)。导淮会也作另一种推算,若使洪泽湖之最高水位不超过15.0米,“至洪泽湖水位增至一五·〇公尺时,其泄量亦将增至每秒二二五〇立方公尺”。此点,说明专家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入海路线是导淮会对前人与时人导淮方案甄别借鉴最多的地方,“前人主张不一,或主采用废黄河,或主采用盐河、灌河,或主由临洪口入海,或主由套子口人海,更有其他各种路线,不胜列举,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为比较各种方案的优劣,除由临洪口人海,路远费巨,且与沂沭两河之排洪道相交,互相牵制,明确不予采纳外,导淮会对“其余可采用之各路线,均一一加以研究估计,以定去取”。导淮会对当时各种人海路线计划的深入研究,归纳为八条路线,现姑且将其研习成果抄录如下:
第一路线:自洪泽湖边之孙家庄起,经张福河,越运河,入盐河,至薛家行辟新河,直达套子口,长169.0公里。薛家行以上,拓宽盐河、张福河。薛家行以下,平地辟新河。
第二路线:自洪泽湖边之天然河口起,越废黄河,至双金闸略向东偏,直达套子口,长165.42公里。全部由平地开挖。
第三路线:自洪泽湖边之孙家庄起,经张福河,至杨庄,循废黄河,至殷家渡裁弯取直,至交陵集,仍入废黄河。循此以下,至七套复离废黄河,改向套子口入海,长171.79公里,杨庄以上,同第一路线,为拓宽张福河杨庄至七套,大部为疏浚废黄河。七套以下,为开辟新河。
第四路线:自孙家庄起,经张福河、盐河,至朱庄,裁弯取直至响水口,循灌河入海,长169.44公里。薛家行以上,与第一路线相同。薛家行至朱庄,沿用盐河,惟长度有限。朱庄至响水口裁弯取直,仍属平地开河,与第一路线之薛家行以下,正复相似。响水口以下,须与沂泗会流,经灌河入海。沂、泗最大流量为每秒5500立方公尺,灌河勉能容之。再加淮水,仍须另加疏浚工程,并未有何利用之处,工费爰亦未能节减。
第五路线:自孙家庄起,经张福河、盐河,至大关,辟新河至甸湖镇,沿废黄河槽入海,长188.46公里。大关以上与第一路线相同。大关以下至甸湖,亦为平地开河,与第一路线薛家行以下相似。甸湖以下,虽折入废黄河利用旧槽,但沿海一带,人烟稀少,低平较低,地价亦廉,取道废黄河路线加长,河底又高于平地,工费较巨,反属得不偿失。
第六路线:自孙家庄起,经张福河至杨庄,完全循废黄河槽入海,长195.27公里。此线与第三路线相似,所不同者,为七套以下之一段,一至废黄河口入海,一至套子口入海。唯七套与套子口间,所经虽系平地,地价低廉,而路线较短,土方工小;七套至废黄河口之间,路远工巨,殊不足取。
第七路线:自孙家庄起,经张福河、盐河,至大关,辟新河至甸湖镇,入废黄河,至七套改向套子口入海,计长169.62公里。此路线略胜于第五路线,但与第一路线相较,但利用废黄河之部分有限,而废黄河河底高仰,工费较巨,得失亦不足以相抵。
第八路线:自洪泽湖边之高良涧起,经射阳湖,至射阳港口入海,长161.35公里。此路线地势较低,工费亦省。但与里运河相交处,水位相差悬殊,虽可多用闸坝控制,交通仍觉不便;而路线所经渠道甚多,水道系统,未免改革太巨,且洪水位高于里下河地面过多,颇甚危惧。
另外,导淮会将江淮水利局所拟的路线,与其“极相似”的第七条路线也作比较,指出两者的不同之处有三,认为水利局的自大关以下以废黄河北堤为南堤另筑新堤为北堤、至甸湖仍入废黄河的办法,虽省筑南堤一道,但路远工巨,费用势必较多,“似无足取”。而第七路线,在七套以下,改向套子口人海,虽于平地开挖,但路程较短,地荒人稀,易于举办。所以第七条路线总体优于江淮水利局计划。
由上观之,导淮会确实于百家之说详作认真比对,认为各线“大都利弊相生,优劣互见”,比较可取的,是前三条路线。后导淮委将人海的三条路线作全面细致的比较、设计,如河道经过的具体路线、长度、水面比降、河底宽度、两堤距离、水量满槽深度、满槽之流量、开挖土方、筑堤土方、收用民地面积、迁让民房数目、活动坝及船闸数目等,并进行费用统计。导淮会对此三条路线,到底何取何舍,“未敢遽作最后之决定”。于是,将研究结果提交该会委员会全体大会讨论,1931年9月19日,会议议决采用第三路线,即由张福河经废黄河至套子口。此后,导淮人海便按此路施工,至1937年春,工程初步完成。
3 导淮会的最终计划及工程实施备受社会批评
当然,导淮会最后定锤的导淮计划,不尽如人意之处甚多,社会相关人士继续予以批评指责。但限于财力匮乏的软肋,及其他因素,无法臻于完善的企望。如导淮会设计的人海流量在1000立方每秒,而水利专家指出人海“决非一千以下所能敷用”,1931年漫溢人海的淮水达到6000立方每秒,若“导之就槽人海,此事十分合理”。据导淮会计算,该年人海淮水量“当在三四千之间”,否则不能降低洪泽湖水位,即不足以排洪,而排洪问题不能解决,则“淮域沉灾,遂终不可免”。实际施工时,因筹款无着,计划更是缩小,原计划需款3400万,实际工程费仅1115.6万元,只得将河底宽度由120米减至35米,堤距由350米减至230米,只能泄水300至500立方米每秒。“此三五百泄量之泄槽,淮水能就之而勿舍耶?”
