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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飘一代”的代言人，他在俗世中载浮载沉，从未丢掉自我。每个人生历程的交界，留下的一件件雕塑、装置、设计、爱慕、眼泪和疲惫，都是领悟，都是幸福。
2月19日。星期六。阴。
微微有点凉，皮鞋踩在黑色砖石铺就的小街上，敲打耳膜的是吴侬软语。同里，小河细细流淌，古戏台前聚集着闲适的人们，慢慢晃悠的，袖着手的，脸色红润的，每张脸上写着幸福。
米丘下了车，紧了紧黑色长衣，蓝底尖头皮鞋擦得很亮。他剪短了披肩长发，指点着同里江山，嗓音浑厚、低沉，告诉记者一些关于同里、关于他的故事。
同里，江南六大古镇之一。“同里原名富土，后来将富和土两个字重新组合在一起，才成为现在的同里，这里富人很多，主要作为居住区存在，很多河道经过他们家门前，等于就是他们的停车场，船可以停到他们自己的院子里去。”米丘指着河岸两边的建筑说。
2005年，米丘走进了同里。小时候在苏州生活的记忆温暖着他，点燃了他心中规划设计专业的旧火。那样熊熊燃烧的规划图，在记者面前展开，米丘说他要将同里打造为“千一世界”。所谓“千一”，佛教的三千大千世界之一：自有天、地、水、物、灵，这是个相证相息、独立圆满的世界，历史与现实、当下与未来，在这里获得了某种神秘的平衡，历史古镇、新城和生态区，就像宇宙中互相环绕飞翔的星球，自传与公转，都是那么自然而然。
在同里，他花了5年时间，赋予“保护中开发”以更多人文色彩。古镇似乎一仍其旧，凤凰码头的弧线，二十四节气人工岛的春花秋月，都在等待着我们，去赏析，去倾听，去试着解决我们的幸福课题。
有人这样描写米丘：“他有很多面，每个面都有理由，都有历史。但却单纯。”
确实，他是多面的。“我是第一批获得去挪威奥斯陆大学留学奖学金的留学生。”他点起一根烟，回想往事，“我的方向是绘画和建筑，北岛是诗，高行健是戏剧，陈凯歌是电影。后来顾城和杨炼也来了，都是在北京的老朋友。” 那一段孤独的岁月，北欧寒冷的天气里，看不到什么华人的身影。
岁月刻画着他的脸颊，他的身体里有一些任性的成分，曾经长发闯天涯，在海外流浪十年；倘若，欢喜了，就穿上一件素净的白色衬衫，赤足，腾空，身体像舞蹈，索性剃光稻草般的头发，把自己放空净，像花朵兀自开放，哪管世上纷纷扰扰？
作为“飘一代”的代言人，他在俗世中载浮载沉，从未丢掉自我。每个人生历程的交界，留下的一件件雕塑、装置、设计、爱慕、眼泪和疲惫，都是领悟，都是幸福。
是谁唱着：“茫茫人生好像荒野”？他度过的二十多年的艺术生涯，那样一个荒野中的独行客，仗剑行侠，眼目清凉。
“飘一代”米丘
新民周刊：我知道陈从周先生是你的老师，为什么你没有走上古典园林设计的道路而倾心于现代艺术？
米丘：1982年我去建设部工作，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历史名城与风景区的规划。工作5年。杭州、桂林、黄山、青岛、承德、九华山都是我们参与规划的。但是做了这么多规划之后，我总感觉没有机会参与实现，因为当时国家根本没钱，所以当时做的其实只是个保护工作。我也开始重新考虑我的人生规划，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考虑转向？最后坚定了自己的理想，觉得做艺术家更能实现我的抱负。对我来说，画画、雕塑是件很容易的事。1997年我回国之后，我又开始将艺术与环境、空间和建筑结合起来。当然，这种回归，和没有做过艺术的环境设计完全不同。
新民周刊：现在看古典园林的话，是不是还有亲切感？
米丘：有亲切感。我之所以要设计同里，是因为我小时候在苏州生活过，我母亲是苏州人，对同里的感觉确实和一般人不同。这是骨子里的亲切：所有季节和植被的变化、空间的感受，都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另外一点，明清之后，中国的古典建筑和园林没有太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个传统建筑的断裂。所以我们规划同里的时候特别想重新补上这种断裂。
新民周刊：1987年，你到欧洲留学，那时中国留欧的学生不多，在欧洲的生活有没有感到孤独？
