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首先估计了使我国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能源——资本比率，并测算了实际能源-资本比率与最优能源——资本比率的差距。分析结果表明，实际能源——资本比率与最优比率差距的变动趋势为：大→小→大→小，并且近年来我国实际能源——资本比率仍高于最优值。最后提出了在保持最优能源——资本比率的前提下降低能源消耗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能源消费 经济增长 能源价格 最优能源——资本比率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能源价格以及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的不断上升，降低经济增长中的过高能耗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存在依赖性，如果节能降耗超过一定界限，继续控制能源消费将损害经济增长。因此，节能降耗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即节能降耗必须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逐步推行。那么，我国应该将能源消费特别是能源——资本比率降低到什么程度，才能既保证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又能杜绝能源浪费呢？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回答。本文拟做一尝试，期望测算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能源——资本比率，然后将其与我国实际的能源——资本比率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为兼顾经济增长和节能降耗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最优的能源——资本比率
根据Young-Seok Moon，Yang_Hoon Soon（1996）所给出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E1-β(0＜α＜1为常数）可知，产出Y是通过投入资本K和能源消费E的生产出来的。根据笔者的研究,能源强度τ＝E/Y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倒U字型,并且得出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能源强度τ*=(1-α)/β（β为能源价格）。根据上述结论，因为τ＝E/Y＝（E/K)α,所以能源——资本比率E/K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也应是倒U字型,应该存在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能源-资本比率(E/K)*=[A(1-α)/β]1/α。在α为常数的情况下,(E/K)*的大小取决于能源价格β的大小，能源价格β上升將使最优的能源——资本比率(E/K)*降低，而能源价格β下降将使最优的能源——资本比率(E/K)*上升。
下面我们来看我国的最优能源——资本比率(E/K)*。由于不能得到能源价格β，所以无法直接计算通过(E/K)*。但是我们可以借鉴Young-Seok Moon,Yang_Hoon Soon（1996）的思路，先计算一个基期最优能源——资本比率(E/K)*基期，然后通过(E/K)*=[A(1-α)/(EPIβ基期)]1/α＝[A(1-α)/β基期]1/β/EPI1/α＝(E/K)*基期/EPI1/α就可以得到基期以后各年最优的能源——资本比率。其中EPIt为能源价格定基指数，本文用燃料类商品零售价格定基指数近似表示（见图）。
实际上，我们仍然无法直接通过[(1-α)/β基期]1/α计算出基期的最优(E/K)*。但从图中1978年～2004年我国燃料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曲线可以看到，燃料价格在1978年～1987年间变动却非常小。如果我们忽略这个微小的变动，假设1978年～1987年燃料价格是不变的，那么这个粗略的假设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由于能源——资本比率E/K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是倒U字型，所以可以通过=c+α1τ+α2τ2+ε来估计这一既定的未知价格下的（E/K)*。根据函数有极大值的条件可知，关于E/K的二阶导数应该小于0，即α2＜0。其中(E/K)*由下式决定:α1+2α2(E/K)=0，即(E/K)*=-α1/2α2。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们采用最小二乘法得到最终估计结果为,R2=0.2588 DW=1.5046。其中资本的数据是根据郭庆旺等的计算方法所构造出完整的1978年～2006年(1978年为基期)的数据。虽然估计时可用的样本容量很小，但我们还是可以得到1978年～1987年间的最优(E/K)*=8.5。将(E/K)*=8.5与1978年～1987年间我国实际能源-资本比率对照后发现，1983年的实际能源-资本比率(E/K)1983=8.4731更接近于这个最优值（见表1）。并且通过观察1978年～1987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发现，最大化经济增长率的确出现在1983年（见表1），因此这一估计结果还是可信的。于是，我们用1983年的作为基期近似地来计算我国各年的(E/K)*。
从图可以看到，我国燃料类商品零售价格在1988年开始迅速上升，尤其近几年急剧上涨的趋势更加明显。根据(E/K)*=[A(1-α)/β]1/α可知，与能源价格上涨相对应，最优能源-资本比率必将下降。下面我们就可以大体计算出能源价格上涨后我国的最优(E/K)*,以及其与实际E/K的差距。我们首先计算出以1983年为基期的我国各年燃料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EPI（1983年=1），并且知道在某一价格水平下基期1983年的能源-资本比率基本是最优的，其数值大约为(E/K)*基期＝8.5,然后通过(E/K)*=(E/K)*基期/EPI1/α就可以得到各年的最优(E/K)*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α的取值对(E/K)*=(E/K)*基期/EPI1/α的影响，如果0＜ α＜1取值越小，那么最优(E/K)*将越小，反之，将越大。我们任意选择α的值，假定α=0.90和α=0.50，我们计算了2000年～2006年时的(E/K)*，并将其与实际E/K进行比较，其具体数值见表2。
注：以上价格指数（1983＝1）是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应价格指数（1978＝100）计算得到。