另外,就有限的资金内,入江入海谁先举办的问题也还颇起争议。导淮会所拟人江整理工程,费用是3000万元,“而此开掘淤黄泄量一千(满槽时可增至一千五百)之工程”,费用达3400万元。洪湖蒋坝水位在13.5米时,三河原有泄量只3800立方米,入江水道如以3000万元加以整理,则泄量即可增至9000立方每秒。“如以三千万元先办人海工程,则所能增加之泄量为一千”,故依水利工程学会的意见,如果政府筹足6000万元,使江海工程同时举办,乃为上策;仅筹3000万元整理入江水道,使之能泄9000立方每秒,(依洪湖水位在13.5米为标准)是为中策;若以仅有之款,开辟入海水道,仅泄5300秒立方米(即入江3800立方米每秒、加人海1500立方每秒),斯为下策”。其实,导淮会也说,若只辟排泄1500立方米每秒的人海水道,“而不图入江水道之整理与节制,则 于弥灾之效果甚微,窃期期以为不可”。李仪祉说,“三河坝不修,入江之水道未加整理以前,人海之道无多效益……人海之路,决难辟之如其宽畅,无操纵之机,无节制之道,虽有人海之路,亦难望淮之舍此而就彼也”。诚如中国水利学会所言,“如经费不裕,则整理入江水道,实有首先实施之必要”。斯言也不无道理,只是导淮人海已箭在弦上,顾及不得更多了。
三、小结
可以说,导淮路线的选择,是当时社会各种力量围绕导淮问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社会与政府之间、政府内部之间而进行的一场智慧、政治能量的博弈。其间,理陛与非理性、科学与政治强势、理想与现实等多种元素交织在一起。导淮路线的选择,最终就是这种多重博弈的结果;但也较真实地显示了民国时期多元化、社会化的社会体征。
总之,笔者以为,导淮是民国时期水利建设中一项重大活动,关系国运民生至巨。也正因为如此,导淮路线方案才这般纷呈沓现。不管其优其劣,或优劣兼容,都体现了整个社会对导淮问题的急切关注,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劳瘁。导淮会最后治淮路线的确定,特别是人海计划的选择与锤敲,尽管在工程具体实施过程中因经济等原因大大缩水了,饱受时人的诟病,但也无不熔铸着社会各界的智慧、才识,是一种社会化的成果。这是本文所表达的主要思想。
【作者简介】孙语圣,男,1967年生,安徽肥东人,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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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淮河治理,导淮路线,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2-0013-08
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导淮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如庄安正的《张謇导淮始末述略》、张红安的《试析南京国民政府在苏北的“导淮”、吴晓晴的《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导淮人海工程》、吴春梅的《多维视野下的治淮方略及其启示》等,对淮患、治淮方案、工程举办的利弊等进行很好的论述,还有唐元海、吴海涛、梁家贵、李良玉、张芳等学者对此也有诸多的研究。但对民国时期导淮的核心问题,即导淮路线的选择,虽有不少文章涉及,但还没有专门的文章去研究。本文对此试作简要的述评。
“江淮河济,古称四渎,渎者独流人海之谓也。”淮河即四渎之一,“自济归河,而留其三,黄淤淮而几存二,千古名川,一旦失其所行,竟罹万劫不复之惨,可慨也夫!”从禹贡导淮自桐柏,数千年而不患。“自黄河南徙,万里来源,同归一口,淤塞溃溢,胚胎于此。”1855年,黄河北徙,“淮遂大病”,全淮流域无年无灾,无灾不酷。
曾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对淮河的致灾有多年的研究,他说:“自前清咸丰五年,黄河北徙,河槽淤塞,淮河独流势弱,不能出海,乃由运入江,遂使长淮数千里之巨川,毕集于灌扬一带低原之地,仅限一地运堤为保障,洪泽高宝诸浅湖为容受。此淮灾之因一。运河南北三千里,自淮而北至天津,形如弓背,南旺为其分水脊。南旺以南,水皆南流,势若建瓴。前清漕运时代,节节建坝设闸……自漕运废而诸闸失修,每当七八月大雨时期,泰山南麓汶泗沂沭诸水,一泻千里,不终朝而达于淮。兖(州)沂(蒙)诸属,反受旱患。此淮灾之因二。洪泽大湖,从前容纳长淮上流,及皖豫两省诸水,输送入海。其吐纳澄清之功用,与长江之洞庭鄱阳等。自淮不出海,洪泽遂致淤积,其容水量不过旧时三分之一,上流睢浍涡颖诸水遂泛滥为灾。凤(阳)泗(州)各地,皆蒙其害。此淮灾之因三。”因此,导淮势在必行。孙中山在《治国方略》中即呼吁:“修浚淮河,为中国今日刻不容缓之问题。”
