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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道光年间，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在京师倡导程朱理学，成为理学营垒中的中坚人物。同治年间，他们掌权辅政，发挥儒学的政治功能，加强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控制，促成清王朝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不过，在晚清“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仍然坚持用传统的手段来解决近代出现的新问题，视程朱理学的道德论为治国的根本大法，自然无法回应时代“变局”的挑战，也为时代进步的潮流所抛弃。
关键词 倭仁，李棠阶，吴廷栋，“辨学卫道”，“同治中兴”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4-0047-04
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为清道、咸、同“三朝元老”，“理学名臣”，时有“三大贤”之称。《清史稿》论曰：“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于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李棠阶、吴廷栋正色立朝，不负所学，翕然笙磬同音。”道光年间，三人同官京师，究心于理学，是理学营垒中的中坚人物；同治以后，他们均在朝中身居高位，掌权辅政，成为“中兴名臣”。本文拟论述他们的交游情况及其在晚清政坛学界中产生的影响。
一、“道义相契”
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29年)，倭仁会试中式，成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开始步入京师士林。入翰林院后，倭仁结识了河南同乡李棠阶。李棠阶(1798～1865年)，字文园，河南河内人，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李棠阶是一位兼采程朱陆王的学者。他初与“佟观察景文讲程朱之学”，后又在京师与王鉁讲学。王鉁“讲学以阳明为宗”。两人论辩数日，李棠阶“觉所学未得其要，乃相与讲王文成、罗念庵之学”，最终“能融程朱陆王而一之”于学无所偏主。倭仁与李棠阶过从甚密，早期治学颇受其影响，一度研习陆王之学。
道光二十年(1840年)，久负盛名的湘籍理学家唐鉴入京供职，官太常寺卿。唐鉴(1778～1861年)，字栗生，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在汉学风行的氛围中，唐鉴独究心于程朱理学，“生平志朱子之志，学朱子之学”。入官京师后，他授课讲学，在京师开启了讲求理学的风气。许多理学士人纷纷慕名而来从其修德问学。其中著名的有倭仁、李棠阶、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人。一时在京师形成了一个讲求程朱理学的群体。是年，倭仁、李棠阶与吴廷栋结识。吴廷栋(1793～1873年)，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吴廷栋学宗程朱，“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辨学甚严。他批评李棠阶说：“李公德行粹然，惟学术尚未能纯一耳。”李棠阶对吴廷栋的门户之见不以为然，他说：“学程朱只须用力于程朱，以求其真，不必攻阳明；有从事于阳明者听之而已，专务力行，不立门户，尤为今日急务”，“那得如许闲力争此等闲气”。两人虽都敬重对方的德业，但因学术趋向有异而未能深交。两年后，李棠阶南下出任广东学政，完全脱离了在京师的程朱理学圈子，与吴廷栋基本上没有互通音信。
倭仁在唐鉴甫至京师时便向其问学，唐鉴明确地告诉他：“学以居敬穷理为宗，此外皆邪径也。”居敬穷理是程朱理学的治学宗旨，唐鉴劝倭仁改变为学方向，以程朱理学为宗。倭仁便“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不过，自问学唐鉴后，倭仁虽开始习程朱理学，但与李棠阶在心学上仍有探讨。在《李文清公日记》中，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倭仁的批语有7次之多；九月达10次之多。可见，倭仁当时治学还在程朱陆王之间徘徊。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棠阶出任广东学政，这样，倭仁便完全融入以唐鉴为中心的程朱理学群体中来。
