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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2》在暑期档中国电影里票房异军突起，引来一片叫好之声。影片以“中资企业在非洲遇险”为背景，热映之余也引来人们对“在非洲投资，真实风险有多高”、“碰上安全威胁怎么办”等的讨论。
首先必须指出，《战狼2》是一部商业娱乐电影，电影中的“非洲”说到底是衬托主角个人英雄主义的平台，而不是真正的非洲。正因如此，片中的“风险”和现实中的风险也有很大反差。
“冷锋式撤侨”从未发生
非洲虽是个战乱频仍的地方，却也是全球对外资依赖度最高的大洲。通常情况下，各方武装冲突不会轻易波及外国投资者和项目，只有局面特别混乱或杀红眼时才会发生；由此引发的撤侨行动并不频繁，中国参与的仅有4次。最早一次发生在1991-1992年，地点是索马里；第二次是2011年在埃及；另外两次都发生在利比亚，一次是2011年，另一次是2014年。
索馬里撤侨的背景是索马里内战，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国和大多数国家宣布撤侨。撤侨的方法为使领馆出面组织民用车辆、船只和飞机疏散，并部分采取了“搭车撤侨”的方法，让侨民搭乘外国包机和船只疏散。由于中国在当地侨民数量不多，因此较为顺利。
埃及撤侨，背景也是当地政局不稳，中国动用民航包机两架，将要求回国的当地侨胞撤回。
第三次是利比亚爆发旨在推翻卡扎菲的内战，中国多达3.6万侨民（主要为负责当地基建项目的中国籍员工）被困，中国成功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其间中国派遣军舰一艘和空军伊尔-76运输机4架，并包租了希腊邮轮，获得周边国家的边境协助，是中国首次在非洲动用军队撤侨。
第四次则是卡扎菲被推翻后，利比亚国内战事再起，中国和英国、塞浦路斯三国统一委托希腊，派遣3艘舰船赴利比亚撤侨（其中中国侨民数百人）；另有97名中国公民从陆路撤往突尼斯，部分中国公民零星自行撤往马耳他、突尼斯和埃及。这次也是动用了军队，但不是中国军队。
可见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未在非洲上演“动枪动炮”的“冷锋式撤侨”。事实上自二战后，这样的撤侨在非洲也几乎从未发生过。撤侨的目的是帮助本国公民避免战火，而非相反。
人质营救在不断进步
因为内战、恐怖袭击或绑票勒赎，导致中国公民遇险甚至遇难的情况有没有？有。
《战狼2》海报。
2007年1月5日尼日利亚河流州艾默华地区，5名四川通讯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被当地伊博族反政府武装“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劫持。同年4月24日，在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中原油田勘探局作业营地遭到反政府武装“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袭击，包括9名中国人在内的74人死亡，1名中国人受伤和7名中国人被劫持。这也是中国海外工程项目所遭受的最惨重人员损失。
2012年1月28日，苏丹南科尔多凡州阿巴西亚附近，中水电七局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公路项目29名中国员工，被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劫持。同年1月31日，埃及西奈省来赫丰水泥厂25名中国员工，被当地贝都因人斯瓦尔部落劫为人质。
2015年11月20日，原教旨恐怖分子突袭马里首都巴马科市中心的丽笙酒店，劫持外国人为人质，和军警交火10小时，导致十多名各国人质死亡，其中包括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总经理周天想、副总经理王选尚，以及该集团西非公司总经理常学辉等3名中国公民。
在这些中国公民被劫、遇害、遇险事件中，中国有关部门、机构做了各种各样的营救努力。
10年前的尼日利亚人质事件中，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当地华裔知名人士胡某某同绑架组织接触，最终令人质获释；同年欧加登事件中，中方以类似手段将人质营救回国；2012年的两次事件，肇事组织仅是希望借劫持外国人质引发国际关注，推动解决当地问题（甚至公开表示“对中国无敌意”、“不会伤害中国人质”），最终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外交和地方人脉等渠道，“在不涉及赎金的情况下”完成了人质营救。