民国时期,由中外人士、政社各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导淮路线,多达几十种,此说彼论,争相献策,互为参酌,形成一种历史上少有的围绕一条河流治理问题而短时内纷见迭呈的社会现象。
一、各家导淮路线的设计
导淮之说,由来已久,屡说屡废,“初非始闻于今日”。19世纪60年代,即有人建议复淮,江督曾国藩也奏设导淮局,终以工程浩大,未能实现。1880年,殷自芳上书导淮六则,江督吴元炳、刘坤一奏设导淮局,也是一纸空文。1881年,左宗棠亲履淮河,筹备了200万两工费银,“旋后移节浙闽”,又未果。1909年,著名实业家张謇于清江浦设江淮水利测量局,准备导淮。1911年,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团来华测勘,主张淮水完全人江,因与华人意见不合,遂中止。民国时期,社会各界提出的导淮方案纷出,他们就淮河导治的路线走向、具体河段的选择、涵闸设置、水量控制、开挖办法等,提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导淮路线设计从总体上,又可归纳为江海分疏说、人海说、入江说等三类。
1 江海分疏说
江海分泄说的设计路线是最多的,柏文蔚、江淮水利局、安徽水利测量局、全国水利局、张謇、李仪祉、徐寅亮、导淮委员会等都持此意见。但关于具体路线走向、分泄水量的比例、河段选择、坝闸设置等互相之间又是不同的。
柏文蔚的治导路线及原因分析
柏文蔚是著名的辛亥前驱,1913年,出任安徽都督后,首先提出治理淮河计划,并设立导淮局,负责治理淮河事宜。1915年,柏文蔚正式拟就《导淮意见书》。该意见书详细阐述了从洪泽湖下游经苏北盐田导淮人海的计划,还提出通过发行有奖公债等形式筹措治淮经费。后因战乱,未能付诸实施。
因时人对人海之道,议论颇多,柏文蔚也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综观“下流之水势,非一河之所能泄”,提出“东北一途,自应为长淮人海之正道”的看法。他认为“海州当沫水之冲,又为汶泗沂诸水人中运河假道盐河归海之路。倘更引长淮灌注其间,势且不支。且凡大河入海之处,苟无山岭为天然之障,仅恃两堤为束水者,其河身宜直不宜弯。此路须由安东折北复向东,弯曲且远”。至于有人建议开浚黄河旧槽归海,他持异议,认为旧槽“淤高且坚,清口以下,淮已无故道之可复,云梯以至海口,又广且远,即能浚深黄槽,而海口无量数之淤沙,无法可以尽去”。故上述两路皆不宜。对前人改潮河为淮河出口,只因口外有开山,“虑其阻碍淤沙,故未实行”,表示遗憾。指出“今淮水流清,不似黄河之浊”,开山能够阻挡东来之潮水,无挟沙东口之患,且路途较近,地势也低,宜定为淮河人海的正道。具体路线是,自洪湖出张福引河至西坝,或假道盐河,或浚淤黄,皆由安东县城东人潮河,由响水口向东北入海。
江海分泄是柏文蔚治淮的主要论观。分淮水入江,必经运河。运河自山阳至瓜洲四百余里,北受清口分来之水,沿堤设坝闸40余座,以时节宜,“实为江淮湖交通蓄泄之总机关”。运河西有浪街,东无地倚,每年堤工的增高培薄,河身自然随之增高。每逢洪水盛涨,堤身危殆。“法宜用挖泥汽船,时常疏浚。只里河中一道,不必分增两堤,即以所挖之泥,倾于东西两堤之外,将西堤筑成斜坡,东堤培加坚厚,其河之深厚,视清口引入淮河之处,能容淮水全流十分之三为标准”。而邵伯湖以下,瓜、仪、芒、稻诸河,也应略加疏浚,以资分泄。此外,柏文蔚还就导淮自运筑堤束水归海之支路、洪泽湖治理、皖北诸水治理、沂沐诸水治理,以及屯垦、筹款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划设计。其中不乏科学可行之处,为相关专家和部门的导淮方案设计与实践所采纳。
江淮水利局计划