倭仁治学转向程朱，并最终确立“尊朱黜王”思想，与吴廷栋有很大关系。晚清名士方宗诚说：“公先与河内李文清公、内乡王子涵观察切剧心性之学，俱由阳明夏峰之言以入，后与吴竹如侍郎志同道合，时侍郎方为刑部主事，公日夕相讲习，始专宗程朱之学。”吴廷栋是一位纯正的程朱理学家，“与倭文端公性行尤相近”，同官京师期间，与倭仁经常讨论程朱陆王之学。据倭仁日记载：“吴竹如曰：‘主静必以敬为工夫，敬则自静也。故朱子特于太极图说注中补出敬字，其虑深矣。若说以静为工夫，恐易堕于一偏’。”“竹如来，极论致知为急，存心不致知，恐所存之心只是个髋侗底影子，遇事依旧差错。又言陆王之弊，谨守者含胡模棱，高明者猖狂纵恣，所造愈深，受害愈甚，可谓深切之言。”由此可见，当时吴廷栋经常用程朱的观点对倭仁加以引导，这对倭仁后来的学术转变和仕途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有这样的良朋益友长期切磋砥砺，倭仁受益匪浅，其理学思想逐渐确立了“尊朱黜王”的立场。对于倭仁学术宗尚的转变，吴廷栋大加赞赏，他说：“其能洗净王学一归程朱，可谓大勇矣。”故后来有人称倭仁和吴廷栋“学最契”，时以“倭吴并称”其实，正是共同的学术旨趣才使倭、吴二人成为至交好友，并成为咸同年间理学复兴潮流中的两员主将。
二、“辨学卫道”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和官方哲学，长期居于学界的正统地位。然而，自乾嘉汉学兴起之后，清代学风发生转变，理学受到多数士子的厌弃。学界一度出现“从事于性理或十不得一”的局面。道咸以降，盛极一时的汉学逐渐衰弱，士林学术又为之一变，长期受到汉学挤压的程朱理学得以兴盛起来。有人评曰：“自乾嘉以后，汉学盛行，洛闽一派坠绪几乎欲绝，先生(倭仁)起来维之，同时馆阁中如镜海唐先生鉴、丹畦何先生桂珍、兰泉窦先生土序、李文清公棠阶、曾文正公国藩，以先生为师友，相与辅翼斯道，一时人才蔚起，正学昌明。”吴廷栋亦是京师理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程朱理学能在晚清“复兴”，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理学家看来，嘉道以来社会风俗的败坏、道德人心的颓堕、统治危机的出现，根源于“正学不明”。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挽救世道人心，拯救时弊就必须“昌明正学”，“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所谓“学术”指的就是程朱理学。也就是说，在各种学术中，只有程朱理学才具有纠正时弊的资格。为此，理学家希图举起辨学大旗来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唐鉴写成《国朝学案小识》一书。全书的主旨可用“尊朱”、“黜王”四个字来概括。他将心学排斥在儒学主体之外，提出了一个以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四人为理学正宗传人的清代学术统系。这部书深受程朱理学士人的推崇。倭仁就称赞说：“唐敬楷先生《学案小识》一书，以程朱为准的，陆王之学概置弗录，可谓卫道严而用心苦矣!”该书的出版对晚清理学 的复兴有很大的导向作用。
倭仁、吴廷栋与唐鉴兼有师友之谊，深受唐鉴的影响，并成为继唐鉴以后影响较大的二位纯正的程朱理学家。他们为纯洁道统和学统，极力强调辨学，排斥陆王心学，为程朱理学在儒学派中争正统地位。河南儒生刘廷诏曾著《理学宗传辨正》一书，用程朱学派的观点阐述学术的变迁，诋毁陆王心学，并提出了一个以程朱学派为正宗的儒学宗传统系。倭仁阅看《理学宗传辨正》后，大加赞赏，认为“盖必如是而后天理正，人心安，而学术是非之辨始大明于天下也”。于是倭仁准备校订《理学宗传辨正》，但由于事务繁忙，遂将校订一事委托给好友吴廷栋。吴廷栋在《理学宗传辨正》按语中说：“《理学宗传辨正》乃河南永城刘虞卿先生所著，倭艮峰先生深赏之，属为校订，并参按语，而以罗罗山《王学辨》附焉。”罗罗山《王学辨》是指湖南理学家罗泽南的《姚江学辨》。从题名可以看出，这也是一部“尊朱黜王”的辨学著作。显然，倭仁和吴廷栋校订《理学宗传辨正》和《姚江学辨》的目的是将陆王心学排除在理学道统之外，希图建立了一个非常纯正的程朱理学道统体系。
与倭仁和吴廷栋不同，李棠阶学宗陆王，兼习程朱，能融会程朱陆王，门户观念比较淡薄。他认为程朱派与陆王派之争是“争闲气”，主张调和程朱陆王，他说：“学者只须为己，毋庸多辩。程朱陆王皆可至道。”“今之辩者都是争闲气，殊觉无味。”所以，李棠阶不像倭仁和吴廷栋那样热衷于开展学术争辩，他专务力行，以学术教化士人，陶冶士林风气，亦成为晚清理学的一个重要辩护者。《清史稿》评曰：“而棠阶尤平实持大体，可谓体用兼备矣。”李棠阶曾经当过多年学政，又主讲河嗍书院，“四方问学者归之”，影响了一大批读书人，尤其是河南籍的士子，不少人与他有师友交谊关系。其中著名的有王汝谦、任莲叔、耿翰辅、靳蔗洲、王检心和吴佩斋等。这些学者讲学大都宗陆王不排程朱，或者是宗程朱而不排陆王，成为理学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