米丘：当时在欧洲只有个别公派的留学生，很少碰到华人。除了高行健学过法语之外，我们这些人的外语都一塌糊涂，上课都得带翻译。说孤独呢，艺术家有个好处，不用和他人有太多的社会性交流，所以一开始并不特别有感触。1987年出国的时候，我想给自己定位，已经决定做当代艺术，可是并不确定自己究竟应该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上。在茫茫艺术的洪流之中，自己很难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吗，那就很迷茫。
生活上也确实有孤独，除了一些汉学家，基本上自己在和自己对话，可能几天都没人跟你说一句话。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时期。你看蒙克的绘画，不真正尝到了孤独的滋味，你不会画出这样的画。最近，我的一些朋友到印度去闭关，那是另一种寻求孤独的方式。他们觉得现在信息太多了。我们那时候是被迫的孤独。我还记得有一次，诗人张真在瑞典给我打个电话，说他疯掉了，因为太孤独。这个过程很残酷，可能影响你走向一个反面，我觉得顾城最后自杀有这个孤独的因素，不仅有恋爱的问题。
新民周刊：是在那时候开始考虑“幸福生存”的主题？
米丘：我早期的作品很冷，非常孤獨的状态，包括像“传真行为”这样的作品，讨论的都是生死问题，着眼点都在类似的问题上。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很累，不是说痛苦，而是很累，这些问题太沉重了，想要转向。到1995、1996年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开辟一种可能？死亡总是让人不开心的话题，我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开心地理解这个世界呢？
新民周刊：你最为人们熟悉的作品是你的不锈钢雕塑《幸福的三月》，当2000年6月它被呈现在北京东方广场前时，它被认为是“飘一代”的象征。
米丘：《幸福的三月》可以说是公共场所里展出的第一个公共艺术品，又是在北京，天安门边上的东方广场。可能也是香港李嘉诚最早买的中国艺术品。当时东方广场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么大体量的建筑，绿化很少，200多米长的建筑，破坏了北京的轴线。当然现在国家大剧院之类的大体量建筑多得是，当时东方广场已经算体量很大，建筑界和规划界对此批评的声音很多，觉得为什么要在这建一个这么大的建筑？和周边又没什么关系。后来规划调整，希望能加入一些人文的内容。所以李嘉诚来找我，让我做一个雕塑，其实相似的雕塑我已经有了，但是既然他们要定做，那我就专门为他们做了一个6米高的《幸福的三月》。之所以要命名为“幸福的三月”，是因为我出生在三月。
后来我和封新城聊天的时候，我们聊到美国“垮掉的一代”和“迷惘的一代”，突然，我们就想：我们这一代算什么？不知道在干吗，有一种浮在空中的感觉，也许可以说是“飘一代”。正好我这件作品的形式可以用来作为“飘一代”的形象说明。有飞翔也有漂浮的感觉。结果，媒体一炒之后，国内有20多家酒吧取名“飘一代”，也没注册。我记得有一家“飘一代”酒吧，把我说的话还放在酒单里，特好玩。老板一听说我就是米丘，吓了一跳，说：“那怎么办？要不我给你股份？只要你的朋友来，免单是肯定的。”
同里的幸福生存
新民周刊：为什么对同里情有独钟？
米丘：我小时候在苏州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对这里的水乡有特殊的感情。后来来同里也好多次，都是匆匆经过，未曾停留。直到2005年开始正式地进行同里规划。我为什么对同里感兴趣呢？一方面，这里是中国第一部园林设计理论著作《园冶》的作者计成的故乡，是农耕文化很好的一个样板；另一方面，它可以让我在一个大的空间中进行整体的环境规划设计，能够实施我的理念，最根本的，是幸福，“千一世界”的建构，目的是平衡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幸福的关系。
新民周刊：2006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怎么想到将水乡同里“复制”到水城威尼斯的？