江淮水利局依据1921年淮水入洪泽湖最大流量,拟以淮水入洪泽湖总量的56%导入三河,经高宝湖归江各坝,分别由三江营及瓜洲入江,并将归江各坝修筑为大活动坝4座、滚水坝6座,以方便节宣航运之用;将24%引入张福河,由杨庄沿旧黄河槽至涟水,以旧黄河北堤为南堤,另筑北堤以成新的河槽,径趋甸湖集,再用旧黄河槽出海,并于海口筑楗刷沙,以畅宣泄;其余20%留存洪泽湖中,为灌溉之用。同时对里运河一线、沂水、中运河、沭水和皖淮干支等的堤槽挖培、河湖关系、流量设计、涵闸设置都作了详细的计划。 安徽水利测量局计划
安徽水利测量局计划于1919年提出,分淮濉和沂运两部。关于淮濉部分,拟将淮水分泄江海两途,并引濉河之水出海。具体言之,将龟山以上至双沟的淮干浚宽,龟山以下,环抱老子山湖岸筑堤,折至马狼岗之东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干,导入三河,过高宝湖,经三江营入江;另支为北干,经高良涧进浔河,过白马湖和射阳湖出海(两支分别规定河宽和流量)。为纾濉汴两河流域之沉灾,拟将濉、汴之水引入安河洼,筑堤穿过洪泽湖至高良涧,与北干合流,高良涧以下,河槽增大容量,加之南干,其最大流量均控制在使洪泽湖水位保持高出海平面13.5米的幅度。皖境河干支流也同时培堤浚槽。
全国水利局计划
全国水利局1913年12月成立,1925年,总裁袁良厘定裁兵导淮计划。该计划大体根据江淮水利局所拟计划,参酌1921年大水情形而拟,分为五部工程。其中,淮水人海工程,拟由洪泽湖东行,出张福河人运河、盐河转旧黄河人海。入江水道,拟从三河头起,出三河、宝应、高邮各湖,至六闸合里运并过归江各坝,分别由三江营、瓜洲口入江。上述两路,于每段都设计不同的流量标准。
张謇的治淮方案
张謇是近代导淮的大专家,他的“淮泗沂分治”“治淮应规定道线分注江海”“沂泗分流”等标本兼治思想,既是其多年精心履勘研习的结晶,也是借鉴百家的产物。张謇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淮河水利工作,先后22年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导淮总局督办、治运督办、江苏新运河督办、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会长等职,相当关注导淮工程。他结合导淮实践撰写了不少论文,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中,“水利类”共7卷,计有论著85篇,其中涉及淮河水利的就有64篇,占论著的3/4。
张謇的治淮思想是随着深入调研、广吸博采、权衡主次,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步转变的。从“复淮”到“导淮”,再从“全量人海”到“江海分疏”,是不断发展的。他采纳了柏文蔚的意见,提出了淮水“三分入江、七分入海”和沂、沭河分治的原则。入江线路由蒋坝、顺原河道三河,经高宝湖、邵伯湖、里运河,从三江营人江。人海线路由张福河、清口、淮阴、涟水、云梯关,循废黄河在六套北折走太平河、引洋河,从陈家港由灌河人海。
1919年,张謇再度研究多年导淮测量资料,发表了《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此书对江海分疏作了修改与记述,主张淮水“七分入江,三分入海”,兼治运河及沂沐河,并把人海路线改由张福河循废黄河至涟水,从涟水到甸湖,开新河,甸湖以下仍循废黄河人海,入江路线由三河、经高宝湖、归江各坝,由三江营入江。
李仪祉的导淮路线规划
李仪祉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水利专家。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他受国民政府任命担任导淮委员会委员、总工程师兼工务处长。他主持编就的《导淮工程计划》,充分表达其科学的导淮思想和主张。
对入江人海问题,李仪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认为淮河洪水应以入江为主、人海为辅。入江水道线路,要“择其径捷而地势低下者,所以省工费,并省水位降度之损失”。所有旧日各引河口之土坝(即归江坝),也应一律撤除,“令成自由排水之口”。在张福河——盐河——灌河、废黄河、射阳河几个人海线路方案中,他选择以张福河——盐河——灌河为宜的路线,也是基于经济技术的考虑。对沂沭、泗运河之治导和淮河中上游及其支流之治导,李仪祉在方案中也进行详细的规划设计。
徐寅亮的导淮路线