由此可见，倭仁、吴廷栋和李棠阶在学术观点上虽存在一定分歧，但“卫道”的目的却是一致的。他们在咸同年间致力于程朱理学的倡导，共同成为程朱理学复兴的中坚力量。
三、“掌权辅政”
同治初年，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再聚京师，均得到朝廷的重用。倭仁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兼同治帝师傅与翰林院掌院学士，身居宰辅，位极人臣；李棠阶以左都御史人军机处，参与枢府机要；吴廷栋也官拜大理寺卿、刑部侍郎等职务。时人称：“(吴廷栋)与倭公艮峰、文园李公同朝。时倭公以大学士为师傅，李公以尚书掌军机，虽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义相契，可以密相赞襄，切磋德业，海内称为‘三大贤’。都中凡有志正学之士，皆以三公为依归焉。”可见，倭、李、吴三人以理学握权柄、掌枢要是众望所归的。
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能被重新起任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咸丰时期，咸丰帝视理学士人为“迂儒”，对理学的作用有几分疑虑，害怕重蹈晚明理学士人空谈误国的覆辙。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帝召对吴廷栋，他问：“何以学程朱者多迂拘?”吴廷栋回答说：“此正不善学程朱之故。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乃由体达用之学，天下断无有体而无用者。其用不足，必其体尚多缺陷。凡临事迂拘不通，正由平日不能如程朱之格物穷理，而徒资记诵，非学程朱之过也。”在他看来，程朱理学是体用兼备的学问，是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不过，这并不足以消除咸丰帝对理学士人“迂拘”的疑虑。终咸丰一朝，以理学相标榜的大臣，如倭仁、李棠阶、吴廷栋、曾国藩等人，大多仕途坎坷。
咸同之交，清廷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九月，慈禧勾结恭亲王奕发动北京政变，垂帘听政。政变之后，清廷迅速调整统治政策，扶植理学，重用理学士人，希冀通过理学的教化功能来挽救政治上和文化上出现的双重危机。恰在此时，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人在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从而撕掉了贴在理学上“空疏无用”的标签。朝廷和社会对理学的观念为2；--变，认为理学才是挽救社会危机的一剂良药。这样一来，大批理学士人在同治初年荣登显要。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也是在这个时候应诏上京辅政的。
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是以讲理学受到朝廷重用的，他们立朝辅政后，则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来推行理学，以此来挽救世风日下的社会人心。在理学家看来，儒家治国的第一要务是“端正君心”。倭仁、李棠阶、吴廷栋被起用后，不厌其烦地强调“端正君心”的重要性。吴廷栋在疏奏中言：“天下事无大小，首在得人，不急于求贤则无与共治，然欲得人必在知人，知人之道尤归本于人君之一心。”倭仁在《敬陈治本疏》中言：“愿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夫志始于思辨于学，发端甚微而为效固甚巨也。……此志既定，然后择同心同德之臣讲求治道，切蒯身心，由穷理修身以至于治平天下，此其机操之圣心而有余，即推之四海而无不足，所谓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也。”为了达到“启沃圣心”的目的，他们还进讲孔孟程朱的经典著作。李棠阶上《条陈时政之要疏》称：“至格物诚意之说，宋儒真德秀《衍义》阐释发明，足资治理。而我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于治国平天下之方指示精切，千古致治戡乱之方，大略无出于此”，奏请两宫太后重视这两部书，并请于“皇上回宫时以此书之说切身指示，更足培养德陛，资长见闻”在任礼部尚书期间，李棠阶还进讲《通鉴》，《大学衍义》诸书，并且还给两宫太后进讲《治平宝鉴法编》一书，“以收成物格意诚之效”。身为帝师的倭仁更是耗尽心力，他将以前所辑古帝王的事迹和古今名臣有裨君德治国之奏议重加精择，编成两书，名日：《帝王盛轨》与《辅弼嘉谟》。两宫太后赐名《启心金鉴》，陈设弘德殿以资讲授。倭仁还从儒家经典和历代史籍中挑选出有关“明君良臣”的嘉言懿行编成讲义，以便给最高统治者提供效法的根据，希图将同治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圣主”。