米丘：2006年，我们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邀请，做了一个与同里有关的规划设计的作品展，分成“碑”，“古镇印象”、“百宝箱”、“耕乐堂”、“生命之轮”、“冥思者”、“古镇记忆”及“理想建构”八件作品在威尼斯展出，在双年展上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那是对历史的一次回顾，我们翻阅县志，发现，很久以前，大概在明清的时候，这里就已经有一个地区规划图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和我们其实有非常接近的部分。我们希望我们的规划不是那种政府性的政治性开发，或者商业性的开发，而是遵循历史人文脉络的规划，一次有人文历史底蕴的积淀并且追求幸福承载可能性的设计。
新民周刊：现在规划已经到了怎么样的程度？
米丘：现在老城区已经大致完成改造，主要在新城区的规划和建设。我们是以二十四节气黄经历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为组织法则，以历史古镇为生活范式的基础，以新城为满足现代城市生活功能实体，充分利用城镇、水体、农田等基本元素共同构成具有丰富层次的景观和旅游系统，完成历史、现代、生态三大能量圈的演化及深层内涵的挖掘与体现。
现在，在老城区，我们做的就是怎么在尽可能保留城市肌理的基础上，把现代城市基本的生活设施补上。很客观地说，这里所有的这些建筑已经不满足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上下水的卫生设施，用卫生间取代马桶，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有的甚至要造两个卫生间。为什么？因为这里有许多三世同堂的家庭。客厅和卧室还可以含混，但是厨房和卫生间必须分开。这两年上下水的改造已经全部完成了，环保问题也已经解决。
最早这里也就几千人，现在人口翻了几倍，所以我们要把一部分居民迁移到新城区去，这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来，如何平衡老城和新城以及生态区的关系。这是我们这次同里规划中的一个核心思考。
新民周刊：二十四节气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具体如何来表现呢？
米丘：我觉得二十四节气在江南最明显，北方和南方都是两季分明，春秋模糊，而这里四季分明，所以这里是最好地表现二十四节气的区域之一。这种气候上的变化与我们的饮食、节日以及生活习惯密不可分，也是中国人很典型的一种状态，也是人与自然的融洽关系的体现。我们提出了“千一世界”的概念，佛教中三千大千世界中的一个世界，乃为“千一”。在这里，在江南，河道、水网与城镇的关系那么自然。鱼米之乡，不会有特别的干旱，也不会有洪涝之灾，多么美妙，多么平和。养生也好，饮食也好，其实都与耕作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想把二十四节气强化在规划之中，形成一个空间模型，让大家来感受这里的季节变换。
新民周刊：看得出来，这个规划是特别有人文考虑的。
米丘：是的，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人文和历史文脉。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急着进行改造，而是静下心来做了社会和历史调查。我觉得城市肌理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你对历史的了解之上，否则就很表面。这5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调整，一直在考虑，是要用建筑技术来规划同里，还是要摒弃这些表面的技术，走向更深层次的考量？同时还要考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回忆未来》，特别让我有感触。未来的很多东西其实就蕴含在过去，需要我们激发出它们，以我们现在的认知重新塑造它们，这就会成为未来。考虑到未来，我们就不要急着卖土地，那些钱还怕赚不回来吗？一定不要以后再后悔！
中国明星建筑的是与非
新民周刊：你对当下中国地标性的明星建筑怎么看？你觉得它们是否代表了中国建筑的方向？
米丘：我觉得这可能代表了世界建筑某个阶段性的发展现状。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建筑意识建筑概念移植到了中国，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地标性建筑。就现阶段的中国来说，重力的克服、结构和材料已经不是问题，古罗马那时候要建斗兽场、万神庙，成就了建筑史上的辉煌，是因为它们克服了结构上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是因为机遇。现在是又一次建筑革命，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场革命应该没有那么伟大，只是它利用了这个机会，思考问题也更简便了，也更时尚化了，这和我们时代的风气和风貌有关。