从几次人质营救事件来看，中国有关方面的应对在不断进步、成熟，并逐步从一味依赖“侨领”、“人脉”，急于营救而不惜条件，到学会分析肇事方背景、情况和诉求，动用各种资源有的放矢。
但动用武力解救在非遇险中国公民的情况，迄今并未出现过。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采取这种下策。至于“国旗护身符”和《战狼2》片尾出现的“后盾大护照”，只能说“愿望很美好，可惜不是事实”。在非洲，号称“非洲宪兵”的法国人是各种遇险的常客，美国使馆遭遇过多次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
离动武最接近的一次，当属马里巴马科丽笙酒店“11·20”恐怖袭击。当时中国有数百名蓝盔兵在联合国驻马里综稳团框架内参与马里和平进程，但事发仓促，远在千里之外加奥等地执行维和任务的中国军人，根本来不及反应。随着中国在非洲维和军力的加强，今后在反恐、维和层面上中国军人的介入会增多，也很可能出现解救中国公民的场景，但那必定是在联合国维和框架下的有组织行动，而极不可能是“独狼行动”。
最常见的经营风险并无硝烟
尽管现实中针对中资项目工地的袭击很少，但《战狼2》至少点明了一个客观背景：非洲是二战后政治动荡最严重的区域，政变、革命、内战对那里的中资企业构成了经营风险。
笔者曾在刚果（布）的黑角港，遇到一位在非洲经营多年的温州平阳籍小五金商人。他早年在安哥拉经营五金店，结果遭逢“国有化”，几乎血本无归；后来和人合伙去刚果（金）内地的卢本巴希投资铜矿，结果遇上内战，直到探矿权到期，也没能真正开工，还差点把老命搭进去。
笔者的几个朋友一直看好刚果（金）基武省的矿藏，多年前便投入不菲，取得了好几处勘探、开采权，却至今未产生什么效益；麻烦就在于那里总打仗，不是开不了工，就是雇员根本不敢去。事实上，他们差点收购的一家加拿大人经营的多品种矿，就曾两次被不同派别的游击队“光顾”，绑了一次票，伤了好几个人。 不过，对非洲中资企业来说最常见的风险不是“喊打喊杀”，而是没有硝烟的政策风险。
非洲许多国家为保护本国商人利益，对外资进入某些厚利行业有诸多限制：不许经营、股份不得超过49%、董事长必须是当地人、雇佣当地员工不得低于若干人或若干比例，等等。而且非洲各国关税差异极大，即使“天下太平”，政策的不稳定和朝令夕改也是常事。没准今天招商，明天看你赚太多就开始限制，后天见税收太少就又开始招商了。
劳资纠纷也是一项非洲常见风险。2011年10月，赞比亚由中国人在当地注资经营的科蓝煤矿发生的一起冲突事件，其背后的伏笔，便是劳资双方在工资、劳动条件、劳保等方面矛盾激化，长期对立，罢工工人冲击厂区和办公室。
有时劳资纠纷的“主攻目标”并非中资企业，但同样会殃及池鱼。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近年来当地工会、商会为抗议成品油涨价，多次举行总同盟罢工。这种罢工强制所有商戶无条件参加，一家浙江湖州籍商人开办的进出口公司，就曾因罢工期间照常开业，被“纠察队”砸了店铺和汽车。
尽管有这么多风险，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仍逐年上升，且利润虽今非昔比，和欧美市场相比仍属丰厚；非洲幅员辽阔，国家众多，回旋余地大，只要掌握规律，趋利避害并不难；而且，“富贵险中求”，公认最麻烦的非洲国家市场，如南非、尼日利亚、加纳等，恰也是商机最多、利润最大的市场，而公认市场秩序甚佳的布基纳法索却乏人问津—没有商机和利润，再安全又如何？
非洲城市里的安全感
非洲城市里到底安不安全？这要分情况看。有一些非洲城市犯罪率高，街头秩序混乱，对任何人都很不安全，比如南非的索韦托、约翰内斯堡等。
有一些非洲城市对本地人比较安全，但对外国人不那么安全。如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外国人开车上路，可能被莫名其妙但理直气壮的各路人马拦路索要小费；又如埃及的亚历山大，有一些专偷外国游客的窃贼。
还有一些城市正好相反，外国人觉得很安全，但本国人却有另外的看法。据说是因为政府重视发展旅游业，对涉外区域加强整治，但区域以外则有所放松。突尼斯的一些景点城市，此类问题比较突出。