作为朝中重臣，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出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目的，对同治朝的吏治表示了更多的关心。他们意图从根本上来澄清腐败的吏治。李棠阶说：“今天下吏治颓败，积习深固，牢不可破，实由于士习之不端，而士习之不端，则由于学术之不正。故为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正学术。”希望通过“正学术”来“端正士习”，以达到改善吏治的目的。倭仁身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亲自制定《翰林院条规》。他说：“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盖必由大学格致诚正以及于治平之规模，切身反己，痛自省克，将名利之病根抉剔净尽而后可以当大任，历变不摇。故今日之翰林，即他日国家之栋梁也。”希望翰林学士能够剔除功名利禄的心思，增强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当时，有一批标榜理学的翰林、谏官围绕在他们周围，如游百川、于荫霖、李鸿藻、翁同稣、徐桐等。这些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深受他们的熏染。其中部分人还成为光绪中后期固守理学营垒的代表人物。
综上来看，倭仁、李棠阶、吴廷栋俱是集学者与重臣于一身的历史人物，在晚清政坛学界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影响了一批官僚士大夫，不但使清廷内部的思想得到统一，而且加强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控制，一度促成了“海内翕然望治”的局势。故有人称：“四十季来，海内人士论中兴功佥外首曾、胡，内推倭、李诸君子。”可以说，以倭、李、吴为代表的理学主敬派与以曾国藩、胡林翼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共同促成了清王朝的“同治中兴”。不过，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两派寻找救时的武器却大相径庭。后者开眼看世界，兴办洋务，向西方学习。倭、李、吴等却将种种社会弊病归结于“正学不明”，把程朱理学的道德论视为治国的根本大法，希图用传统的手段来解决近代出现的新问题，自然无法回应时代“变局”的挑战，也为时代进步的潮流所抛弃。
作者简介 胡忆红，男，1979年生，湖南衡阳人，历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学术史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 倭仁，李棠阶，吴廷栋，“辨学卫道”，“同治中兴”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4-0047-04
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为清道、咸、同“三朝元老”，“理学名臣”，时有“三大贤”之称。《清史稿》论曰：“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于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李棠阶、吴廷栋正色立朝，不负所学，翕然笙磬同音。”道光年间，三人同官京师，究心于理学，是理学营垒中的中坚人物；同治以后，他们均在朝中身居高位，掌权辅政，成为“中兴名臣”。本文拟论述他们的交游情况及其在晚清政坛学界中产生的影响。
一、“道义相契”
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29年)，倭仁会试中式，成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开始步入京师士林。入翰林院后，倭仁结识了河南同乡李棠阶。李棠阶(1798～1865年)，字文园，河南河内人，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李棠阶是一位兼采程朱陆王的学者。他初与“佟观察景文讲程朱之学”，后又在京师与王鉁讲学。王鉁“讲学以阳明为宗”。两人论辩数日，李棠阶“觉所学未得其要，乃相与讲王文成、罗念庵之学”，最终“能融程朱陆王而一之”于学无所偏主。倭仁与李棠阶过从甚密，早期治学颇受其影响，一度研习陆王之学。