表2中数据表明，无论α取何值，近年来我国实际E/K远远大于(E/K)*，并且二者差距的演变轨迹为：大→小→大→小。从第（1）栏中实际能源——资本比率数据可以看到，在2002年以前，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对能源X低效率的改进、产业、产品结构和能源品种结构的优化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等原因，我国实际能源——资本比率是下降的，但是能源——资本比率不断降低的趋势并没有持续下去，在2002年达到一个较低值后，从2003年起重新开始上升，由于国家采取了及时有效的节能降耗政策和措施，从2005年起实际能源——资本比率重新出现下降，并且达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那么这是否意味着2006年的能源——资本比率已经小于最优值？答案是否定的。第（4）栏和第（6）栏的实际能源-资本比率和最优比率的数值显示，2006年我国的实际能源-资本比率肯定大于其最优值。这表明，在现阶段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明显的数量扩展特点，高度依赖于能源的供应和消费，经济增长的高耗能特征依然没有完全改变。因此，节能降耗任重而道远。
三、政策建议
本文结论表明，虽然近几年我国实际能源——资本比率与最优比率的变动趋势经历了“大→小→大→小”的过程，但实际能源——资本比率还是远高于最优值，这其中的政策含义可能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能源的消费,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极不和谐的状况，必须迅速降低能源消耗。具体来说,在短期内，应该采用市场调节与管理相结合:（1)逐步取消对能源价格的管制，改变能源价格无法反映供需关系、无法调节能源使用的现状，充分利用市场形成能源价格以引导能源消费;(2)国家可以在短期间内通过节能以及税收等措施进行严格管理，使能源浪费严重的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从长期来看，节能降耗最终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国家应调整现有的科技政策，将政策重点倾斜在研究和采用能源开发、利用的新技术；并引导和鼓励开发、应用并推广节能技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实现能耗的降低。
第二，节能降耗必须以保持最优能源-资本比率为前提。尽管节能降耗势在必行，但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来说，加快经济增长无疑应该是第一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全面而正确地理清、认真地处理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得以有效的协调、兼顾，将节能降耗建立在最优能源——资本比率的前提下，这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极端重要，这也是我国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以及能源战略和能源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John Asafu-Adjay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price and economic growth: time series evidence from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J].Energy Economics,2000(22)
[2]丁建勋:我国能源强度的最优规模实证研究[J].现代财经，2007（2）
[3]丁建勋:最优能源强度与我国经济增长[J].财经科学，2007（4）
[4]张明慧 李永峰:论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J].工业技术经济，2004（4）
[5]郭庆旺 贾俊雪: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4（5）
[关键词]能源消费 经济增长 能源价格 最优能源——资本比率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能源价格以及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的不断上升，降低经济增长中的过高能耗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存在依赖性，如果节能降耗超过一定界限，继续控制能源消费将损害经济增长。因此，节能降耗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即节能降耗必须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逐步推行。那么，我国应该将能源消费特别是能源——资本比率降低到什么程度，才能既保证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又能杜绝能源浪费呢？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回答。本文拟做一尝试，期望测算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能源——资本比率，然后将其与我国实际的能源——资本比率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为兼顾经济增长和节能降耗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最优的能源——资本比率
根据Young-Seok Moon，Yang_Hoon Soon（1996）所给出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E1-β(0＜α＜1为常数）可知，产出Y是通过投入资本K和能源消费E的生产出来的。根据笔者的研究,能源强度τ＝E/Y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倒U字型,并且得出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能源强度τ*=(1-α)/β（β为能源价格）。根据上述结论，因为τ＝E/Y＝（E/K)α,所以能源——资本比率E/K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也应是倒U字型,应该存在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能源-资本比率(E/K)*=[A(1-α)/β]1/α。在α为常数的情况下,(E/K)*的大小取决于能源价格β的大小，能源价格β上升將使最优的能源——资本比率(E/K)*降低，而能源价格β下降将使最优的能源——资本比率(E/K)*上升。
下面我们来看我国的最优能源——资本比率(E/K)*。由于不能得到能源价格β，所以无法直接计算通过(E/K)*。但是我们可以借鉴Young-Seok Moon,Yang_Hoon Soon（1996）的思路，先计算一个基期最优能源——资本比率(E/K)*基期，然后通过(E/K)*=[A(1-α)/(EPIβ基期)]1/α＝[A(1-α)/β基期]1/β/EPI1/α＝(E/K)*基期/EPI1/α就可以得到基期以后各年最优的能源——资本比率。其中EPIt为能源价格定基指数，本文用燃料类商品零售价格定基指数近似表示（见图）。