新民周刊：在这些明星建筑的光环之下，你觉得城市规划的重要性是不是给忽略了？
米丘：城市规划也不是现在才被忽略掉，一直被忽略掉。最近一次政府要求改变城市规划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城市规划不论大到国家还是小到每个区县政府，都是投入很大、见效最慢的事，吃力不讨好，又麻烦很多，建筑单体就容易很多。但是我觉得建筑单体固然重要，城市规划却要伟大得多。一个单体建筑解决不了城市问题，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而城市规划解决的问题远比建筑深远。但是城市规划只有政府或者伟人才能完成，因为普通人没有这样的权力。
城市规划见效慢，而且不容易被关注，可是单体建筑很容易就成为城市的亮点，这就使得设计师和政府趋之若鹜。人，也是有私心的，当然也会想让自己流芳百世名垂千古，当然表现自己的个性是最容易出挑的。尤其在中国，要改变一个区域的面貌，5年10年根本没感觉，所以大家对城市规划都不怎么尽心。
新民周刊：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建筑的文脉已经断裂了，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建筑与传统的关系的？
米丘：当下的中国建筑和传统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已经断裂了。民国还有点关系，解放后基本上没关系。也尝试过，什么大屋顶的形式啊，梁思成、陈从周、冯纪忠等老一辈设计师也探索过。还没有搞清楚，改革开放了，日新月异，更没时间去考虑传统与现代建筑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经济还比较落后的时候，发展慢，时间相对很长，还有可能去考虑城市肌理的问题，如何调整建筑形态、市区和郊区关系的问题。但是因为不断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把这些重要的问题都淹没了。“文革”一结束，谁都没有想到经济发展这么快，以前还是学欧洲、学美国，现在已经进入高铁时代，走在国际前列，城市本身的问题更加没时间去想。
就中国古代而言，城市本身的发展史，与当时政府的制度有关联，也跟礼仪有关（比如天坛、地坛这样的建筑是礼的产物）。是我们内部生活习惯性的延续，也是我们自己生活方式的体现。当然，它和礼息息相关，比如说传统建筑，几进院，一开始是客厅，然后才是个人生活的部分，接下来是更私密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布局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城市，从皇帝的宫殿到每一个家庭的细胞，中間有很多勾连，比如区域性的商业设施、服务设施、区域性的功能配套，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城市结构。你看我们中国那么多的历史名城，仔细分析，格局差不多。可是现代呢？没有这个概念！我们现在的公寓，里面的客厅、卧室、厨房间等等空间分布，在平面上与古代已经完全不同，比例关系、轴线关系、上下级的关系都被打破了。
新民周刊：对历史街区的旅游性开发越来越多，你怎么看历史街区的保护？
米丘：像同里这样，单纯的保护已经很难保护了。5年前我们开始做同里规划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老房子里的结构都已经变了。本来一个院子为一个家族居住，现在成了七十二家房客，大家族败落以后，很多小家庭蚕食了大家族的地盘，民国、解放以后，富人的家产已经被无产阶级接管，用现在的话来说什么绿地也好、空间也好，都被分割殆尽。就像同里最大的一个院子，现在几十户人住在里面，自然破坏了原本内部的结构。一般的古镇，随着岁月变迁，交通功能的转化也比较大。同里还好，因为这里是水乡，水流汊道基本上还保持原样，不像周庄这样在古运河边上的古镇，还担负着交通、集贸、商业等多重功能，同里主要还是住人，是居住的小镇。所以相对还保持了原貌。
