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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名动物保护志愿者经历15小时，在京哈高速上将一整车即将被送上餐桌的狗全部救下。营救成功后，志愿者热情高涨，然而真正的考验，却在喧嚣之后；狗事的解决，仰赖的是人事
狗，到处是狗。在东兴动物医院，几乎每间动物病房里都被狗占据了。
志愿者熊熊正在照顾一只刚刚治愈的中华田园犬。她每天都要来到医院给这只常说的“土狗”喂药，她甚至给这条并非她的宠物起了个名字：二妞。
二妞是4月15日在京哈高速上上演的200名动物保护主义者拦车救狗事件中的主角之一。当时，它正和500多只同伴一起，被从河南运往吉林，即将成为人们的盘中餐。
它们的命运因为一名司机的干预发生了变化。这名姓安的司机是名爱狗人士，看到装狗的卡车后愤怒地将车逼到路边，事件也由此变得失控。
双方对峙的消息在微博里疯传，有200多名动物保护人士迅即赶往那里，带着水、狗粮，还有专职兽医。交通几乎陷入停滞，数十名交警前往维持秩序。
僵持中，开始有犬只死去。15个小时后，动物保护人士和组织凑了11.5万元人民币——部分来自在场志愿者的捐款，部分来自中华慈善总会下属上善基金与乐宠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宠）——以将整车狗全部买下解决。事后证明，本车一共有440只犬，而并非如该车的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所显示的520只。
钱
被救下来时，这些狗中已有上百条受伤或感染狗瘟。因此，一落地就被送往北京几十家宠物医院分散治疗。
李铭的金犬特卫警犬诊疗中心收治了其中的39条，仅排在收治89条的东兴动物医院之后。李铭腾出了医生宿舍，隔离既有狗只，并尽量谢绝新的门诊，每天在手术台与隔离室间穿梭。很快，医院库存的药品用完了，因为信用好，药厂愿意赊借一些。他起初毫不担心这些没有交付入院押金的犬只，因为有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以及众多志愿者的保证：钱不是问题。
李铭错了。钱，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
志愿者见鹏在救狗之后便做出评论：“我算了一笔账，每只狗绝育要花两百块，疫苗和医疗要花两三百，随便一只狗就要花五百块，500只就是25万，还不包括治病、养老。这笔钱谁出呢？”
涉及到钱，便产生了纠纷。
一家名为“动保控俱乐部”的小型动物保护组织在救狗行动后，宣布在其支付宝账户接受救治捐款。“当时想捐款的人太多，但又没有账号，我们的账号就被新浪宣布为捐款账号。”该组织创办人AKI妈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这一行动迅速惹来非议，有人质疑他们是否具备接收捐款的资质，也有人怀疑支付宝捐款的可靠性，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则认为，作为唯一获得官方承认资格的动物保护组织，“动保控”的行为威胁其在此行动中的主体领导地位。
4月18日，为买下全车狗支付大部分资金的上善基金和乐宠发表声明：授权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负责整车狗的处置、管理及一切后续事宜，也是捐款捐物唯一接收单位。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随即公布了官方账户，与此同时，腾讯公司公开承诺：负责这批狗的后期治疗费用。
“动保控”随即主动停止接收捐款，在网上公布的前期捐款的使用明细，并承诺，将把已收到未使用的3万多元捐款全部转入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账户。
但与此同时，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以下简称“首爱”）也开始了募捐。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觉得这种做法严重影响到它的募捐，便在自己的微博上对其进行不点名批评，后者随即在微博上发帖反击。
“首爱”的工作人员并不认为“中小保”在此次救助中享有唯一的募捐权。“因为中小保的人员和能力有限，与医院的结账速度很慢，很多医院不得不垫付前期医药费。我们也是想帮忙，才开始进行募捐。”这位工作人员说。
