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教师提出了这样一段不长但却具有震撼意义的要求: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教师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采取综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形成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克服学术浮躁,查处学术不端行为。
　　这段文字当中提到,人格魅力与学识魅力已经成为了教育的奢侈品。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教师,而必须看到这是整个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
　　今天不少中国民众,在快速地接受了现代化的技术启蒙之后,却发现自己精神的匮乏和心灵的迷茫。我们的职业生活也不能幸免于难,寻找精神的快乐,提高职业幸福感,也是教师要面对的难题。我们都需要被再次注入崇高的生命精神,使之成为教师健康人格的精神源泉。
　　去发现那个原本清新质朴的自我,哪里是正确的入口?我们越是反复思考,越是应该坚定这样的信念:潜心学术才能发现自己不可阻挡的魅力。这也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的真正追求。他提出学术的本质应该是“求真悦学”。 王国维认为学术的本义是求真,而求真不是为功利名义,而是追求纯粹的知识,要求真必须悦学,而悦学必须以坚韧之意志,永久之注意投身于学问。他坚决反对学术的功利化和依附性。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20世纪之初的教育环境已经让教师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遭遇的正是学术变成工具、点缀和把戏的现实。王国维曾痛心地说道:“故今日之学者,其治艺者多而治学者少。即号称治学者,其能知学与艺之区别,而不视学为艺者又几人矣?”
　　视学为艺,也许就是文化被边缘化的开始,而文化边缘化的实质,就是文化丧失了自身内在的价值,被转化为获利致用的工具。今天的教育环境还不至于被彻底边缘化,但看着许多教师忙着占项目、报课题,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能有几个人真正潜下心来研究学问?所以抄袭成风就不足为奇了。整个文化领域失去了自主性,变成生活中最无关轻重的装饰品。视学为术的文化环境不仅使学者在学术活动中急功近利,而且产生了许多被一些有识之士命名为“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不学而术”有两个特点:学者轻视和排斥自己的学术专业,实际上中止了学术研究。第二,他们利用自己学者的职业身份,运用非学术的技术,任意甚至是恶意使用自己有限的学术知识,以达到其功利的目的。曾经有过这样一位风光无限的学者说过:“我是研究传播的,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得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凑事、找乐子就是必然的行为了。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
　　这样的治学态度恐怕很难和求真悦学联系到一起,也许可称之为明星化的研究思路,但这种明星化、媒体化的学问之道走不了多远就会迷路。像《明朝那些事儿》过多纠缠于如何用现代化、娱乐化包装历史的讲述方式,距离清醒的历史守望者已经很远很远……
　　崔永元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提到了他遇到的这样三种人,一种是他高度认可的“大家”,说的都是学术以内的事情,但却能以最通俗的语言表达;一种是所谓的“专家”,说的也是学术领域的事情,但必须要用学术领域的语言,否则他就会漏气,就会驾驭不住;第三类是“爱好者”,他们的语言是错乱的,有时用专业语言,有时候说老百姓语言,甚至说着说着发现表达的都不是自己的意思了。我想,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成为教育里的“爱好者”。成为“大家”确实很难,但是如果没有求真悦学的精神,就会在“爱好者”的行列四处寻找机会,不能保持一个沉静的状态。
　　也许有太多的因素不能让我们轻松起来,安静下来,但我始终坚持:与其说是别人给你带来痛苦,不如提高自身的修养。如果我们能把王国维先生提到的坚忍之意志和永久之注意倾注到我们的教育生活里,我们就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编辑 郭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