徐寅亮也主张人江人海分流,认为人海水道有二,一是淤黄河,二是由射阳河、新洋港、龙港、新洋河、东川港等五处入,但以淤黄河为最佳。人江途径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人运水道。人运水道可由三河经高宝湖人运和由张福河入运两线,另外,在洪泽湖水涨时,淮水经由浔河、杨宅洞等人运。“今日言导淮,如实行引淮入运,由运入江自以由三河一路,最为便利”。二是由运入江之路,又分为三,由三岔河折至仪征人江,由运河南直至瓜洲口人江,由芒道、石羊等河,流至三江营人江。以上三路相比较,徐寅亮认为以三江营一路泄水最多。就工程上说,以入江为便利,但江淮汇合,有宣泄不及之虞,所以“人江之说,只能算是因陋就简,苟且敷衍一时之计划”。就事实上说,当“以入海为正规”。
导淮委员会路线
导淮委员会(简称“导淮会”)于1929年1月成立,蒋介石自兼委员长,黄郛副之,蒋黄二人未到职,具体责任人则是后来的陈果夫与一班专家等。1931年4月,导淮委根据对淮、运、沂、沭的分途勘测和过去的调查测量图籍,拟具导淮计划数十条,以防洪、航运、灌溉为综合目标,确立江海分疏的原则。入江水道为:淮水出三河,穿高邮、邵伯诸湖,至六闸以下循廖家沟等河注江。人江水量以不使长江水位超过1921年最高水位为原则,在蒋坝设活动坝以调节入江水量。若江水涨至1921年水位,控制排量为6千立方米每秒,水落时则渐增至9千立方米每秒。至于人海水道,导淮会曾反复研究时人提出的10余种人海路线,经详较其优劣,由工务处选出三条路线,经导淮会第12次会议多次讨论,采用由张福河经废黄河至套子口之路线。其间自淮阴杨庄至阜宁七套,大都利用废黄河故道,过甚弯曲阻碍行水之处,均裁弯取直,七套以下完全另辟新道,以达套子口入海。
2 入海说
人海说以美国工程师费礼门和中国著名慈善家朱庆澜的计划为代表。不过,因经济等原因,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最终确定并实施的导淮路线却又是人海一条路线。
美国工程师费礼门计划
费礼门以美红会工程团1924年所测淮水入湖最大流量为依据,拟自五河起,新辟直道至成子洼,再向北开辟直道,并引汇大部沂水,径趋临洪河口人海。并用新式闸节制水量,以利航运。
朱庆澜导淮入海计划
朱庆澜经历1931年大水后,对导淮有自己的切身之感,认为人江人海,论者纷纭,“为数十年未决之问题”,对导淮会原拟的“以导入江,其水量不使扬子江超过民十(1921年)最高水位为原则,而于人海之路,则俟将来经费充裕,再行增加”的言论竭力反对,“查今年扬子江水位,不独超过民十而已,实为自有扬子江水位记录以来所未有,则其导淮入江之原则,已不足恃。况下游江水,有江潮之顶托,在扬州一带,骤受如此巨量之淮水,其影响与京沪一带,自不待言。今年之水灾,实明明昭示吾人,江无容淮之量,淮不能减,结果必致江淮并受其害”。并提出淮宜人海的主张,将人海之处,定在灌河及海州一带,“俾陇海铁路相衔接,用以发达全淮流域之农工业,此治水之根本之计,宜视事实之应当如何,不宜以经费裕绌为转移”。因人海之路,“虽可设法利用现有之水道,然必须加以深广路线之长,既将三倍于入江,则土方因之多,工费因之巨”,建议征用灾民,以工代赈,“此以灾民而图自救,以谋淮水永久单独之出途”。朱氏的 单路人海计划,在所有的方案中实属少见,工大费巨,难以克行。
3 入江说
人江说的坚持者极少,主要是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团的计划。该计划是由美国红会工程团代表施伯脱(W.I.Sibett)、米特(D.W.Mead)和戴维思(A.P.Davis)三人于1914年所拟定。计划大纲分沂沭和淮运两部分。关于沂、沭两河,拟使二水尽量向北,“引入深广合度两堤坚峙之径直河道出海”,并在运河中游设置坝闸,阻隔沂河之水入运。关于淮运,拟以淮水全部南行至镇江附近人江。自淮口左岸起建一堤,“束成两岸相距3000米新河道”,设计洪水位在高于海平面13米时,可以容纳每秒5660立方米的流量为度。在蒋坝淮水出口处,建筑节宣闸,使最大流量入三河,转入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并浚深邵伯镇至长江间的运河,以泄淮水人江。
以上所列,仅是代表性的计划。此外,还有多种属于宏观的导淮方案,如沈怡主张导淮应与导淮人江、导淮人海、治理黄河同时并举,是个新想法。李仪祉也有诸多类似的思想。但这些都不单单是导淮路线问题了。
二、各种导淮路线计划的博弈
由于黄河长期夺淮,使淮河干支流河床逐渐淤高,排水窒息不通,下游人海出路被淤塞。清咸丰元年(1851年)淮河大水,洪泽湖无法容纳,决开大堤南端的三河口,向东进入高宝洼地,经芒稻河于三江营入江,冲成很不适应的入江水道。从此,淮河由入海改为江海分流。