的确，半个月后，因为拒绝了正常门诊，警犬中心的医护人员已没有钱可以发工资，住院犬只的医疗费用超过9万元。李铭打电话给宣布负责此次行动及后续治疗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工作人员都不掌握详细情况，他甚至没得到和会长芦荻通话的机会。
没有人想到，资金短缺会这样快地出现。于是，众人焦点再次转移：腾迅承诺的那笔捐款怎么还没到？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负责人王琦认为，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腾迅也无法做到今天捐，明天就能到账。
但对于承担救治工作的动物医院来说，等待是不可能的。
李铭决定出去讲课赚些钱，以解一时之难，并开始在微博上求救。“求救：自17日开始接收39条救助犬，目前有38条犬正在接受治疗，15条为犬瘟，不同程度肺炎14条，其他疾病9条，总体治疗费用9万余元……虽然竭尽全力，现已难保障目前病犬的继续治疗，请大家帮忙呼吁一下！”
有志愿者回应，希望资助。李铭于是想到，让愿意资助的志愿者来医院给指定的犬只结账，并在微博上发布即时情况。
这一方法很快奏效。至5月3日午夜，志愿者已结算了3万多元治疗费用，芦荻会长也亲自打来电话，嘱咐李铭，不能停药，钱第二天送到。其他收治被救犬只的医院也受到启发，开始采用接受志愿者自愿结账的方式纾解资金紧张。
直到一个月后，腾迅的捐款才全部到账。但可以想象，这笔钱被分配到十几家动物医院，每家获得的资金非常有限。
分歧、争论与沟通
治疗之外，最重要的如何领养。
志愿者认为，既然狗分散在各个医院，志愿者也已给这些具备领养条件的犬只建立了完备的档案，让领养人士就近去医院是最方便的选择。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却认为这是一种“私下”收养。王琦解释说：“和动物医院结账的时候，当然要看到狗才能结账，如果有些狗已经被领养出去了，我们如何确定其花费并为其结账呢？”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提出的处置办法是：所有治愈犬只要全部送到协会在北京昌平区的动物基地，再统一安排领养事宜。
这被分散在各个医院的志愿者认为无法操作。几百只狗，如何运送？动物基地条件也不好，尚有带病的动物在那里救治，将所有的狗送回去，很难保证不被再次感染；协会一共只有7名全职工作人员，还要照顾基地数百只已有动物的生活，数百只犬的领养，增加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被救的绝大部分都是大中型犬，按照规定，北京市内不允许豢养，这意味着，至少有200只狗必须由动物组织负责养老，预计花费将为几百万元，无论对谁来说，都将是巨大的负担。
一家名为“它基金”的动物保护基金会得知这个消息后，希望能够接手照顾这些犬只。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个设想刚刚提出，就遭到了抨击：“前期你们不参与，现在想来下山摘桃子啦！”
本来满腔的热情，被这些冷言冷语化解了。“这是什么桃子啊！”它基金的李女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面对这种质疑，其内部对于是否接手也已产生分歧。
有人对此次参与行动的多家机构作出分析：上善基金是保护经济动物、农场动物的权益；乐宠是经营宠物用品的企业，不反对宠物买卖，但很多动保人士反对买卖宠物。这些参与此次救狗行动的机构和组织，平时在救助理念方面就不相同，难免会发生争论。
但令众志愿者疑惑的是，这些组织至今没有坐在一起，为如何解决此次获救的数百只狗的“后事”进行严肃而认真的讨论，并得出可操作的方案。
“其实大家都是为动物，都不是为私利，本来应该团结起来做事。”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会长秦肖娜说。
另一方面，据统计，参与此次救治行动的志愿者数以百计，其中有老板、演员、大学生、自由职业者，甚至还有一名道士。他们除了每天照顾病犬，接触最多的，就是其他志愿者或机构，这样复杂的人际环境，很多人以前从没面对过，以至于志愿者的生活充斥了许多诸如对待狗的态度应如何，或该如何处置病死犬只的鸡毛蒜皮的争论。
在行动中声望渐增的美国志愿者Chris一度对这种状况感到困惑和无奈。“这件事其实是大家用不同合作的方式达到让狗脱离危险、安置、最后是安全的结果，或许我们应该适应不需要某一个机构的统一管理。”