2月19日。星期六。阴。
微微有点凉，皮鞋踩在黑色砖石铺就的小街上，敲打耳膜的是吴侬软语。同里，小河细细流淌，古戏台前聚集着闲适的人们，慢慢晃悠的，袖着手的，脸色红润的，每张脸上写着幸福。
米丘下了车，紧了紧黑色长衣，蓝底尖头皮鞋擦得很亮。他剪短了披肩长发，指点着同里江山，嗓音浑厚、低沉，告诉记者一些关于同里、关于他的故事。
同里，江南六大古镇之一。“同里原名富土，后来将富和土两个字重新组合在一起，才成为现在的同里，这里富人很多，主要作为居住区存在，很多河道经过他们家门前，等于就是他们的停车场，船可以停到他们自己的院子里去。”米丘指着河岸两边的建筑说。
2005年，米丘走进了同里。小时候在苏州生活的记忆温暖着他，点燃了他心中规划设计专业的旧火。那样熊熊燃烧的规划图，在记者面前展开，米丘说他要将同里打造为“千一世界”。所谓“千一”，佛教的三千大千世界之一：自有天、地、水、物、灵，这是个相证相息、独立圆满的世界，历史与现实、当下与未来，在这里获得了某种神秘的平衡，历史古镇、新城和生态区，就像宇宙中互相环绕飞翔的星球，自传与公转，都是那么自然而然。
在同里，他花了5年时间，赋予“保护中开发”以更多人文色彩。古镇似乎一仍其旧，凤凰码头的弧线，二十四节气人工岛的春花秋月，都在等待着我们，去赏析，去倾听，去试着解决我们的幸福课题。
有人这样描写米丘：“他有很多面，每个面都有理由，都有历史。但却单纯。”
确实，他是多面的。“我是第一批获得去挪威奥斯陆大学留学奖学金的留学生。”他点起一根烟，回想往事，“我的方向是绘画和建筑，北岛是诗，高行健是戏剧，陈凯歌是电影。后来顾城和杨炼也来了，都是在北京的老朋友。” 那一段孤独的岁月，北欧寒冷的天气里，看不到什么华人的身影。
岁月刻画着他的脸颊，他的身体里有一些任性的成分，曾经长发闯天涯，在海外流浪十年；倘若，欢喜了，就穿上一件素净的白色衬衫，赤足，腾空，身体像舞蹈，索性剃光稻草般的头发，把自己放空净，像花朵兀自开放，哪管世上纷纷扰扰？
作为“飘一代”的代言人，他在俗世中载浮载沉，从未丢掉自我。每个人生历程的交界，留下的一件件雕塑、装置、设计、爱慕、眼泪和疲惫，都是领悟，都是幸福。
是谁唱着：“茫茫人生好像荒野”？他度过的二十多年的艺术生涯，那样一个荒野中的独行客，仗剑行侠，眼目清凉。
“飘一代”米丘
新民周刊：我知道陈从周先生是你的老师，为什么你没有走上古典园林设计的道路而倾心于现代艺术？
米丘：1982年我去建设部工作，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历史名城与风景区的规划。工作5年。杭州、桂林、黄山、青岛、承德、九华山都是我们参与规划的。但是做了这么多规划之后，我总感觉没有机会参与实现，因为当时国家根本没钱，所以当时做的其实只是个保护工作。我也开始重新考虑我的人生规划，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考虑转向？最后坚定了自己的理想，觉得做艺术家更能实现我的抱负。对我来说，画画、雕塑是件很容易的事。1997年我回国之后，我又开始将艺术与环境、空间和建筑结合起来。当然，这种回归，和没有做过艺术的环境设计完全不同。
新民周刊：现在看古典园林的话，是不是还有亲切感？
米丘：有亲切感。我之所以要设计同里，是因为我小时候在苏州生活过，我母亲是苏州人，对同里的感觉确实和一般人不同。这是骨子里的亲切：所有季节和植被的变化、空间的感受，都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另外一点，明清之后，中国的古典建筑和园林没有太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个传统建筑的断裂。所以我们规划同里的时候特别想重新补上这种断裂。
新民周刊：1987年，你到欧洲留学，那时中国留欧的学生不多，在欧洲的生活有没有感到孤独？
米丘：当时在欧洲只有个别公派的留学生，很少碰到华人。除了高行健学过法语之外，我们这些人的外语都一塌糊涂，上课都得带翻译。说孤独呢，艺术家有个好处，不用和他人有太多的社会性交流，所以一开始并不特别有感触。1987年出国的时候，我想给自己定位，已经决定做当代艺术，可是并不确定自己究竟应该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上。在茫茫艺术的洪流之中，自己很难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吗，那就很迷茫。
