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税收收入的影响—-以旅游业为例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何杨、杨宇轩
　　本文节选自《税务研究》2020年第12期
　　从本文估测结果中可以看出，如果疫情造成我国2020年旅游业增加值相比疫情未发生时缩减20%～30%（10 209.4亿～15 314.2亿元），则我国税收收入减收规模为1 802.2亿～2 703.3亿元，相当于2019年全部税收收入的1.1%～1.7%。但这仅仅是疫情因冲击旅游业而带来的税收减收，如果再考虑疫情对其他消费需求（典型如餐饮、娱乐等）和投资的冲击，则税收收入减收规模必然会数倍于上述规模。

　　只有在尽可能降低各种风险的基础上，再考虑变革和发展。因此，“规避风险”是中央政府的第一考虑要务。在规避风险的策略选择中，向下级政府进行“转嫁风险”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甚至是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在无法完全消除风险的状况下，向下级政府转嫁风险就是中央政府不得不做出的行动策略。转嫁风险的后果，就是可能遇到下级地方政府的“反转嫁风险”，中央政府就需要进行“对冲风险”的策略运用，从而将地方政府“反转嫁风险”降至最低，甚至消除。如上所述，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风险规避、对冲与转嫁策略，但是也不得不面对最终的风险责任，因此，中央政府的最终行动逻辑会归结于“风险控制”，从而保持社会和发展的稳定。当然，中央政府的风险控制，不仅仅涉及自身，更关切可及范畴内的整个国家、社会的风险化解。
　　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拥有高度权威的单一制国家中，地方政府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在面对中央政府的行动逻辑时，并没有形成与之对等的风险规避、转嫁与控制的行动逻辑策略，更多的是即时性的、被动应对性的。其风险的转嫁、规避与控制是高度重合的。如果要对其行动逻辑进行归纳和提炼，可以将其概括为“规避风险/转嫁风险/控制风险的三位一体”。这一行动策略体现了其与中央政府行动策略的差异：风险的规避、转嫁与控制难以截然分开，其逻辑顺序也交替出现。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地方政府的风险控制更侧重涉及自身的风险化解，而不侧重外围可及范畴的风险化解。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风险规避、转嫁与控制行为，其目的和效果也都存在差异。从目的论的角度而言，中央政府进行风险转嫁，其最终目的是实现风险的控制；而地方政府进行风险转嫁，其最终目的是实现风险的规避。从效果的角度而言，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从长期而言，不管是中央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它们在风险规避、转嫁与控制的过程中，将强化它们的风险防控意识，提高其风险防控的能力。因此，政府进行风险的规避和转嫁，可以督促其提高行政能力，降低社会风险，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从短期而言，政府内部进行的风险规避行为，只是将风险从一方转嫁到另一方。一方风险的降低，意味着另一方风险的提高。基于这一状况，至少从短期而言，中央政府需要对地方政府无限制、无原则的风险转嫁和规避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