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刀下留人”的女商人吴英至今仍为公众牵挂。7月1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吴英减刑一案，当庭作出裁决：将吴英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
　　熟悉法律的人知道，只要服刑期间没有重大过错，死缓通常会改判为无期，所以吴英改判无期亦属正常。但公开开庭为吴英减刑，又使此案显得不太寻常，此间微妙之处，颇值得人们揣摩。
　　从法律角度看，对非暴力的经济领域犯罪免死，已进一步成为共识，逐渐为民众所接受；从金融环境来看，吴英案以来，政府对民间金融逐步放宽，虽然实质性的重大改革仍未出台，不过金融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经济环境与法律制度变动频繁，此时对吴英案进行终极评价仍为时尚早。如果将吴英案放在历史坐标下审视，也许能看得更长远，对吴英案的评价也会更为理性。
　　以1978年为起点，中国经济大步前进，相关法律也随之修改，但相对于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的调整、法律法规的修改始终处于滞后状态。这种不同步，造就了大量经济人物的沉浮，朝为弄潮儿，暮成阶下囚的例子不胜枚举。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随时在修正之中。
　　比如1979年开始实施的“投机倒把罪”，于1997年从《刑法》中删除，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删去法律中“投机倒把罪”的规定。回头看吴英案，关于吴英是不是非法集资诈骗犯、是否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一直存在争议。而这个案件的背后，也有一条法律规定正遭到怀疑，即“非法集资罪”是个什么罪？吴英案之后，随着中国经济遇冷，金融危机的压力增大，公众与专业人士一直呼吁进行金融改革，为民间信贷松绑，差点置吴英于死地的“非法集资罪”和“非法集资诈骗罪”正在遭到舆论审判。
　　2011年，温州爆发信贷危机，长期处于地下的温州民间信贷崩盘，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温州之后，国务院迅速出台措施，加大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力度，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2012年，国务院出台十二条改革措施，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发展。
　　李克强就任总理之后，更是将激活小微企业、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作为改革重点，期望以小微企业带动就业，帮助中国经济渡过难关。他提出建立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提高融资效率。
　　危机倒逼出了改革，如果改革能够被推行，可以预见，中小微企业的贷款环境将大为改善，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将蓬勃发展，与国有银行平起平坐的民营银行将呼之欲出，互联网融资作为新生事物强势进入，金融市场的国有垄断将被打破。民营企业的又一个春天可望到来。
　　不知监牢中的吴英如何看待自己的罪与罚，当她看到民间信贷的环境变化，是否会感慨“沉舟侧畔千帆过”，后悔自己早生了几年？吴英因“非法集资”锒铛入狱，是她个人的悲剧，无意中也成就了她的社会价值。我们无法认定吴英直接或间接地撬动了这一切，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也坚信，随着改革的深入，吴英式的悲剧将很难再重演，“非法集资罪”终究会被删除，如“投机倒把罪”一样进入历史的档案。当这一点实现，依附于它浑水摸鱼的“非法集资诈骗罪”亦将失去作恶的土壤，这才是杜绝集资诈骗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