生活上也确实有孤独，除了一些汉学家，基本上自己在和自己对话，可能几天都没人跟你说一句话。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时期。你看蒙克的绘画，不真正尝到了孤独的滋味，你不会画出这样的画。最近，我的一些朋友到印度去闭关，那是另一种寻求孤独的方式。他们觉得现在信息太多了。我们那时候是被迫的孤独。我还记得有一次，诗人张真在瑞典给我打个电话，说他疯掉了，因为太孤独。这个过程很残酷，可能影响你走向一个反面，我觉得顾城最后自杀有这个孤独的因素，不仅有恋爱的问题。
新民周刊：是在那时候开始考虑“幸福生存”的主题？
米丘：我早期的作品很冷，非常孤獨的状态，包括像“传真行为”这样的作品，讨论的都是生死问题，着眼点都在类似的问题上。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很累，不是说痛苦，而是很累，这些问题太沉重了，想要转向。到1995、1996年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开辟一种可能？死亡总是让人不开心的话题，我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开心地理解这个世界呢？
新民周刊：你最为人们熟悉的作品是你的不锈钢雕塑《幸福的三月》，当2000年6月它被呈现在北京东方广场前时，它被认为是“飘一代”的象征。
米丘：《幸福的三月》可以说是公共场所里展出的第一个公共艺术品，又是在北京，天安门边上的东方广场。可能也是香港李嘉诚最早买的中国艺术品。当时东方广场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么大体量的建筑，绿化很少，200多米长的建筑，破坏了北京的轴线。当然现在国家大剧院之类的大体量建筑多得是，当时东方广场已经算体量很大，建筑界和规划界对此批评的声音很多，觉得为什么要在这建一个这么大的建筑？和周边又没什么关系。后来规划调整，希望能加入一些人文的内容。所以李嘉诚来找我，让我做一个雕塑，其实相似的雕塑我已经有了，但是既然他们要定做，那我就专门为他们做了一个6米高的《幸福的三月》。之所以要命名为“幸福的三月”，是因为我出生在三月。
后来我和封新城聊天的时候，我们聊到美国“垮掉的一代”和“迷惘的一代”，突然，我们就想：我们这一代算什么？不知道在干吗，有一种浮在空中的感觉，也许可以说是“飘一代”。正好我这件作品的形式可以用来作为“飘一代”的形象说明。有飞翔也有漂浮的感觉。结果，媒体一炒之后，国内有20多家酒吧取名“飘一代”，也没注册。我记得有一家“飘一代”酒吧，把我说的话还放在酒单里，特好玩。老板一听说我就是米丘，吓了一跳，说：“那怎么办？要不我给你股份？只要你的朋友来，免单是肯定的。”
同里的幸福生存
新民周刊：为什么对同里情有独钟？
米丘：我小时候在苏州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对这里的水乡有特殊的感情。后来来同里也好多次，都是匆匆经过，未曾停留。直到2005年开始正式地进行同里规划。我为什么对同里感兴趣呢？一方面，这里是中国第一部园林设计理论著作《园冶》的作者计成的故乡，是农耕文化很好的一个样板；另一方面，它可以让我在一个大的空间中进行整体的环境规划设计，能够实施我的理念，最根本的，是幸福，“千一世界”的建构，目的是平衡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幸福的关系。
新民周刊：2006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怎么想到将水乡同里“复制”到水城威尼斯的？
米丘：2006年，我们受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邀请，做了一个与同里有关的规划设计的作品展，分成“碑”，“古镇印象”、“百宝箱”、“耕乐堂”、“生命之轮”、“冥思者”、“古镇记忆”及“理想建构”八件作品在威尼斯展出，在双年展上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那是对历史的一次回顾，我们翻阅县志，发现，很久以前，大概在明清的时候，这里就已经有一个地区规划图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和我们其实有非常接近的部分。我们希望我们的规划不是那种政府性的政治性开发，或者商业性的开发，而是遵循历史人文脉络的规划，一次有人文历史底蕴的积淀并且追求幸福承载可能性的设计。