非洲局势有时会比较动荡，平时十分安全、友善的城市和社区，在动荡发生时就会变得十分不安全。笔者2004年在西非工作时，所属公司的多哥分公司就曾遭遇这样的变故：该分公司所在地洛美，平素治安状况良好，但当年突然发生政局变故，情绪激动的对立双方不仅相互攻击，而且对认为“冒犯”他们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神经过敏”。笔者后来的助手当时正在洛美中心大市场的门市部看店，因为骚乱发生、顾客稀少，就好奇地站在柜台上，居高临下张望不远处的集会情况，结果被一名狂怒的集会参与者隔几十米扔过一块比拳头还大的石头，虽未击中人，却把门玻璃击得粉碎。
专门针对特定外国人的不友善、不安全，在当代非洲的城市发展史上层出不穷，构成原因则五花八门：对殖民者的仇恨、“仇富”、“觉得冒犯”……近年来中国企业、商品遍及非洲各地，尽管大多数非洲人是欢迎的，但也有些“被抢了饭碗”的人会针对性地发泄不满。仅我本人亲历过、专门针对中国人的“不友善事件”，就有塞内加尔达喀尔针对中国鞋商的罢市、尼日利亚卡诺针对中国布商的驱逐事件、贝宁科托努当地纺织商人联名迫使当局禁止中国人经营纺织品零售业，等等。
总体上，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城市里，警察的存在感是比较独特的：警力永远不够，社区经常要靠约定俗成的“规矩”来自行治理。如果仅仅和政府、警方搞好关系，而没有搞定当地长老、区议员或行会主席之类“乡贤”，安全感就很难谈得上了。
对一个外国人、尤其在当地经商的外国经营者而言，“入乡随俗”、“入乡问俗”可以让自己“融入背景色”，从而极大提升安全系数。笔者2002年在阿尔及利亚时，首都阿尔及尔当地因反恐，治安状况很紧张，各国使馆都提醒侨民“这里不安全”，但笔者每天工余都去附近小咖啡馆闲坐、喝咖啡，和当地人聊天，从未遇到不友善、不安全问题。因为通过聊天，当地人知道我是负责替他们盖公寓的团队成员，也知道我熟悉他们喜欢的一些话题（足球尤其阿尔及利亚足球、法语歌曲、法国诗歌，等等），并不觉得“刺眼碍事”。同样，笔者在马里巴马科时，经常出入被其他外国人视为畏途的大清真寺附近商圈，却从未碰上任何麻烦，奥秘就在于笔者一向以“自己人”形象出现，如穿当地风格的长袍，用当地方言问好，斋月期间遵守当地习俗，且当地人知道我掌握着他们最喜欢的服装面料货源，不觉得“此人在这里出现是一种威胁”。
当然，恐怖主义对非洲城市也构成威胁，非洲各国反恐能力偏弱，有时会造成严重事件，且近几年屡屡发生针对外国人聚集场所的袭击。以个人的看法，在“热点城市”应尽量回避这类场所。
总体上讲，非洲城市的治安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远未达到令来访者草木皆兵的地步—当然，个别城市例外。
首先必须指出，《战狼2》是一部商业娱乐电影，电影中的“非洲”说到底是衬托主角个人英雄主义的平台，而不是真正的非洲。正因如此，片中的“风险”和现实中的风险也有很大反差。
“冷锋式撤侨”从未发生
非洲虽是个战乱频仍的地方，却也是全球对外资依赖度最高的大洲。通常情况下，各方武装冲突不会轻易波及外国投资者和项目，只有局面特别混乱或杀红眼时才会发生；由此引发的撤侨行动并不频繁，中国参与的仅有4次。最早一次发生在1991-1992年，地点是索马里；第二次是2011年在埃及；另外两次都发生在利比亚，一次是2011年，另一次是2014年。
索馬里撤侨的背景是索马里内战，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国和大多数国家宣布撤侨。撤侨的方法为使领馆出面组织民用车辆、船只和飞机疏散，并部分采取了“搭车撤侨”的方法，让侨民搭乘外国包机和船只疏散。由于中国在当地侨民数量不多，因此较为顺利。
埃及撤侨，背景也是当地政局不稳，中国动用民航包机两架，将要求回国的当地侨胞撤回。
第三次是利比亚爆发旨在推翻卡扎菲的内战，中国多达3.6万侨民（主要为负责当地基建项目的中国籍员工）被困，中国成功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其间中国派遣军舰一艘和空军伊尔-76运输机4架，并包租了希腊邮轮，获得周边国家的边境协助，是中国首次在非洲动用军队撤侨。
第四次则是卡扎菲被推翻后，利比亚国内战事再起，中国和英国、塞浦路斯三国统一委托希腊，派遣3艘舰船赴利比亚撤侨（其中中国侨民数百人）；另有97名中国公民从陆路撤往突尼斯，部分中国公民零星自行撤往马耳他、突尼斯和埃及。这次也是动用了军队，但不是中国军队。
可见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未在非洲上演“动枪动炮”的“冷锋式撤侨”。事实上自二战后，这样的撤侨在非洲也几乎从未发生过。撤侨的目的是帮助本国公民避免战火，而非相反。
人质营救在不断进步
因为内战、恐怖袭击或绑票勒赎，导致中国公民遇险甚至遇难的情况有没有？有。