Chris毕业于耶鲁大学，已在中国生活十几年，是一名坚定的动物保护人士。在他看来，不应该有一个机构声明要为此次行动负责，也不应该有组织宣布只有自己拥有对这些犬只的最终处置权，因为动物保护行为，本身就是个人化的，既不需要听从谁，也不需要说服谁的行为。
狗权与人权
更大的争议来自外部。
救狗是否有必要以高速拦车的形式？与车主强迫交易的行为是否有些过激？关注动物的权利，是否一定要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拦车救狗成功的数个星期后，这些讨论仍然在发酵。
6月13日，东方卫视播出了一期访谈《高速公路拦车救狗，谁之过？》，本来一场期待双方以理服人的节目，最后发展为动物保护人士情绪失控，当场大声斥责对方；赞成吃狗肉的人士现场大派狗肉制品；观众席上也飞出了掷向现场嘉宾的鞋子的闹剧。
许多激动的情绪，其实并非针对狗。不少人的指责是：既然能捐钱去救狗，为什么不给穷人捐钱？还有人将此事作为中国逐渐加大的贫富差距的代表。在网上讨论中，很多人提到了这场争端的象征意义：一个灰领的卡车司机被一辆黑色奔驰越野车强迫停在路边，奔驰车主和他的女友正在去一个度假村的路上。
究竟是每年在中国被当作食物吃掉的1000万只狗重要，还是那些以此谋生、并遵从中国传统吃狗习俗的人重要？
在押送这辆运狗车的司机之一伊保军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你们都是80后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吃饭什么都没有发愁的情况下，找点事做。”他一边说，一边看着穿着红纱裙、高跟鞋的女孩子爱抚那些惨兮兮的狗，甚至会搬把椅子，坐在一堆狗粮、笼子和不锈钢饭盆旁边。
在他的家乡河南，狗作为一种食用肉源，理所当然可以买卖——论斤两或个头：大狗每斤5元，小狗每斤2至3元，瘦狗每只10至60元不等。伊保军自己也养着两条狗，“养三四个季度就卖掉，养久了还会赔钱”。在伊保军看来，把狗收了卖，也是维持生态平衡、消灭社会不稳定因素、造福人们生活的合理途径。
但北京此行，使他见识了另一种思维。他看到人们开着车从四面八方赶来，穿着精致的花裙子、名牌的运动鞋、体面的白衬衫，都在为这些脏兮兮的动物奔来跑去。听到志愿者们讲述“一条狗也是一个生命”的理论时，他会笑着说：“你们毕竟没经历过事儿！”
动物保护人士不得不自我辩护：中国的动物权利状况非常糟糕，中国尚未有关于禁止虐待动物的法律，这些都需要有热情的人士去推动。
“这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志愿者搬出他们常用的道理，“通过教育这个国家的人去热爱小动物，或许可以帮人们来更好地爱同类呢。”
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被淹没在嘈杂的吵闹中。在东方卫视的节目中，志愿者大宝妈说：“这些狗都有犬瘟，是不能吃的，我们救狗，其实也保护了人。”
但没人在意。
关于狗权与人权的争论在东方卫视的节目播出后达到了某种形式的高潮。
该节目获得了全国同时段收视率第四的好成绩，节目组成员非常兴奋。然而不到24小时，节目主持人骆新发现自己的微博里充斥了2000多条诅咒和谩骂；一些“吃狗派”人士“人肉”到了参加节目的动物保护人士的个人资料，并公布，导致其个人生活受到极大的困扰与不安；随后，一些爱狗人士认为节目组的立场使得动物保护人士受到伤害，又“人肉”到了节目导演的个人信息，也予以公布，导致导演的手机也不得不关机。
法律与反思
动物保护人士在此次事件中最受诟病的是：只会用道德至上批判别人，而不会在法律和现实生活的理论中讨论。但两个月后，动物保护机构方面，终于也学会从法律的角度思考与解释。
6月15日下午，由上善基金带头成立的京哈事件法律工作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已经能够证明，该车所携带的检疫证明系违法开具，而该批犬只也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上善基金委托北京市兽医实验诊断所，随机抽取了该批犬只中的40只进行了狂犬病抗体检测，结果为“40份样品均无抗体”，即，该40只犬均未进行狂犬病疫苗免疫。同时，为该车运输的犬只出具检疫证明的偃师市动物检疫所检验员胡根军，也没有法定的兽医执业资格。
这个结论，至少在两个月后，为高速路拦车救狗的行为取得了部分法律上的理由。
但200余志愿者上演的这次电影般的抢救行动，还远未结束。
据上善基金统计，截至6月20日，获救犬只中，死亡70只，分散在各宠物医院已治愈的共有约210只，仍在治疗中的有100余只，完全健康的有70只，还有60多只已被领养。
而根据志愿者对若干医院的治疗费用统计：腾迅的捐款已基本用尽，但亏欠的治疗费用至少还有200万元的缺口。