新民周刊：现在规划已经到了怎么样的程度？
米丘：现在老城区已经大致完成改造，主要在新城区的规划和建设。我们是以二十四节气黄经历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为组织法则，以历史古镇为生活范式的基础，以新城为满足现代城市生活功能实体，充分利用城镇、水体、农田等基本元素共同构成具有丰富层次的景观和旅游系统，完成历史、现代、生态三大能量圈的演化及深层内涵的挖掘与体现。
现在，在老城区，我们做的就是怎么在尽可能保留城市肌理的基础上，把现代城市基本的生活设施补上。很客观地说，这里所有的这些建筑已经不满足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上下水的卫生设施，用卫生间取代马桶，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有的甚至要造两个卫生间。为什么？因为这里有许多三世同堂的家庭。客厅和卧室还可以含混，但是厨房和卫生间必须分开。这两年上下水的改造已经全部完成了，环保问题也已经解决。
最早这里也就几千人，现在人口翻了几倍，所以我们要把一部分居民迁移到新城区去，这是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来，如何平衡老城和新城以及生态区的关系。这是我们这次同里规划中的一个核心思考。
新民周刊：二十四节气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具体如何来表现呢？
米丘：我觉得二十四节气在江南最明显，北方和南方都是两季分明，春秋模糊，而这里四季分明，所以这里是最好地表现二十四节气的区域之一。这种气候上的变化与我们的饮食、节日以及生活习惯密不可分，也是中国人很典型的一种状态，也是人与自然的融洽关系的体现。我们提出了“千一世界”的概念，佛教中三千大千世界中的一个世界，乃为“千一”。在这里，在江南，河道、水网与城镇的关系那么自然。鱼米之乡，不会有特别的干旱，也不会有洪涝之灾，多么美妙，多么平和。养生也好，饮食也好，其实都与耕作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想把二十四节气强化在规划之中，形成一个空间模型，让大家来感受这里的季节变换。
新民周刊：看得出来，这个规划是特别有人文考虑的。
米丘：是的，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人文和历史文脉。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急着进行改造，而是静下心来做了社会和历史调查。我觉得城市肌理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你对历史的了解之上，否则就很表面。这5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调整，一直在考虑，是要用建筑技术来规划同里，还是要摒弃这些表面的技术，走向更深层次的考量？同时还要考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回忆未来》，特别让我有感触。未来的很多东西其实就蕴含在过去，需要我们激发出它们，以我们现在的认知重新塑造它们，这就会成为未来。考虑到未来，我们就不要急着卖土地，那些钱还怕赚不回来吗？一定不要以后再后悔！
中国明星建筑的是与非
新民周刊：你对当下中国地标性的明星建筑怎么看？你觉得它们是否代表了中国建筑的方向？
米丘：我觉得这可能代表了世界建筑某个阶段性的发展现状。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建筑意识建筑概念移植到了中国，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地标性建筑。就现阶段的中国来说，重力的克服、结构和材料已经不是问题，古罗马那时候要建斗兽场、万神庙，成就了建筑史上的辉煌，是因为它们克服了结构上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是因为机遇。现在是又一次建筑革命，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场革命应该没有那么伟大，只是它利用了这个机会，思考问题也更简便了，也更时尚化了，这和我们时代的风气和风貌有关。
