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大陆与大洋洲之间，有一道由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构成的层层叠叠的锁链，将太平洋和印度洋直观地区隔开，这便是东南亚在世界地图上的概观。
　　以战略地理眼光看，东南亚是一个矛盾体：既是两大洋间的“连接线”，又是“隔离带”，既和大陆国家领土接壤，又与外围海上强国利益相连。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这5个陆地国家，身处中印两个强邻之间，又与华盛顿具备长期安全关联，在操作平衡策略时往往捉襟见肘；而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等海洋国家，与美国在第一、第二岛链的军事存在形成一体，更容易受美国政策影响。
　　面对犬牙交错的局面，中国需要明智的东南亚战略，以确定不同阶段的外交主攻方向，使东南亚成为中国拓展对外关系的基石。而北京如何理解东南亚，在当地又有何种表现，将直接决定中国能否由地区强国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

解构东南亚：被创造的共同体

　　1940年代以前，不存在“东南亚”这个概念。那时常用“印度支那半岛”指代中南半岛，用“东印度群岛”指代南洋群岛，但这些地理概念未必能照应到政治现实。二战前，暹罗（泰国）、英属缅甸、法属印度支那等地区，因历史上受中国和印度文化熏陶，已具备成为民族国家的基础制度条件；而英属马来地区、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及美属菲律宾的命运，则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宗主国，基本定位是欧美海洋强国的东方前哨。
　　1954年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了“东南亚”这一概念，但该组织的8个成员国里只有泰国和菲律宾位于东南亚。换言之，SEATO实际上是美国军事干预中南半岛，并为此进行动员的工具，“区域外”特征十分明显。相比之下，1967年建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带有浓厚的自主色彩，初始定位也是协调本地区国家间的领土和经济关系。但东盟建立之初，只有5个成员国，并不包括大部分中南半岛国家，也不具备实质的政策议程制订能力，反而被美国构建的一系列双边盟约架空。久而久之，美国这个原本的“区域外”势力在东南亚前沿建立起了稳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
　　随着1995年之后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先后加入东盟，东盟扩充到10个国家（在东南亚仅剩东帝汶尚未加入），并通过2008年生效的《东盟宪章》夯实一体化。此时，东南亚概念的地理和政治内涵开始对应起来，而“东南亚国家联盟”已然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在诸如自贸区谈判和南海争端协商等方面充任主角。中国与东盟历经“黄金10年”之后，正努力创造“钻石10年”，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
　　不过，美国作为一手催生东南亚国家早期政治合作的区域外力量，仍然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维稳”角色。承认美国既定的领导地位，依赖美国基于技术优势和全球领导者义务的保护，乃是东南亚现实的政治生态。不仅如此，区域外力量的存在还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对冲”邻近大国压力的渠道。
　　一般而言，陆海两种大国的力量投射方式从小国处收获的反馈差异很大。陆上边界和陆上武装体现的往往是“硬”压力，其压迫感较难通过“口号式表态”加以纾解；不独如此，空间距离越近，感受到的压力也会越直接、越迫切。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恰恰是对华经济依赖度的持续上升，和对“门口的巨龙”安全恐惧的结合，使东盟一些国家颇为担心北京的强大影响力。此种背景下，美国作为一个操纵手段较为“间接和柔性”的大国，同时还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关系，最适合成为“对冲”中国压力的合作者。越是在经济上接近中国，越是要在政治和安全上抓牢美国，这是很多东盟国家的逻辑，担任东盟2014年度轮值主席国的缅甸也不例外。
　　“政经分离”的对冲，意味着单纯以经济手段和市场吸引力为基础的对外战略有其效能上限；到达临界点之后，政治和安全制度建设必须跟进。而东盟作为独立主体的成长，以及美国在事实上的前沿存在，使得中国需要同时处理两组互有交集的关系：如何与存在海上领土和利益争端的南海国家发展关系；如何应对美国这个提供了东南亚相当大份额公共产品的区域外势力。