卡车司机郝小毛的生意，在事件后也受到影响。他说，强制交易让他损失了将近两万元，更可怕的是，因为他没有如约送到，没人愿意再雇他了。
这批狗的输出地河南偃师某狗场的老板魏同斌则气得要命，一度对前来卖狗的村民大声喊道：“不收了，不想干了！”因为听说这事儿闹上了中央电视台，老板娘干脆“卧床不起好几天”。
救狗人士一方，最先开始反思的是最初为狗们的后事算账的志愿者见鹏：我的爱心泛滥是否值得警惕？此类事件能否以更妥善的方式解决？作为当天爬上车顶，近乎透支体力、忍受恶臭将狗从笼里解放出来的出力者，他的反思显得格外有力：“我们凭肾上腺素救上这500只狗，也许只是这500只狗悲惨生活的开始，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两个月前，他的声音在志愿者中显得不合时宜。然而两个月后，渐渐取得了一些志愿者的共鸣。
始终参与后期医院陪护的志愿者娃娃妈说，这次救狗行动，救下几百条生命，引起大众的关注，并且在公众间进行了有关动物检疫免疫、食品卫生、个人权利等法律方面的大讨论，非常难得。但事发之后，她也开始思考拦车截狗行为的法律依据，以及在事件过程中对法律常识的掌握。
另一位志愿者韩霜则坦率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4·15救狗行动，不可复制。以后的志愿活动，不能一时冲动，不能盲目，要按法律去办事，要考虑好善后。”
作为在此次行动中受到多方指责的中国小动物协会的负责人，王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最大的心得体会是，各个动保组织一定要团结协作，拧成一股绳，不要相互指责。对我们的批评，有些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改正。”但他同时也希望，曾经承诺过要对若干条狗负责的各家机构，能够信守承诺，负责到底。
“500只狗救助考验了所有参与者。没有一个人、协会、机构、公司、基金不曾怀疑过自己参与的价值……我相信，无论是中小保和芦荻教授，还是最小的医院的最没有声音的志愿者，我们都问过自己，该不该？值吗？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放弃！”两个月后，Chris在微博中写道：“我说这话很权威，因为我自己就不少于三次想到过要放弃。但最后，每人看到了无助无奈的生命而感到怜悯，感到了责任。”
狗，到处是狗。在东兴动物医院，几乎每间动物病房里都被狗占据了。
志愿者熊熊正在照顾一只刚刚治愈的中华田园犬。她每天都要来到医院给这只常说的“土狗”喂药，她甚至给这条并非她的宠物起了个名字：二妞。
二妞是4月15日在京哈高速上上演的200名动物保护主义者拦车救狗事件中的主角之一。当时，它正和500多只同伴一起，被从河南运往吉林，即将成为人们的盘中餐。
它们的命运因为一名司机的干预发生了变化。这名姓安的司机是名爱狗人士，看到装狗的卡车后愤怒地将车逼到路边，事件也由此变得失控。
双方对峙的消息在微博里疯传，有200多名动物保护人士迅即赶往那里，带着水、狗粮，还有专职兽医。交通几乎陷入停滞，数十名交警前往维持秩序。
僵持中，开始有犬只死去。15个小时后，动物保护人士和组织凑了11.5万元人民币——部分来自在场志愿者的捐款，部分来自中华慈善总会下属上善基金与乐宠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宠）——以将整车狗全部买下解决。事后证明，本车一共有440只犬，而并非如该车的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所显示的520只。
钱
被救下来时，这些狗中已有上百条受伤或感染狗瘟。因此，一落地就被送往北京几十家宠物医院分散治疗。
李铭的金犬特卫警犬诊疗中心收治了其中的39条，仅排在收治89条的东兴动物医院之后。李铭腾出了医生宿舍，隔离既有狗只，并尽量谢绝新的门诊，每天在手术台与隔离室间穿梭。很快，医院库存的药品用完了，因为信用好，药厂愿意赊借一些。他起初毫不担心这些没有交付入院押金的犬只，因为有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以及众多志愿者的保证：钱不是问题。
李铭错了。钱，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
志愿者见鹏在救狗之后便做出评论：“我算了一笔账，每只狗绝育要花两百块，疫苗和医疗要花两三百，随便一只狗就要花五百块，500只就是25万，还不包括治病、养老。这笔钱谁出呢？”
涉及到钱，便产生了纠纷。
