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来说，现在这个制度把原来的一个潜规则变得公开了。导师出了钱，研究生打工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我想包伟民教授不是为个人，他是从整个人文学科建设的角度考虑发了这个公告，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学校重视。”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沈松勤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他的印象中，哈佛大学也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哈佛专门为导师设立了一笔科研经费，分配给各个导师，再由导师分配给他带的研究生，用于培养研究生。他据此认为：“学生的助研经费应该是学校给学生，而不应该叫导师个人拿给学生。”
　　一个细节是，在浙大这个方案中，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的导师所交纳的助学基金数额远小于理工科等其他两类学科的导师。浙江大学一名理工科教授认为，校方已考虑到了不同学科的差异。
　　尽管如此，有关助研经费的方案仍招致人文学科教授们的强烈反弹。
　　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系主任叶航认为这个改革从他所在的经济学科而言是“比较恰当的”：“以前研究生招生最多的是工科，有些老师一个人带五六十个硕士、博士，多的甚至将近100个，因为工科有很多企业委托的项目需要人手，原来的招生制度完全是‘大锅饭’，老师招得越多国家贴钱越多。目前的改革会抑制庞大的研究生数量。”
　　但该校人文学院多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人文学院从来就没有滥招研究生的问题，导师们所带研究生的数量并不大。
　　浙江大学为了扶植一些学科，设立了扶持基金，规定导师无需为招收的第一名研究生缴费。人文学院副院长沈坚问：“问题是，我们文科的导师是不是每人只带一名研究生就够了？学校到底要限制谁的招生数量？”
　　在社会学系教授冯钢看来，扶植基金将原来仅存的优势全部打破，以前学生可以有对优秀导师的选择，但现在学生没得选择，比如说有5个学生、5个导师，可能有３个学生都冲着一个导师而来，但因为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不用付钱，5个导师就会平摊，每人一个学生。
　　一些类似的担忧还包括，将导师交费制度化后，招来的研究生会不会变成导师的廉价劳动力？经济学院教授叶航说，在原来的体制下，学生为导师打工，导师就是“老板”，这个问题终究没有放到桌面上来，“从某种角度来说，现在这个制度把原来的一个潜规则变得公开了。导师出了钱，研究生打工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23岁的2007届经济学院“直博生”陈子墨（化名）告诉记者，学校关于助研经费的新政，对学生而言是个“利好政策”，虽然距离９月份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但陈子墨已经给自己算了一笔账，他猜测自己每月大约能拿到1200元，相比2006级师兄每月的343元津贴，陈子墨每月所得翻了近４倍。
　　“物质生活都保障不了的话，谁有心思去做学问？像我这种‘直博生’是比较占优势的，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学费和生活费了。这个制度最重要的是给了学生一个生活保障，以前读硕士时一个月300元的津贴根本不够用,不去做兼职不行,而现在就不用向家里拿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