多边框架的必然性

　　进入21世纪，中国观察家对南海乃至东南亚问题的关注，往往和一种“能源强迫症”（Energy Obsession）联系在一起。这类观点在强调“马六甲困局”和南海争端对中国能源安全构成负面影响的同时，提出了强化硬实力、敢于“亮剑”的策略，其手段包括进一步提升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和规模，并以更加大胆、主动的姿态伸张诉求。问题是，作为一系列战略性国际海上通道（SLOCs）之一，马六甲乃至南海航路“存在受阻风险”和“遭到完全截断”可以说是两个概念。发生后一种情况意味着跨地区重大军事冲突，通往中国的不管是缅甸走廊还是巴基斯坦走廊，都存在类似的被截断风险；那种条件下，常态保障已不敷使用，国家将以一切可能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在仅仅是“存在受阻风险”，特别是非国家因素导致的风险的情况下，所有经过这一航线的船只所受的威胁是均等的，利益相关方采取的应对策略也应当是集体化的。
　　主张以“硬”手段处理南海问题者，有的以1904年的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作为参照：彼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以稳定地区秩序为标榜，宣称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间的纠纷以及美洲内部冲突都应当由美国处置。同年，美国购入巴拿马运河开发权，将这一通往太平洋的门户和墨西哥湾、加勒比海一起纳入势力范围。今日的南海在直观特征上酷似这一史例，但中国并不具备110年前美国拥有的地理和政治优势：老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与欧洲已经实现了“领域分离”，周边也无迫近的海上安全威胁；如果抱定孤立主义决心，美国甚至可以放弃太平洋防御，把舰队集中到大西洋一侧。相比之下，南海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同样存在争端的东海很难分出轩轾，这意味着中国不大可能把国防资源过度集中到某一区域。再者，1904年恰好是英国北美分舰队裁撤的年份，美国实际上是在获得英国这个传统海上强国默认的前提下，成为了西半球的海上领导者；今日的南海却是一个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牵一发可动全身的板块，譬如一个在泰国南部开凿克拉地峡运河的建设预案，就涉及赤道以北的大部分国家的航行，短期内难于以单一路线加以厘清。 　　由于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中国既定的“软制衡”政策，以及东南亚国家借美国力量“对冲”对华经济依赖的路线，中国的战略选择实际上已经受到很大限制了，传统上“一对一”的争端解决模式不再畅行无阻。美国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渠道，对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传统盟友维持长期影响，同时有针对性地发展与越南等国的双边关系。相比冷战时代双边优先的战略，这种强调多边进程的做法更节省资源投入，也有助于与地区内国家提升互信；不仅如此，美国还试图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北亚合作进程与其主导的东南亚多边机制结合起来，作为亚太“再平衡”的长期权势基础。站在东盟国家的角度，多边进程意味着东南亚由一个“被创造”的共同体成长为真正具备国际行为能力和影响力的主体，符合其长期愿景；多边进程服务的直接对象乃是本地区国家，相较为他人作嫁衣的冷战经历无疑更具吸引力。
　　对中国而言，东南亚多边政治和安全进程并非新事物，2010年全面启动的中国-东盟自贸区、2013年中方在雅加达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当前正在谈判中的世界最大自贸区（东盟10国 中日韩澳新印6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简称RCEP），可以为其提供经济铺垫和操作指引，中国与缅甸、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的传统双边关系也有助于为多边机制创造条件。中国可以总结此前在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的模式，将其推广到包括但不限于马六甲海峡的“公地”（The Commons）治理当中，也可以考虑在超地区层面，将东盟唯一的20国集团成员印尼吸收到议题愈发广泛的金砖国家机制中。

当太平洋望向印度洋

　　对南海乃至马六甲作为能源运输通道功能的强调，往往忽视了一项先决条件：从中东和非洲通往中国的能源航线并不始于南海，它们首先需要穿越印度洋腹地，经孟加拉湾才会抵达马六甲海峡。如果我们把“存在受阻风险”这一可能性绝对化，等于要把确保印度洋航道畅通的责任也揽到中国一国身上，这在能力和成本上都没有可行性。现阶段中国在印度洋扮演的仍是公地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在西印度洋的反海盗护航行动便是参与活动常态化的表现，符合自身定位。
　　然而，海洋毕竟是一个无远弗届的整体，即使中国在短期内尚不以在印度洋建立常态军事存在为目标，邻国印度对此的焦虑反应也可以预期。某种程度上，印度洋是一个巨大的半封闭区域，符合印度对自身势力范围的想象。在印度海军力量只够覆盖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东部的情况下，任何一股新力量在印度洋北部出现都会引起新德里的紧张；印度媒体对所谓中国编织“珍珠链”战略的热议，多少就出于这种心理。但考虑到近海事务在中国海洋战略中的优先地位，印度洋的海上竞争在未来几十年内未必会激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印两国在东南亚的相遇，即进入“印度洋时代”前的先行阶段。
　　美国著名防务分析家罗伯特·卡普兰在《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势的未来》中提出过一项假说：印度寻求在地理的横向拓展国际影响力，中国则努力在纵向积聚权势，这两种趋势交会的地点刚好是东南亚。缅甸首当其冲，对印度而言，这个自然资源丰富，又处在转型边缘的不稳定国家是实现其“东向（东盟）、南联（印度洋）”战略的理想跳板，印度对缅甸政治改革的推动便包含了这种考虑。未来新德里还希望主导缅甸西部若开邦濒海天然气田的开发，并修建北向伸入印度阿萨姆邦的印缅油气管道，以拉动东部内陆地区的开发。与此同时，同样起于若开、经云南瑞丽进入中国的中缅油气管道将在2014年全线投入使用，这条能源走廊除去分流马六甲海路压力、为中国的印度洋能源通道提供安全阀以外，也暗示了中国经营西南的雄心。长期来看，中印关系层次的提升不可避免。
　　与在南海方向需要以“公地”视野看待自由航行、参与塑造多边进程不同，中国在中南半岛乃至南亚与印度“东向”战略的互动，更多取决于和本地区国家双边关系的维持。有别于美国在东南亚长期经营的优势，印度的“东向”战略在构想和实施上还比较粗浅，可使用的经济和政治手段也较少。中国在以海军外交、国际海上联合行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等继续“试水”印度洋的同时，仍有较多机会与缅甸、泰国等中南半岛西岸国家发展高水平的政治和安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