1 各家导淮路线的不同
民国以来,导淮计划,渐趋于科学化,归江归海,各有主张,上述柏文蔚、张謇、美国红会工程团、费礼门、江淮水利局、全国水利局、李仪祉、导淮会、朱庆澜等诸多计划方案便是,既体现了政府的意志主张,更显示了社会人士的宏大智慧与卓见远识。“导淮之目的,日防洪灾,便航运,裕农利,而发水电附之。防灾为目的之主要者,先祛害而后言利也。”各家主张基本都从全面、长远的考虑看问题,既要分泄淮水,防止灾害,又要利于灌溉航运,所以各种方案一般都依据相关检测数据,设计河道的走向、河流的容量、涵闸的设置等具体细节。由于各家对淮域地理了解深浅的不同、专门知识的差异、规划参数的分别,及对资金筹措的疑虑、淮运地理本身的复杂性等问题,因而几乎没有任何两种方案是一模一样或大体相当的。
导淮的关键问题是泄洪,即为淮水寻找去路,所谓“淮河之为害,水无所归耳”,入江、人海或江海分疏的争论由此产生。依据此点,也可将各家言说分为人江派、人海派、江海兼治派。入江派的代表要数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团的计划,工程团以1914年大水时所测淮水入洪泽湖的最大流量5660立方米每秒为标准而拟定的,所以主张淮水全部人江。该计划由于未作长期水文检测而急于行事,显得较为草率,被后至的淮河更大流量的事实所否定,“民五(1916年)30万立方尺,民十(1921年)还超过40万立方尺,全部人江之不足恃,又启归海三坝,是为一有力佐证”。美国费礼门工程师所拟的导淮计划,也是依据1914年淮水的最大流量,是人海派的代表。此计划自然站不住脚,时人评论说,费氏“于淮河未经勘测,但据图表为最直捷之主张,而于泗沂沐境势,海属地理,豫属水源,能否兼顾,殊为武断,皆存而不论可焉”。江淮水利局、安徽水利测量局及全国水利局的各个计划,均依据1916年大水实测数据为标准,均以江海分疏为施工方针。关于人海路线,江淮水利局、全国水利局主张仍用旧黄河故道,而安徽水测局则主张用射阳河槽。张謇的计划多有变化,开始主张复淮故道,继主张江海分疏,最后主张三分归海,七分归江;人海之路,且不全由故道,而以废黄北堤为南堤,杨庄至大关借用盐河,大关至碘湖一段,另筑新北堤,“为地势工程两便之计”。至于水量之分配,河底之倾斜,河身之横剖面,水面之高下,土方之多寡,闸坝之增减改良,“均根据历年测量,精密计算,于历史地理,兼顾并筹,折衷至富,故不唯变其旧日复故道独人海之主张,窃谓不施工则已,果使施工,则张氏最后之主张虽不能谓为尽合于事实,要亦不甚悬远”渊。张謇的计划之所以博得如此喝彩,一方固因其长期亲勘实测,一方则是对之前及同时多家方案的综合借鉴,去其不足,取其优长。如改废黄河的北堤为南堤,再筑北堤以构成新河槽的设想,就是吸取江淮水利局的计划。
各家各派不仅于淮水归属各抒已见,在导淮的其他方面,大多综合考虑、设计详密,彼此各有优长劣短,并为导淮会导淮方案的研讨定夺、以至正式实施,提供了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可以适足的前车先辙。
2 体制内外的争论和导淮会对各家路线的甄别、借鉴与采择
其实,导淮会导淮人海方案正式制定之前,已在政府体制内作过反复争论。1931大水灾后,行政院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废田还湖及导淮应先从人海着手案”,经议决交内政、实业、交通三部,召集相关机关及专家审议,“一时会场空气十分紧张,人江人海,争论非常剧烈,导淮会与水利工程学会均主导淮以人江为主,并以人江为先不可,其他各方,均主先办人海,并主非增加入海水量不可,两方意见相距甚远”,两方相持不下,只好议决各具意见书,再由三部会同附具意见,送行政院采择施行。主张先办入江者,着眼于“费省效巨,系完全就经济立场而言”。先办人海者,则以“水道较为直接,出水必畅”,并可减轻长江负担而论;并以导淮会所推算的测量资料,“似有未足,致所得之频率,未见精确”,认为先辟人海路线较为安全。“审核各省代表意见,及各方人民来信,民意所趋,亦都主张先辟人海水道”,这样,两者相较,后者显然占据上风口。担任导淮专职机关的导淮委,顺应舆情并察鉴淮域的具体实况,主制定导淮入海方案,呈国民政府备案,“此项计划,土方几占全部,际此灾鸿遍野,实适以工代赈,如经费不足,可分期办理”。