一家名为“动保控俱乐部”的小型动物保护组织在救狗行动后，宣布在其支付宝账户接受救治捐款。“当时想捐款的人太多，但又没有账号，我们的账号就被新浪宣布为捐款账号。”该组织创办人AKI妈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这一行动迅速惹来非议，有人质疑他们是否具备接收捐款的资质，也有人怀疑支付宝捐款的可靠性，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则认为，作为唯一获得官方承认资格的动物保护组织，“动保控”的行为威胁其在此行动中的主体领导地位。
4月18日，为买下全车狗支付大部分资金的上善基金和乐宠发表声明：授权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负责整车狗的处置、管理及一切后续事宜，也是捐款捐物唯一接收单位。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随即公布了官方账户，与此同时，腾讯公司公开承诺：负责这批狗的后期治疗费用。
“动保控”随即主动停止接收捐款，在网上公布的前期捐款的使用明细，并承诺，将把已收到未使用的3万多元捐款全部转入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账户。
但与此同时，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以下简称“首爱”）也开始了募捐。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觉得这种做法严重影响到它的募捐，便在自己的微博上对其进行不点名批评，后者随即在微博上发帖反击。
“首爱”的工作人员并不认为“中小保”在此次救助中享有唯一的募捐权。“因为中小保的人员和能力有限，与医院的结账速度很慢，很多医院不得不垫付前期医药费。我们也是想帮忙，才开始进行募捐。”这位工作人员说。
的确，半个月后，因为拒绝了正常门诊，警犬中心的医护人员已没有钱可以发工资，住院犬只的医疗费用超过9万元。李铭打电话给宣布负责此次行动及后续治疗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工作人员都不掌握详细情况，他甚至没得到和会长芦荻通话的机会。
没有人想到，资金短缺会这样快地出现。于是，众人焦点再次转移：腾迅承诺的那笔捐款怎么还没到？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负责人王琦认为，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腾迅也无法做到今天捐，明天就能到账。
但对于承担救治工作的动物医院来说，等待是不可能的。
李铭决定出去讲课赚些钱，以解一时之难，并开始在微博上求救。“求救：自17日开始接收39条救助犬，目前有38条犬正在接受治疗，15条为犬瘟，不同程度肺炎14条，其他疾病9条，总体治疗费用9万余元……虽然竭尽全力，现已难保障目前病犬的继续治疗，请大家帮忙呼吁一下！”
有志愿者回应，希望资助。李铭于是想到，让愿意资助的志愿者来医院给指定的犬只结账，并在微博上发布即时情况。
这一方法很快奏效。至5月3日午夜，志愿者已结算了3万多元治疗费用，芦荻会长也亲自打来电话，嘱咐李铭，不能停药，钱第二天送到。其他收治被救犬只的医院也受到启发，开始采用接受志愿者自愿结账的方式纾解资金紧张。
直到一个月后，腾迅的捐款才全部到账。但可以想象，这笔钱被分配到十几家动物医院，每家获得的资金非常有限。
分歧、争论与沟通
治疗之外，最重要的如何领养。
志愿者认为，既然狗分散在各个医院，志愿者也已给这些具备领养条件的犬只建立了完备的档案，让领养人士就近去医院是最方便的选择。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却认为这是一种“私下”收养。王琦解释说：“和动物医院结账的时候，当然要看到狗才能结账，如果有些狗已经被领养出去了，我们如何确定其花费并为其结账呢？”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提出的处置办法是：所有治愈犬只要全部送到协会在北京昌平区的动物基地，再统一安排领养事宜。
这被分散在各个医院的志愿者认为无法操作。几百只狗，如何运送？动物基地条件也不好，尚有带病的动物在那里救治，将所有的狗送回去，很难保证不被再次感染；协会一共只有7名全职工作人员，还要照顾基地数百只已有动物的生活，数百只犬的领养，增加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被救的绝大部分都是大中型犬，按照规定，北京市内不允许豢养，这意味着，至少有200只狗必须由动物组织负责养老，预计花费将为几百万元，无论对谁来说，都将是巨大的负担。
