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每当此时，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处处是耀眼的中国红，映照着祖国的大好山川，映红着人们的幸福脸膛，此情此景给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倍添喜庆气氛，也使人们在浓浓年味中尽情体会中国文化的魅力。
　　千百年来，中国红成为中华民族欢度春节的主色调。中国红，是三原色中的大红，一种鲜艳的颜色，是太阳的颜色，是血的颜色，是火的颜色。
　　红色吉祥，红色辟邪，这种观念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中华民族视红色为平安、吉祥、喜庆、尊贵、热烈的象征，寄寓百事顺遂、逢凶化吉的心愿，绵延地传递恒久的喜庆气息。
　　唐代时，饮屠苏酒便成为过年的风俗，为“驱邪”和躲避瘟疫，正月初一全家老少喝用屠苏草或几种草药泡的屠苏酒，用红布把渣滓包起来，挂在门框上。清代顾轮在《鹊踏枝》词中这样写道：“昨夜春声喧爆竹，郁垒门边，红出斜幅。腊味登盘尝已足，檐前更挂风猪肉。”词中点出了过年时就有红色的春联。
　　清康熙年间，通用红色硬纸制作的贺年片，因为红色有喜庆、吉祥之意，清人称之为“红单”。这象征吉祥的红色，氤氲着古色丰香的秦汉气息，延续着盛世气派的唐宋遗风，沿袭着灿烂辉煌的魏晋脉络，流转着独领风骚的元明清神韵，尽管时代变迁、岁月更迭，但中华民族这种尚红思想却没有变，不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要用红色来增添喜庆，逢年过节，张灯结彩，服装用具，装饰配备，无不用大红的颜色来体现喜事的丰采。不仅表达了对节日的祝贺，内心的喜悦也从红红的喜气当中散发出来。在改革开放的当今中国，人们更是从红红的喜庆年味中享受着幸福美好的生活，表达着对实现中国梦的美好祝愿。
　　喜庆吉祥的中国红，不仅闪耀华夏大地，也映衬在历代诗人吟咏春节的诗句中，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守岁》诗中写道：“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大红烛点燃了，烛花盘绕，喜气洋洋。唐代杨巨源的“一片彩霞迎曙日，万条红烛动春天”，将万道霞光比作万条红烛来赞美新春佳节，何等壮观。宋代姜夔《元日》诗：“柏绿椒红事事新。隔篱灯影贺年人。”
　　新春佳节，人们一大早起来祝贺新年，以期望来年生活更加美好。元代诗人赵孟頫在《岁月》中写出了家家爆竹、户户焰火的景象：“柳絮飞残铺地白，桃花落地落阶红。纷纷灿烂如星陨，霍霍喧逐似火攻。”宋代席振起在《守岁》中有云：“相邀守岁阿成家，蜡炬传红映碧纱。三十六岁都浪过，偏从此夜惜年华。”那红色的蜡烛烘托了几分喜庆气氛。
　　老一辈革命家林伯渠的“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若狂。正是今年风景好，千红万紫报春光。”写得有声有色，无疑是对祖国的美好礼赞。
　　中国年，中国红，中国人喜欢红红火火过大年，当红不让。红色无疑最能表达中国人对新年的美好期盼，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喜气洋洋的新年里，人们穿起“红装”为节日妆点喜庆色彩，红色唐装、红色大衣、红色长礼服、红色小洋装；点缀红色配饰，让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红”起来。此时，不论城镇，还是乡村，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中国结挂起来，红红对联贴起来，大红的福字“倒”贴出来，红底的“大吉”两字亮出来，处处是吉祥喜庆的中国红，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当阳光把南国的迎春花照得更加艳丽的时候，北方的窗花也红得鲜亮明丽。城市霓虹流光溢彩，乡村农家的炉火也映红了人们的脸膛。点起红色蜡烛，品味红萝卜点缀的年夜饭，其乐融融。吃完年夜饭，长辈派发红包给未成年的晚辈，表示把祝愿和好运带给他们。春节早晨，开门大吉，先放爆竹，也叫“开门炮仗”，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满屋瑞气，喜气洋洋。
　　在欢度中国年时，除了贴红对联、红福字等之外，各地还有许多各具特色的尚红习俗，如温州人吃年夜饭时，酒席上会用十只朱砂高脚红碗，盛着十样冷盘，叫“十全”。每碗须要有一块切成薄片的圆形红萝卜头盖在顶端，以讨个吉利；福建闽南一带乡村过年时，在农户房门上除了贴春联外，房门两侧还要搁置两株圈贴红纸的连根甘蔗，叫“门蔗”，方言“蔗”与“佳”近音，寓意进入佳境；广东潮汕地区正月初一时，家家户户厅中大桌上，用红盘盛满大吉（即柑，柑大于桔，故称大吉）、青橄榄及各式精美糖果，门前张灯结彩，晚辈向上辈敬茶祝福；陕北人过年时，用红线穿上红枣、谷草秸秸，上面挂个铜钱，下面坠个鞭炮，谓之“枣牌牌”，以示避邪祝福；浙江洞头县至今还保留了一种叫拜茶的习俗。正月初一早上，即以红枣、桂圆、年糕等煮成甜茶谓“红枣茶”，取其吉利之意，讨个吉祥；山西大同每逢除夕晚上，家家户户院落门前都要用大块煤炭垒成一个塔状，里面放柴，上面写个大红字条“旺气冲天”，等午夜十二点鞭炮齐鸣之时，将旺火点燃，以图吉利，祝贺全年兴旺之意。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欢度中国年的美好时光，喜庆热烈的中国红必将带给人们无限的希冀和美好。
　　（摘自《养生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