道光二十年(1840年)，久负盛名的湘籍理学家唐鉴入京供职，官太常寺卿。唐鉴(1778～1861年)，字栗生，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在汉学风行的氛围中，唐鉴独究心于程朱理学，“生平志朱子之志，学朱子之学”。入官京师后，他授课讲学，在京师开启了讲求理学的风气。许多理学士人纷纷慕名而来从其修德问学。其中著名的有倭仁、李棠阶、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人。一时在京师形成了一个讲求程朱理学的群体。是年，倭仁、李棠阶与吴廷栋结识。吴廷栋(1793～1873年)，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吴廷栋学宗程朱，“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辨学甚严。他批评李棠阶说：“李公德行粹然，惟学术尚未能纯一耳。”李棠阶对吴廷栋的门户之见不以为然，他说：“学程朱只须用力于程朱，以求其真，不必攻阳明；有从事于阳明者听之而已，专务力行，不立门户，尤为今日急务”，“那得如许闲力争此等闲气”。两人虽都敬重对方的德业，但因学术趋向有异而未能深交。两年后，李棠阶南下出任广东学政，完全脱离了在京师的程朱理学圈子，与吴廷栋基本上没有互通音信。
倭仁在唐鉴甫至京师时便向其问学，唐鉴明确地告诉他：“学以居敬穷理为宗，此外皆邪径也。”居敬穷理是程朱理学的治学宗旨，唐鉴劝倭仁改变为学方向，以程朱理学为宗。倭仁便“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不过，自问学唐鉴后，倭仁虽开始习程朱理学，但与李棠阶在心学上仍有探讨。在《李文清公日记》中，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倭仁的批语有7次之多；九月达10次之多。可见，倭仁当时治学还在程朱陆王之间徘徊。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棠阶出任广东学政，这样，倭仁便完全融入以唐鉴为中心的程朱理学群体中来。
倭仁治学转向程朱，并最终确立“尊朱黜王”思想，与吴廷栋有很大关系。晚清名士方宗诚说：“公先与河内李文清公、内乡王子涵观察切剧心性之学，俱由阳明夏峰之言以入，后与吴竹如侍郎志同道合，时侍郎方为刑部主事，公日夕相讲习，始专宗程朱之学。”吴廷栋是一位纯正的程朱理学家，“与倭文端公性行尤相近”，同官京师期间，与倭仁经常讨论程朱陆王之学。据倭仁日记载：“吴竹如曰：‘主静必以敬为工夫，敬则自静也。故朱子特于太极图说注中补出敬字，其虑深矣。若说以静为工夫，恐易堕于一偏’。”“竹如来，极论致知为急，存心不致知，恐所存之心只是个髋侗底影子，遇事依旧差错。又言陆王之弊，谨守者含胡模棱，高明者猖狂纵恣，所造愈深，受害愈甚，可谓深切之言。”由此可见，当时吴廷栋经常用程朱的观点对倭仁加以引导，这对倭仁后来的学术转变和仕途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有这样的良朋益友长期切磋砥砺，倭仁受益匪浅，其理学思想逐渐确立了“尊朱黜王”的立场。对于倭仁学术宗尚的转变，吴廷栋大加赞赏，他说：“其能洗净王学一归程朱，可谓大勇矣。”故后来有人称倭仁和吴廷栋“学最契”，时以“倭吴并称”其实，正是共同的学术旨趣才使倭、吴二人成为至交好友，并成为咸同年间理学复兴潮流中的两员主将。
二、“辨学卫道”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和官方哲学，长期居于学界的正统地位。然而，自乾嘉汉学兴起之后，清代学风发生转变，理学受到多数士子的厌弃。学界一度出现“从事于性理或十不得一”的局面。道咸以降，盛极一时的汉学逐渐衰弱，士林学术又为之一变，长期受到汉学挤压的程朱理学得以兴盛起来。有人评曰：“自乾嘉以后，汉学盛行，洛闽一派坠绪几乎欲绝，先生(倭仁)起来维之，同时馆阁中如镜海唐先生鉴、丹畦何先生桂珍、兰泉窦先生土序、李文清公棠阶、曾文正公国藩，以先生为师友，相与辅翼斯道，一时人才蔚起，正学昌明。”吴廷栋亦是京师理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程朱理学能在晚清“复兴”，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理学家看来，嘉道以来社会风俗的败坏、道德人心的颓堕、统治危机的出现，根源于“正学不明”。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挽救世道人心，拯救时弊就必须“昌明正学”，“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所谓“学术”指的就是程朱理学。也就是说，在各种学术中，只有程朱理学才具有纠正时弊的资格。为此，理学家希图举起辨学大旗来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唐鉴写成《国朝学案小识》一书。全书的主旨可用“尊朱”、“黜王”四个字来概括。他将心学排斥在儒学主体之外，提出了一个以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四人为理学正宗传人的清代学术统系。这部书深受程朱理学士人的推崇。倭仁就称赞说：“唐敬楷先生《学案小识》一书，以程朱为准的，陆王之学概置弗录，可谓卫道严而用心苦矣!”该书的出版对晚清理学 的复兴有很大的导向作用。
