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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戏曲艺术源远流长,囊括了诗词、歌赋、百戏(杂技)、武术、舞蹈、音乐、美术……汇百川而成江河,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戏曲程式源于自然界,多少代的先辈艺人、大师悉心观摩体验生活习性、特点,通过艺术加工构成了戏曲表演程式。从而使人到物,更形象、更典型、更夸张、更美好。
戏曲表演是演员创造角色形象的艺术,它是构成戏曲演出的基本因素。戏曲表演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综合性,是以歌舞演故事。戏曲的唱是音乐化的、吟咏化的“歌”;做、打则是身段化的、节奏化之“舞”。但是它们在戏剧里又都被情节化和性格化了。所以,可以称之为唱、做、念、打高度综合的歌舞剧。歌剧以音乐为主,戏剧性从属于音乐性,是戏剧的音乐化;舞剧以舞蹈为主,戏剧性从属于舞蹈性,是戏剧l的舞蹈化。而戏曲则以表现故事、塑造人物为主,歌舞性从属于戏剧性,因此,是歌舞化了的戏剧化。
戏曲表演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二是程式性和虚拟性。戏曲程式——唱、念、做、打。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台步都有成套的程式动作,一颦一笑都需和音合拍。戏曲鲜明的节奏,以及歌舞性的表现形式都必须做到“遵成法而不拘泥于成法”、“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样才能在戏曲程式变化中表现出千差万剐的思想感情,使生活可以更崇高,更驰骋地呈现在舞台上。
例如:《三国志》、《三国演义》以及戏曲舞台上的张飞,他们是三个不同的“张飞”。前者是一个有父母生养的,确乎存在过的,真实的“张飞”,但他不能不遵循自然规律而死亡。后二者是在前一个的基础上虚构创作出来的,实际上是从来未有过的“张飞”,然而,他却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形象之中。艺术虚构的“张飞”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原则而永存。戏曲舞台上那个栩栩如生、粗犷而又妩媚的“张飞”形象,仿佛矗立在我们的面前,惹得人们关注、喜爱。因此,戏曲《芦花荡》是专门细说“张飞”的剧目,是花脸行当必学的基础戏。演员必须具备高亢的歌喉、明快的语言节奏、灵巧的腰腿功,同时,还要达到剧中人物生动、诙谐的表演风格。所以,这就要求演员必须在一个统一的节奏中,协调一致地表现出来。
这出戏具有一定的诙谐性。人物的风趣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行动目的,一个是表演风格。“张飞”接到的作战命令是对敌人(周瑜)必须做到“擒捕杀”、“抓住再放”。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使命,张飞把自己装扮成渔夫模样,这给开朗、活泼、豪爽的张飞增添了极大的乐趣。在这个戏中除了舞蹈性强、把握人物动静、节奏明快之外,更重要的是塑造人物的鲜明形象和灵魂。注重造型关,如果只有人物的思想性,而无人物的造型关,那么,“形象”就不能立于戏曲舞台之上。造型美又是戏曲舞台塑造人物形象重要的出发点。
戏曲演员和话剧、影视演员的体验生活大不相同。话剧演员只要懂生活,形象好,就可以演戏、拍影视剧,但对戏曲演员就困难多了。首先他们要经过严格的体形训练,腰、腿、顶功更为重要,就连最简单的走路(台步)、跑步(圆场)都要从头学起。圆场、唱、念更是戏曲的终身功。
因此,戏曲演员必须掌握好这些“真实”的基本功,反之就无法真诚的表演,从而使观众所接受和爱戴这个角色与演员。“戏曲演员的心里体验要把严格训练过的歌唱、舞台程式材料和自己的全部身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自由地潜入角色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和表现是无法分开的。”就是说,“戏曲演员是带着一整套程式技术来创作角色的。”“程式不经过体验,只是僵化了的外壳;体验不带程式,就不是戏曲演员的心理技术。”(阿甲《戏曲导演》)