一家名为“它基金”的动物保护基金会得知这个消息后，希望能够接手照顾这些犬只。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个设想刚刚提出，就遭到了抨击：“前期你们不参与，现在想来下山摘桃子啦！”
本来满腔的热情，被这些冷言冷语化解了。“这是什么桃子啊！”它基金的李女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面对这种质疑，其内部对于是否接手也已产生分歧。
有人对此次参与行动的多家机构作出分析：上善基金是保护经济动物、农场动物的权益；乐宠是经营宠物用品的企业，不反对宠物买卖，但很多动保人士反对买卖宠物。这些参与此次救狗行动的机构和组织，平时在救助理念方面就不相同，难免会发生争论。
但令众志愿者疑惑的是，这些组织至今没有坐在一起，为如何解决此次获救的数百只狗的“后事”进行严肃而认真的讨论，并得出可操作的方案。
“其实大家都是为动物，都不是为私利，本来应该团结起来做事。”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会长秦肖娜说。
另一方面，据统计，参与此次救治行动的志愿者数以百计，其中有老板、演员、大学生、自由职业者，甚至还有一名道士。他们除了每天照顾病犬，接触最多的，就是其他志愿者或机构，这样复杂的人际环境，很多人以前从没面对过，以至于志愿者的生活充斥了许多诸如对待狗的态度应如何，或该如何处置病死犬只的鸡毛蒜皮的争论。
在行动中声望渐增的美国志愿者Chris一度对这种状况感到困惑和无奈。“这件事其实是大家用不同合作的方式达到让狗脱离危险、安置、最后是安全的结果，或许我们应该适应不需要某一个机构的统一管理。”
Chris毕业于耶鲁大学，已在中国生活十几年，是一名坚定的动物保护人士。在他看来，不应该有一个机构声明要为此次行动负责，也不应该有组织宣布只有自己拥有对这些犬只的最终处置权，因为动物保护行为，本身就是个人化的，既不需要听从谁，也不需要说服谁的行为。
狗权与人权
更大的争议来自外部。
救狗是否有必要以高速拦车的形式？与车主强迫交易的行为是否有些过激？关注动物的权利，是否一定要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拦车救狗成功的数个星期后，这些讨论仍然在发酵。
6月13日，东方卫视播出了一期访谈《高速公路拦车救狗，谁之过？》，本来一场期待双方以理服人的节目，最后发展为动物保护人士情绪失控，当场大声斥责对方；赞成吃狗肉的人士现场大派狗肉制品；观众席上也飞出了掷向现场嘉宾的鞋子的闹剧。
许多激动的情绪，其实并非针对狗。不少人的指责是：既然能捐钱去救狗，为什么不给穷人捐钱？还有人将此事作为中国逐渐加大的贫富差距的代表。在网上讨论中，很多人提到了这场争端的象征意义：一个灰领的卡车司机被一辆黑色奔驰越野车强迫停在路边，奔驰车主和他的女友正在去一个度假村的路上。
究竟是每年在中国被当作食物吃掉的1000万只狗重要，还是那些以此谋生、并遵从中国传统吃狗习俗的人重要？
在押送这辆运狗车的司机之一伊保军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你们都是80后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吃饭什么都没有发愁的情况下，找点事做。”他一边说，一边看着穿着红纱裙、高跟鞋的女孩子爱抚那些惨兮兮的狗，甚至会搬把椅子，坐在一堆狗粮、笼子和不锈钢饭盆旁边。
在他的家乡河南，狗作为一种食用肉源，理所当然可以买卖——论斤两或个头：大狗每斤5元，小狗每斤2至3元，瘦狗每只10至60元不等。伊保军自己也养着两条狗，“养三四个季度就卖掉，养久了还会赔钱”。在伊保军看来，把狗收了卖，也是维持生态平衡、消灭社会不稳定因素、造福人们生活的合理途径。
但北京此行，使他见识了另一种思维。他看到人们开着车从四面八方赶来，穿着精致的花裙子、名牌的运动鞋、体面的白衬衫，都在为这些脏兮兮的动物奔来跑去。听到志愿者们讲述“一条狗也是一个生命”的理论时，他会笑着说：“你们毕竟没经历过事儿！”
动物保护人士不得不自我辩护：中国的动物权利状况非常糟糕，中国尚未有关于禁止虐待动物的法律，这些都需要有热情的人士去推动。
“这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志愿者搬出他们常用的道理，“通过教育这个国家的人去热爱小动物，或许可以帮人们来更好地爱同类呢。”