倭仁、吴廷栋与唐鉴兼有师友之谊，深受唐鉴的影响，并成为继唐鉴以后影响较大的二位纯正的程朱理学家。他们为纯洁道统和学统，极力强调辨学，排斥陆王心学，为程朱理学在儒学派中争正统地位。河南儒生刘廷诏曾著《理学宗传辨正》一书，用程朱学派的观点阐述学术的变迁，诋毁陆王心学，并提出了一个以程朱学派为正宗的儒学宗传统系。倭仁阅看《理学宗传辨正》后，大加赞赏，认为“盖必如是而后天理正，人心安，而学术是非之辨始大明于天下也”。于是倭仁准备校订《理学宗传辨正》，但由于事务繁忙，遂将校订一事委托给好友吴廷栋。吴廷栋在《理学宗传辨正》按语中说：“《理学宗传辨正》乃河南永城刘虞卿先生所著，倭艮峰先生深赏之，属为校订，并参按语，而以罗罗山《王学辨》附焉。”罗罗山《王学辨》是指湖南理学家罗泽南的《姚江学辨》。从题名可以看出，这也是一部“尊朱黜王”的辨学著作。显然，倭仁和吴廷栋校订《理学宗传辨正》和《姚江学辨》的目的是将陆王心学排除在理学道统之外，希图建立了一个非常纯正的程朱理学道统体系。
与倭仁和吴廷栋不同，李棠阶学宗陆王，兼习程朱，能融会程朱陆王，门户观念比较淡薄。他认为程朱派与陆王派之争是“争闲气”，主张调和程朱陆王，他说：“学者只须为己，毋庸多辩。程朱陆王皆可至道。”“今之辩者都是争闲气，殊觉无味。”所以，李棠阶不像倭仁和吴廷栋那样热衷于开展学术争辩，他专务力行，以学术教化士人，陶冶士林风气，亦成为晚清理学的一个重要辩护者。《清史稿》评曰：“而棠阶尤平实持大体，可谓体用兼备矣。”李棠阶曾经当过多年学政，又主讲河嗍书院，“四方问学者归之”，影响了一大批读书人，尤其是河南籍的士子，不少人与他有师友交谊关系。其中著名的有王汝谦、任莲叔、耿翰辅、靳蔗洲、王检心和吴佩斋等。这些学者讲学大都宗陆王不排程朱，或者是宗程朱而不排陆王，成为理学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
由此可见，倭仁、吴廷栋和李棠阶在学术观点上虽存在一定分歧，但“卫道”的目的却是一致的。他们在咸同年间致力于程朱理学的倡导，共同成为程朱理学复兴的中坚力量。
三、“掌权辅政”
同治初年，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再聚京师，均得到朝廷的重用。倭仁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兼同治帝师傅与翰林院掌院学士，身居宰辅，位极人臣；李棠阶以左都御史人军机处，参与枢府机要；吴廷栋也官拜大理寺卿、刑部侍郎等职务。时人称：“(吴廷栋)与倭公艮峰、文园李公同朝。时倭公以大学士为师傅，李公以尚书掌军机，虽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义相契，可以密相赞襄，切磋德业，海内称为‘三大贤’。都中凡有志正学之士，皆以三公为依归焉。”可见，倭、李、吴三人以理学握权柄、掌枢要是众望所归的。
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能被重新起任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咸丰时期，咸丰帝视理学士人为“迂儒”，对理学的作用有几分疑虑，害怕重蹈晚明理学士人空谈误国的覆辙。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帝召对吴廷栋，他问：“何以学程朱者多迂拘?”吴廷栋回答说：“此正不善学程朱之故。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乃由体达用之学，天下断无有体而无用者。其用不足，必其体尚多缺陷。凡临事迂拘不通，正由平日不能如程朱之格物穷理，而徒资记诵，非学程朱之过也。”在他看来，程朱理学是体用兼备的学问，是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不过，这并不足以消除咸丰帝对理学士人“迂拘”的疑虑。终咸丰一朝，以理学相标榜的大臣，如倭仁、李棠阶、吴廷栋、曾国藩等人，大多仕途坎坷。
咸同之交，清廷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九月，慈禧勾结恭亲王奕发动北京政变，垂帘听政。政变之后，清廷迅速调整统治政策，扶植理学，重用理学士人，希冀通过理学的教化功能来挽救政治上和文化上出现的双重危机。恰在此时，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人在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从而撕掉了贴在理学上“空疏无用”的标签。朝廷和社会对理学的观念为2；--变，认为理学才是挽救社会危机的一剂良药。这样一来，大批理学士人在同治初年荣登显要。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也是在这个时候应诏上京辅政的。