导淮会成立时设计的泄洪路径只有一条,即入江水道,系依据1921年淮河洪水量为标准。而1921年,“淮河中上游堤防溃决,故其洪水量未能直接测得”,导淮委只用“七种不同之方法”推算,并参照德国顾问方休斯工程师的意见,估定一个洪水峰,为整理人江水道的根据。1931年4月,水灾前,导淮会发表“导淮工程计划”,对于排洪计划,主张就原有入江之路,加以疏浚整理,“其人江之量,以淮水入江最大量为准,定其量为九千,惟遇江水盛涨之秋,则限制之为六千,庶使淮水有江可入,而江不为淮所害”;“俟来日国库充裕,民生富裕,农田水利,更求发展之时,始再辟入海之道,亦未为晚”。而1931年大水,据测浮山流量为13000立方米每秒,依此推算,全淮连同濉河在内,流入洪泽湖的水量,约为14820立方米每秒。那么,剩下的余量归至何处,则是个大问题。所以,导淮会计划公布后即受社会人士的批评质疑。是年10月,导淮会鉴于江淮洪灾之惨重,公布《导淮人海水道计划》,开辟人海水道,以补原定 入江计划之不足,人海水道仍取淤黄,设洪泽湖水位在海平面13.5米至15.0米时,泄量定为1000至1500立方米每秒。对此人海流量,社会人士也表怀疑,“淮水之最大量一万五千,今导之以人江者,受自然之限制,至多不过九千,少且仅止六千,姑不论以此水量泄流入江,对于江流有妨碍,即此泄流六千九千以后,而洪湖最高水位,所减低者仅为〇·一至〇·六公尺,加算人海一千之量,洪湖最高水位,也仅仅减〇·七公尺,减低洪湖水位〇·七,谓其即可减免淮域全部之洪灾,谁之又信?”(注:1931洪泽湖最高水位为16.18米,1921年为15.93米)。导淮会也作另一种推算,若使洪泽湖之最高水位不超过15.0米,“至洪泽湖水位增至一五·〇公尺时,其泄量亦将增至每秒二二五〇立方公尺”。此点,说明专家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入海路线是导淮会对前人与时人导淮方案甄别借鉴最多的地方,“前人主张不一,或主采用废黄河,或主采用盐河、灌河,或主由临洪口入海,或主由套子口人海,更有其他各种路线,不胜列举,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为比较各种方案的优劣,除由临洪口人海,路远费巨,且与沂沭两河之排洪道相交,互相牵制,明确不予采纳外,导淮会对“其余可采用之各路线,均一一加以研究估计,以定去取”。导淮会对当时各种人海路线计划的深入研究,归纳为八条路线,现姑且将其研习成果抄录如下:
第一路线:自洪泽湖边之孙家庄起,经张福河,越运河,入盐河,至薛家行辟新河,直达套子口,长169.0公里。薛家行以上,拓宽盐河、张福河。薛家行以下,平地辟新河。
第二路线:自洪泽湖边之天然河口起,越废黄河,至双金闸略向东偏,直达套子口,长165.42公里。全部由平地开挖。
第三路线:自洪泽湖边之孙家庄起,经张福河,至杨庄,循废黄河,至殷家渡裁弯取直,至交陵集,仍入废黄河。循此以下,至七套复离废黄河,改向套子口入海,长171.79公里,杨庄以上,同第一路线,为拓宽张福河杨庄至七套,大部为疏浚废黄河。七套以下,为开辟新河。
第四路线:自孙家庄起,经张福河、盐河,至朱庄,裁弯取直至响水口,循灌河入海,长169.44公里。薛家行以上,与第一路线相同。薛家行至朱庄,沿用盐河,惟长度有限。朱庄至响水口裁弯取直,仍属平地开河,与第一路线之薛家行以下,正复相似。响水口以下,须与沂泗会流,经灌河入海。沂、泗最大流量为每秒5500立方公尺,灌河勉能容之。再加淮水,仍须另加疏浚工程,并未有何利用之处,工费爰亦未能节减。
第五路线:自孙家庄起,经张福河、盐河,至大关,辟新河至甸湖镇,沿废黄河槽入海,长188.46公里。大关以上与第一路线相同。大关以下至甸湖,亦为平地开河,与第一路线薛家行以下相似。甸湖以下,虽折入废黄河利用旧槽,但沿海一带,人烟稀少,低平较低,地价亦廉,取道废黄河路线加长,河底又高于平地,工费较巨,反属得不偿失。
第六路线:自孙家庄起,经张福河至杨庄,完全循废黄河槽入海,长195.27公里。此线与第三路线相似,所不同者,为七套以下之一段,一至废黄河口入海,一至套子口入海。唯七套与套子口间,所经虽系平地,地价低廉,而路线较短,土方工小;七套至废黄河口之间,路远工巨,殊不足取。
第七路线:自孙家庄起,经张福河、盐河,至大关,辟新河至甸湖镇,入废黄河,至七套改向套子口入海,计长169.62公里。此路线略胜于第五路线,但与第一路线相较,但利用废黄河之部分有限,而废黄河河底高仰,工费较巨,得失亦不足以相抵。
第八路线:自洪泽湖边之高良涧起,经射阳湖,至射阳港口入海,长161.35公里。此路线地势较低,工费亦省。但与里运河相交处,水位相差悬殊,虽可多用闸坝控制,交通仍觉不便;而路线所经渠道甚多,水道系统,未免改革太巨,且洪水位高于里下河地面过多,颇甚危惧。