2007年1月5日尼日利亚河流州艾默华地区，5名四川通讯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被当地伊博族反政府武装“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劫持。同年4月24日，在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中原油田勘探局作业营地遭到反政府武装“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袭击，包括9名中国人在内的74人死亡，1名中国人受伤和7名中国人被劫持。这也是中国海外工程项目所遭受的最惨重人员损失。
2012年1月28日，苏丹南科尔多凡州阿巴西亚附近，中水电七局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公路项目29名中国员工，被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劫持。同年1月31日，埃及西奈省来赫丰水泥厂25名中国员工，被当地贝都因人斯瓦尔部落劫为人质。
2015年11月20日，原教旨恐怖分子突袭马里首都巴马科市中心的丽笙酒店，劫持外国人为人质，和军警交火10小时，导致十多名各国人质死亡，其中包括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总经理周天想、副总经理王选尚，以及该集团西非公司总经理常学辉等3名中国公民。
在这些中国公民被劫、遇害、遇险事件中，中国有关部门、机构做了各种各样的营救努力。
10年前的尼日利亚人质事件中，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当地华裔知名人士胡某某同绑架组织接触，最终令人质获释；同年欧加登事件中，中方以类似手段将人质营救回国；2012年的两次事件，肇事组织仅是希望借劫持外国人质引发国际关注，推动解决当地问题（甚至公开表示“对中国无敌意”、“不会伤害中国人质”），最终中国有关部门通过外交和地方人脉等渠道，“在不涉及赎金的情况下”完成了人质营救。
从几次人质营救事件来看，中国有关方面的应对在不断进步、成熟，并逐步从一味依赖“侨领”、“人脉”，急于营救而不惜条件，到学会分析肇事方背景、情况和诉求，动用各种资源有的放矢。
但动用武力解救在非遇险中国公民的情况，迄今并未出现过。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采取这种下策。至于“国旗护身符”和《战狼2》片尾出现的“后盾大护照”，只能说“愿望很美好，可惜不是事实”。在非洲，号称“非洲宪兵”的法国人是各种遇险的常客，美国使馆遭遇过多次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
离动武最接近的一次，当属马里巴马科丽笙酒店“11·20”恐怖袭击。当时中国有数百名蓝盔兵在联合国驻马里综稳团框架内参与马里和平进程，但事发仓促，远在千里之外加奥等地执行维和任务的中国军人，根本来不及反应。随着中国在非洲维和军力的加强，今后在反恐、维和层面上中国军人的介入会增多，也很可能出现解救中国公民的场景，但那必定是在联合国维和框架下的有组织行动，而极不可能是“独狼行动”。
最常见的经营风险并无硝烟
尽管现实中针对中资项目工地的袭击很少，但《战狼2》至少点明了一个客观背景：非洲是二战后政治动荡最严重的区域，政变、革命、内战对那里的中资企业构成了经营风险。
笔者曾在刚果（布）的黑角港，遇到一位在非洲经营多年的温州平阳籍小五金商人。他早年在安哥拉经营五金店，结果遭逢“国有化”，几乎血本无归；后来和人合伙去刚果（金）内地的卢本巴希投资铜矿，结果遇上内战，直到探矿权到期，也没能真正开工，还差点把老命搭进去。
笔者的几个朋友一直看好刚果（金）基武省的矿藏，多年前便投入不菲，取得了好几处勘探、开采权，却至今未产生什么效益；麻烦就在于那里总打仗，不是开不了工，就是雇员根本不敢去。事实上，他们差点收购的一家加拿大人经营的多品种矿，就曾两次被不同派别的游击队“光顾”，绑了一次票，伤了好几个人。 不过，对非洲中资企业来说最常见的风险不是“喊打喊杀”，而是没有硝烟的政策风险。
非洲许多国家为保护本国商人利益，对外资进入某些厚利行业有诸多限制：不许经营、股份不得超过49%、董事长必须是当地人、雇佣当地员工不得低于若干人或若干比例，等等。而且非洲各国关税差异极大，即使“天下太平”，政策的不稳定和朝令夕改也是常事。没准今天招商，明天看你赚太多就开始限制，后天见税收太少就又开始招商了。