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是以讲理学受到朝廷重用的，他们立朝辅政后，则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来推行理学，以此来挽救世风日下的社会人心。在理学家看来，儒家治国的第一要务是“端正君心”。倭仁、李棠阶、吴廷栋被起用后，不厌其烦地强调“端正君心”的重要性。吴廷栋在疏奏中言：“天下事无大小，首在得人，不急于求贤则无与共治，然欲得人必在知人，知人之道尤归本于人君之一心。”倭仁在《敬陈治本疏》中言：“愿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夫志始于思辨于学，发端甚微而为效固甚巨也。……此志既定，然后择同心同德之臣讲求治道，切蒯身心，由穷理修身以至于治平天下，此其机操之圣心而有余，即推之四海而无不足，所谓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也。”为了达到“启沃圣心”的目的，他们还进讲孔孟程朱的经典著作。李棠阶上《条陈时政之要疏》称：“至格物诚意之说，宋儒真德秀《衍义》阐释发明，足资治理。而我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于治国平天下之方指示精切，千古致治戡乱之方，大略无出于此”，奏请两宫太后重视这两部书，并请于“皇上回宫时以此书之说切身指示，更足培养德陛，资长见闻”在任礼部尚书期间，李棠阶还进讲《通鉴》，《大学衍义》诸书，并且还给两宫太后进讲《治平宝鉴法编》一书，“以收成物格意诚之效”。身为帝师的倭仁更是耗尽心力，他将以前所辑古帝王的事迹和古今名臣有裨君德治国之奏议重加精择，编成两书，名日：《帝王盛轨》与《辅弼嘉谟》。两宫太后赐名《启心金鉴》，陈设弘德殿以资讲授。倭仁还从儒家经典和历代史籍中挑选出有关“明君良臣”的嘉言懿行编成讲义，以便给最高统治者提供效法的根据，希图将同治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圣主”。
作为朝中重臣，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出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目的，对同治朝的吏治表示了更多的关心。他们意图从根本上来澄清腐败的吏治。李棠阶说：“今天下吏治颓败，积习深固，牢不可破，实由于士习之不端，而士习之不端，则由于学术之不正。故为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正学术。”希望通过“正学术”来“端正士习”，以达到改善吏治的目的。倭仁身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亲自制定《翰林院条规》。他说：“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盖必由大学格致诚正以及于治平之规模，切身反己，痛自省克，将名利之病根抉剔净尽而后可以当大任，历变不摇。故今日之翰林，即他日国家之栋梁也。”希望翰林学士能够剔除功名利禄的心思，增强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当时，有一批标榜理学的翰林、谏官围绕在他们周围，如游百川、于荫霖、李鸿藻、翁同稣、徐桐等。这些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深受他们的熏染。其中部分人还成为光绪中后期固守理学营垒的代表人物。
综上来看，倭仁、李棠阶、吴廷栋俱是集学者与重臣于一身的历史人物，在晚清政坛学界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影响了一批官僚士大夫，不但使清廷内部的思想得到统一，而且加强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控制，一度促成了“海内翕然望治”的局势。故有人称：“四十季来，海内人士论中兴功佥外首曾、胡，内推倭、李诸君子。”可以说，以倭、李、吴为代表的理学主敬派与以曾国藩、胡林翼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共同促成了清王朝的“同治中兴”。不过，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两派寻找救时的武器却大相径庭。后者开眼看世界，兴办洋务，向西方学习。倭、李、吴等却将种种社会弊病归结于“正学不明”，把程朱理学的道德论视为治国的根本大法，希图用传统的手段来解决近代出现的新问题，自然无法回应时代“变局”的挑战，也为时代进步的潮流所抛弃。
作者简介 胡忆红，男，1979年生，湖南衡阳人，历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学术史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