实际上，我们仍然无法直接通过[(1-α)/β基期]1/α计算出基期的最优(E/K)*。但从图中1978年～2004年我国燃料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曲线可以看到，燃料价格在1978年～1987年间变动却非常小。如果我们忽略这个微小的变动，假设1978年～1987年燃料价格是不变的，那么这个粗略的假设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由于能源——资本比率E/K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是倒U字型，所以可以通过=c+α1τ+α2τ2+ε来估计这一既定的未知价格下的（E/K)*。根据函数有极大值的条件可知，关于E/K的二阶导数应该小于0，即α2＜0。其中(E/K)*由下式决定:α1+2α2(E/K)=0，即(E/K)*=-α1/2α2。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们采用最小二乘法得到最终估计结果为,R2=0.2588 DW=1.5046。其中资本的数据是根据郭庆旺等的计算方法所构造出完整的1978年～2006年(1978年为基期)的数据。虽然估计时可用的样本容量很小，但我们还是可以得到1978年～1987年间的最优(E/K)*=8.5。将(E/K)*=8.5与1978年～1987年间我国实际能源-资本比率对照后发现，1983年的实际能源-资本比率(E/K)1983=8.4731更接近于这个最优值（见表1）。并且通过观察1978年～1987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发现，最大化经济增长率的确出现在1983年（见表1），因此这一估计结果还是可信的。于是，我们用1983年的作为基期近似地来计算我国各年的(E/K)*。
从图可以看到，我国燃料类商品零售价格在1988年开始迅速上升，尤其近几年急剧上涨的趋势更加明显。根据(E/K)*=[A(1-α)/β]1/α可知，与能源价格上涨相对应，最优能源-资本比率必将下降。下面我们就可以大体计算出能源价格上涨后我国的最优(E/K)*,以及其与实际E/K的差距。我们首先计算出以1983年为基期的我国各年燃料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EPI（1983年=1），并且知道在某一价格水平下基期1983年的能源-资本比率基本是最优的，其数值大约为(E/K)*基期＝8.5,然后通过(E/K)*=(E/K)*基期/EPI1/α就可以得到各年的最优(E/K)*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α的取值对(E/K)*=(E/K)*基期/EPI1/α的影响，如果0＜ α＜1取值越小，那么最优(E/K)*将越小，反之，将越大。我们任意选择α的值，假定α=0.90和α=0.50，我们计算了2000年～2006年时的(E/K)*，并将其与实际E/K进行比较，其具体数值见表2。
注：以上价格指数（1983＝1）是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应价格指数（1978＝100）计算得到。
表2中数据表明，无论α取何值，近年来我国实际E/K远远大于(E/K)*，并且二者差距的演变轨迹为：大→小→大→小。从第（1）栏中实际能源——资本比率数据可以看到，在2002年以前，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对能源X低效率的改进、产业、产品结构和能源品种结构的优化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等原因，我国实际能源——资本比率是下降的，但是能源——资本比率不断降低的趋势并没有持续下去，在2002年达到一个较低值后，从2003年起重新开始上升，由于国家采取了及时有效的节能降耗政策和措施，从2005年起实际能源——资本比率重新出现下降，并且达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那么这是否意味着2006年的能源——资本比率已经小于最优值？答案是否定的。第（4）栏和第（6）栏的实际能源-资本比率和最优比率的数值显示，2006年我国的实际能源-资本比率肯定大于其最优值。这表明，在现阶段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明显的数量扩展特点，高度依赖于能源的供应和消费，经济增长的高耗能特征依然没有完全改变。因此，节能降耗任重而道远。
三、政策建议
本文结论表明，虽然近几年我国实际能源——资本比率与最优比率的变动趋势经历了“大→小→大→小”的过程，但实际能源——资本比率还是远高于最优值，这其中的政策含义可能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能源的消费,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极不和谐的状况，必须迅速降低能源消耗。具体来说,在短期内，应该采用市场调节与管理相结合:（1)逐步取消对能源价格的管制，改变能源价格无法反映供需关系、无法调节能源使用的现状，充分利用市场形成能源价格以引导能源消费;(2)国家可以在短期间内通过节能以及税收等措施进行严格管理，使能源浪费严重的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从长期来看，节能降耗最终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国家应调整现有的科技政策，将政策重点倾斜在研究和采用能源开发、利用的新技术；并引导和鼓励开发、应用并推广节能技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实现能耗的降低。
第二，节能降耗必须以保持最优能源-资本比率为前提。尽管节能降耗势在必行，但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来说，加快经济增长无疑应该是第一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全面而正确地理清、认真地处理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得以有效的协调、兼顾，将节能降耗建立在最优能源——资本比率的前提下，这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极端重要，这也是我国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以及能源战略和能源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John Asafu-Adjay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price and economic growth: time series evidence from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J].Energy Economics,2000(22)
[2]丁建勋:我国能源强度的最优规模实证研究[J].现代财经，2007（2）
[3]丁建勋:最优能源强度与我国经济增长[J].财经科学，2007（4）
[4]张明慧 李永峰:论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J].工业技术经济，2004（4）
[5]郭庆旺 贾俊雪: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