另外,导淮会将江淮水利局所拟的路线,与其“极相似”的第七条路线也作比较,指出两者的不同之处有三,认为水利局的自大关以下以废黄河北堤为南堤另筑新堤为北堤、至甸湖仍入废黄河的办法,虽省筑南堤一道,但路远工巨,费用势必较多,“似无足取”。而第七路线,在七套以下,改向套子口人海,虽于平地开挖,但路程较短,地荒人稀,易于举办。所以第七条路线总体优于江淮水利局计划。
由上观之,导淮会确实于百家之说详作认真比对,认为各线“大都利弊相生,优劣互见”,比较可取的,是前三条路线。后导淮委将人海的三条路线作全面细致的比较、设计,如河道经过的具体路线、长度、水面比降、河底宽度、两堤距离、水量满槽深度、满槽之流量、开挖土方、筑堤土方、收用民地面积、迁让民房数目、活动坝及船闸数目等,并进行费用统计。导淮会对此三条路线,到底何取何舍,“未敢遽作最后之决定”。于是,将研究结果提交该会委员会全体大会讨论,1931年9月19日,会议议决采用第三路线,即由张福河经废黄河至套子口。此后,导淮人海便按此路施工,至1937年春,工程初步完成。
3 导淮会的最终计划及工程实施备受社会批评
当然,导淮会最后定锤的导淮计划,不尽如人意之处甚多,社会相关人士继续予以批评指责。但限于财力匮乏的软肋,及其他因素,无法臻于完善的企望。如导淮会设计的人海流量在1000立方每秒,而水利专家指出人海“决非一千以下所能敷用”,1931年漫溢人海的淮水达到6000立方每秒,若“导之就槽人海,此事十分合理”。据导淮会计算,该年人海淮水量“当在三四千之间”,否则不能降低洪泽湖水位,即不足以排洪,而排洪问题不能解决,则“淮域沉灾,遂终不可免”。实际施工时,因筹款无着,计划更是缩小,原计划需款3400万,实际工程费仅1115.6万元,只得将河底宽度由120米减至35米,堤距由350米减至230米,只能泄水300至500立方米每秒。“此三五百泄量之泄槽,淮水能就之而勿舍耶?”
另外,就有限的资金内,入江入海谁先举办的问题也还颇起争议。导淮会所拟人江整理工程,费用是3000万元,“而此开掘淤黄泄量一千(满槽时可增至一千五百)之工程”,费用达3400万元。洪湖蒋坝水位在13.5米时,三河原有泄量只3800立方米,入江水道如以3000万元加以整理,则泄量即可增至9000立方每秒。“如以三千万元先办人海工程,则所能增加之泄量为一千”,故依水利工程学会的意见,如果政府筹足6000万元,使江海工程同时举办,乃为上策;仅筹3000万元整理入江水道,使之能泄9000立方每秒,(依洪湖水位在13.5米为标准)是为中策;若以仅有之款,开辟入海水道,仅泄5300秒立方米(即入江3800立方米每秒、加人海1500立方每秒),斯为下策”。其实,导淮会也说,若只辟排泄1500立方米每秒的人海水道,“而不图入江水道之整理与节制,则 于弥灾之效果甚微,窃期期以为不可”。李仪祉说,“三河坝不修,入江之水道未加整理以前,人海之道无多效益……人海之路,决难辟之如其宽畅,无操纵之机,无节制之道,虽有人海之路,亦难望淮之舍此而就彼也”。诚如中国水利学会所言,“如经费不裕,则整理入江水道,实有首先实施之必要”。斯言也不无道理,只是导淮人海已箭在弦上,顾及不得更多了。
三、小结
可以说,导淮路线的选择,是当时社会各种力量围绕导淮问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社会与政府之间、政府内部之间而进行的一场智慧、政治能量的博弈。其间,理陛与非理性、科学与政治强势、理想与现实等多种元素交织在一起。导淮路线的选择,最终就是这种多重博弈的结果;但也较真实地显示了民国时期多元化、社会化的社会体征。
总之,笔者以为,导淮是民国时期水利建设中一项重大活动,关系国运民生至巨。也正因为如此,导淮路线方案才这般纷呈沓现。不管其优其劣,或优劣兼容,都体现了整个社会对导淮问题的急切关注,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劳瘁。导淮会最后治淮路线的确定,特别是人海计划的选择与锤敲,尽管在工程具体实施过程中因经济等原因大大缩水了,饱受时人的诟病,但也无不熔铸着社会各界的智慧、才识,是一种社会化的成果。这是本文所表达的主要思想。
【作者简介】孙语圣,男,1967年生,安徽肥东人,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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