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被淹没在嘈杂的吵闹中。在东方卫视的节目中，志愿者大宝妈说：“这些狗都有犬瘟，是不能吃的，我们救狗，其实也保护了人。”
但没人在意。
关于狗权与人权的争论在东方卫视的节目播出后达到了某种形式的高潮。
该节目获得了全国同时段收视率第四的好成绩，节目组成员非常兴奋。然而不到24小时，节目主持人骆新发现自己的微博里充斥了2000多条诅咒和谩骂；一些“吃狗派”人士“人肉”到了参加节目的动物保护人士的个人资料，并公布，导致其个人生活受到极大的困扰与不安；随后，一些爱狗人士认为节目组的立场使得动物保护人士受到伤害，又“人肉”到了节目导演的个人信息，也予以公布，导致导演的手机也不得不关机。
法律与反思
动物保护人士在此次事件中最受诟病的是：只会用道德至上批判别人，而不会在法律和现实生活的理论中讨论。但两个月后，动物保护机构方面，终于也学会从法律的角度思考与解释。
6月15日下午，由上善基金带头成立的京哈事件法律工作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已经能够证明，该车所携带的检疫证明系违法开具，而该批犬只也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上善基金委托北京市兽医实验诊断所，随机抽取了该批犬只中的40只进行了狂犬病抗体检测，结果为“40份样品均无抗体”，即，该40只犬均未进行狂犬病疫苗免疫。同时，为该车运输的犬只出具检疫证明的偃师市动物检疫所检验员胡根军，也没有法定的兽医执业资格。
这个结论，至少在两个月后，为高速路拦车救狗的行为取得了部分法律上的理由。
但200余志愿者上演的这次电影般的抢救行动，还远未结束。
据上善基金统计，截至6月20日，获救犬只中，死亡70只，分散在各宠物医院已治愈的共有约210只，仍在治疗中的有100余只，完全健康的有70只，还有60多只已被领养。
而根据志愿者对若干医院的治疗费用统计：腾迅的捐款已基本用尽，但亏欠的治疗费用至少还有200万元的缺口。
卡车司机郝小毛的生意，在事件后也受到影响。他说，强制交易让他损失了将近两万元，更可怕的是，因为他没有如约送到，没人愿意再雇他了。
这批狗的输出地河南偃师某狗场的老板魏同斌则气得要命，一度对前来卖狗的村民大声喊道：“不收了，不想干了！”因为听说这事儿闹上了中央电视台，老板娘干脆“卧床不起好几天”。
救狗人士一方，最先开始反思的是最初为狗们的后事算账的志愿者见鹏：我的爱心泛滥是否值得警惕？此类事件能否以更妥善的方式解决？作为当天爬上车顶，近乎透支体力、忍受恶臭将狗从笼里解放出来的出力者，他的反思显得格外有力：“我们凭肾上腺素救上这500只狗，也许只是这500只狗悲惨生活的开始，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两个月前，他的声音在志愿者中显得不合时宜。然而两个月后，渐渐取得了一些志愿者的共鸣。
始终参与后期医院陪护的志愿者娃娃妈说，这次救狗行动，救下几百条生命，引起大众的关注，并且在公众间进行了有关动物检疫免疫、食品卫生、个人权利等法律方面的大讨论，非常难得。但事发之后，她也开始思考拦车截狗行为的法律依据，以及在事件过程中对法律常识的掌握。
另一位志愿者韩霜则坦率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4·15救狗行动，不可复制。以后的志愿活动，不能一时冲动，不能盲目，要按法律去办事，要考虑好善后。”
作为在此次行动中受到多方指责的中国小动物协会的负责人，王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最大的心得体会是，各个动保组织一定要团结协作，拧成一股绳，不要相互指责。对我们的批评，有些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改正。”但他同时也希望，曾经承诺过要对若干条狗负责的各家机构，能够信守承诺，负责到底。
“500只狗救助考验了所有参与者。没有一个人、协会、机构、公司、基金不曾怀疑过自己参与的价值……我相信，无论是中小保和芦荻教授，还是最小的医院的最没有声音的志愿者，我们都问过自己，该不该？值吗？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放弃！”两个月后，Chris在微博中写道：“我说这话很权威，因为我自己就不少于三次想到过要放弃。但最后，每人看到了无助无奈的生命而感到怜悯，感到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