劳资纠纷也是一项非洲常见风险。2011年10月，赞比亚由中国人在当地注资经营的科蓝煤矿发生的一起冲突事件，其背后的伏笔，便是劳资双方在工资、劳动条件、劳保等方面矛盾激化，长期对立，罢工工人冲击厂区和办公室。
有时劳资纠纷的“主攻目标”并非中资企业，但同样会殃及池鱼。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近年来当地工会、商会为抗议成品油涨价，多次举行总同盟罢工。这种罢工强制所有商戶无条件参加，一家浙江湖州籍商人开办的进出口公司，就曾因罢工期间照常开业，被“纠察队”砸了店铺和汽车。
尽管有这么多风险，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仍逐年上升，且利润虽今非昔比，和欧美市场相比仍属丰厚；非洲幅员辽阔，国家众多，回旋余地大，只要掌握规律，趋利避害并不难；而且，“富贵险中求”，公认最麻烦的非洲国家市场，如南非、尼日利亚、加纳等，恰也是商机最多、利润最大的市场，而公认市场秩序甚佳的布基纳法索却乏人问津—没有商机和利润，再安全又如何？
非洲城市里的安全感
非洲城市里到底安不安全？这要分情况看。有一些非洲城市犯罪率高，街头秩序混乱，对任何人都很不安全，比如南非的索韦托、约翰内斯堡等。
有一些非洲城市对本地人比较安全，但对外国人不那么安全。如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外国人开车上路，可能被莫名其妙但理直气壮的各路人马拦路索要小费；又如埃及的亚历山大，有一些专偷外国游客的窃贼。
还有一些城市正好相反，外国人觉得很安全，但本国人却有另外的看法。据说是因为政府重视发展旅游业，对涉外区域加强整治，但区域以外则有所放松。突尼斯的一些景点城市，此类问题比较突出。
非洲局势有时会比较动荡，平时十分安全、友善的城市和社区，在动荡发生时就会变得十分不安全。笔者2004年在西非工作时，所属公司的多哥分公司就曾遭遇这样的变故：该分公司所在地洛美，平素治安状况良好，但当年突然发生政局变故，情绪激动的对立双方不仅相互攻击，而且对认为“冒犯”他们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神经过敏”。笔者后来的助手当时正在洛美中心大市场的门市部看店，因为骚乱发生、顾客稀少，就好奇地站在柜台上，居高临下张望不远处的集会情况，结果被一名狂怒的集会参与者隔几十米扔过一块比拳头还大的石头，虽未击中人，却把门玻璃击得粉碎。
专门针对特定外国人的不友善、不安全，在当代非洲的城市发展史上层出不穷，构成原因则五花八门：对殖民者的仇恨、“仇富”、“觉得冒犯”……近年来中国企业、商品遍及非洲各地，尽管大多数非洲人是欢迎的，但也有些“被抢了饭碗”的人会针对性地发泄不满。仅我本人亲历过、专门针对中国人的“不友善事件”，就有塞内加尔达喀尔针对中国鞋商的罢市、尼日利亚卡诺针对中国布商的驱逐事件、贝宁科托努当地纺织商人联名迫使当局禁止中国人经营纺织品零售业，等等。
总体上，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城市里，警察的存在感是比较独特的：警力永远不够，社区经常要靠约定俗成的“规矩”来自行治理。如果仅仅和政府、警方搞好关系，而没有搞定当地长老、区议员或行会主席之类“乡贤”，安全感就很难谈得上了。
对一个外国人、尤其在当地经商的外国经营者而言，“入乡随俗”、“入乡问俗”可以让自己“融入背景色”，从而极大提升安全系数。笔者2002年在阿尔及利亚时，首都阿尔及尔当地因反恐，治安状况很紧张，各国使馆都提醒侨民“这里不安全”，但笔者每天工余都去附近小咖啡馆闲坐、喝咖啡，和当地人聊天，从未遇到不友善、不安全问题。因为通过聊天，当地人知道我是负责替他们盖公寓的团队成员，也知道我熟悉他们喜欢的一些话题（足球尤其阿尔及利亚足球、法语歌曲、法国诗歌，等等），并不觉得“刺眼碍事”。同样，笔者在马里巴马科时，经常出入被其他外国人视为畏途的大清真寺附近商圈，却从未碰上任何麻烦，奥秘就在于笔者一向以“自己人”形象出现，如穿当地风格的长袍，用当地方言问好，斋月期间遵守当地习俗，且当地人知道我掌握着他们最喜欢的服装面料货源，不觉得“此人在这里出现是一种威胁”。
当然，恐怖主义对非洲城市也构成威胁，非洲各国反恐能力偏弱，有时会造成严重事件，且近几年屡屡发生针对外国人聚集场所的袭击。以个人的看法，在“热点城市”应尽量回避这类场所。
总体上讲，非洲城市的治安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远未达到令来访者草木皆兵的地步—当然，个别城市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