新民周刊：在这些明星建筑的光环之下，你觉得城市规划的重要性是不是给忽略了？
米丘：城市规划也不是现在才被忽略掉，一直被忽略掉。最近一次政府要求改变城市规划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城市规划不论大到国家还是小到每个区县政府，都是投入很大、见效最慢的事，吃力不讨好，又麻烦很多，建筑单体就容易很多。但是我觉得建筑单体固然重要，城市规划却要伟大得多。一个单体建筑解决不了城市问题，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而城市规划解决的问题远比建筑深远。但是城市规划只有政府或者伟人才能完成，因为普通人没有这样的权力。
城市规划见效慢，而且不容易被关注，可是单体建筑很容易就成为城市的亮点，这就使得设计师和政府趋之若鹜。人，也是有私心的，当然也会想让自己流芳百世名垂千古，当然表现自己的个性是最容易出挑的。尤其在中国，要改变一个区域的面貌，5年10年根本没感觉，所以大家对城市规划都不怎么尽心。
新民周刊：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建筑的文脉已经断裂了，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建筑与传统的关系的？
米丘：当下的中国建筑和传统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已经断裂了。民国还有点关系，解放后基本上没关系。也尝试过，什么大屋顶的形式啊，梁思成、陈从周、冯纪忠等老一辈设计师也探索过。还没有搞清楚，改革开放了，日新月异，更没时间去考虑传统与现代建筑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经济还比较落后的时候，发展慢，时间相对很长，还有可能去考虑城市肌理的问题，如何调整建筑形态、市区和郊区关系的问题。但是因为不断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把这些重要的问题都淹没了。“文革”一结束，谁都没有想到经济发展这么快，以前还是学欧洲、学美国，现在已经进入高铁时代，走在国际前列，城市本身的问题更加没时间去想。
就中国古代而言，城市本身的发展史，与当时政府的制度有关联，也跟礼仪有关（比如天坛、地坛这样的建筑是礼的产物）。是我们内部生活习惯性的延续，也是我们自己生活方式的体现。当然，它和礼息息相关，比如说传统建筑，几进院，一开始是客厅，然后才是个人生活的部分，接下来是更私密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布局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城市，从皇帝的宫殿到每一个家庭的细胞，中間有很多勾连，比如区域性的商业设施、服务设施、区域性的功能配套，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城市结构。你看我们中国那么多的历史名城，仔细分析，格局差不多。可是现代呢？没有这个概念！我们现在的公寓，里面的客厅、卧室、厨房间等等空间分布，在平面上与古代已经完全不同，比例关系、轴线关系、上下级的关系都被打破了。
新民周刊：对历史街区的旅游性开发越来越多，你怎么看历史街区的保护？
米丘：像同里这样，单纯的保护已经很难保护了。5年前我们开始做同里规划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老房子里的结构都已经变了。本来一个院子为一个家族居住，现在成了七十二家房客，大家族败落以后，很多小家庭蚕食了大家族的地盘，民国、解放以后，富人的家产已经被无产阶级接管，用现在的话来说什么绿地也好、空间也好，都被分割殆尽。就像同里最大的一个院子，现在几十户人住在里面，自然破坏了原本内部的结构。一般的古镇，随着岁月变迁，交通功能的转化也比较大。同里还好，因为这里是水乡，水流汊道基本上还保持原样，不像周庄这样在古运河边上的古镇，还担负着交通、集贸、商业等多重功能，同里主要还是住人，是居住的小镇。所以相对还保持了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