所以,上述真正培养戏曲演员是难上加难。做到真诚,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求得真实,还要涉及能力和技术水平,其难易之别是显而易见的。单有真诚,固然不一定能达到真实;然而要想得真实,就绝不能没有真诚。真诚可以这样说是求得真实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没有一个真诚的态度,就绝不会到达真实的彼岸的。
各种艺术活动,不管是传承、创作、欣赏,总离不开一个“我”。艺术活动中要是抽去了艺术家的“我”,抽去了艺术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就不成其为一种艺术活动,也就不会有什么艺术效果,更不会有感染人、影响人的力量。
如京剧《将相和》、《黑旋风李逵》两出戏中,两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和景荣庆老师他们授予于同一位老师,演出同一个剧目,塑造同一个人物,但是他们各展其才艺、各具其特色,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在人物塑造和艺术表演方面,唯“我”和“非我”的处理是非常细致的。同时他们更注重于人物的内心体验,并与外在的各自不同程式化的技术手段求得和谐统一,使传统的所固有的形式美中渗透更多的生活气息和角色个性所产生的强烈真实感。所以,他们在戏曲表演史上写下了艺彩的一页,也给后人留下了真诚保贵的艺术财富。
再如,塑造李逵下山的一场戏时,二位老师更是唯“我”和“非我”的表现个性,。真诚塑造人物。李逵性格上鲁莽、豪爽、任侠、急躁,但准确的说细腻又是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重要特色。他有时先粗后细,有时先细后粗,相互映衬,使人物性格奕奕生辉。有时还表现出天真、纯朴、可爱的一面。在李逵下山踏青赏玩这段戏里,他一下梁山就被沿途的春景所吸引,舞台上行路下山的舞蹈动作伴随着音乐锣鼓,超脱时空,把戏曲舞台的假定性表现的真实可信。李逵边走边赏景,已陶醉在妩媚的春光花境之中,真实的景物都在他手上和眼里,当他听到黄莺的叫声,鸟儿追逐嬉闹落在枝头上,踏落了花瓣儿,花瓣儿又落在水面上顺水而去,触景生情,使他想起了做诗,又想不起来怎么做,就自己打自己的头。当李逵看到鸟儿时,景老师那天真的一跳表现出了李逵孩子气的一面,那乖巧的举止看似不协调,恰巧把观众带进一个意境,显得真实可信。
在弘扬中国戏曲艺术的今天,同时也必须克服一些不良的倾向:一种是自然主义,即追求所谓的“生活真实”,以生活体验、生活节奏和生活动作来代替戏曲体验、戏曲节奏和戏曲程式,以舞台上的大制作为荣、为气派。另一种是形势主义,即脱离剧情和人物,单纯的卖弄技巧。再一种是继承流派中的盲目倾向,有的演员并不着力于细心揣摩角色在规定情境中的举止神貌,而是一味地模仿某流派创始人的音容风范,由于盲目的唯“派”是从,即使被流派创始人演活了的角色,某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仿效者演来也是貌合神离,似是而非。固作为戏曲教育工作者更应准确的传承,开扩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提高修养,以迎合时代的发展。
戏曲表演是演员创造角色形象的艺术,它是构成戏曲演出的基本因素。戏曲表演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综合性,是以歌舞演故事。戏曲的唱是音乐化的、吟咏化的“歌”;做、打则是身段化的、节奏化之“舞”。但是它们在戏剧里又都被情节化和性格化了。所以,可以称之为唱、做、念、打高度综合的歌舞剧。歌剧以音乐为主,戏剧性从属于音乐性,是戏剧的音乐化;舞剧以舞蹈为主,戏剧性从属于舞蹈性,是戏剧l的舞蹈化。而戏曲则以表现故事、塑造人物为主,歌舞性从属于戏剧性,因此,是歌舞化了的戏剧化。
戏曲表演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二是程式性和虚拟性。戏曲程式——唱、念、做、打。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台步都有成套的程式动作,一颦一笑都需和音合拍。戏曲鲜明的节奏,以及歌舞性的表现形式都必须做到“遵成法而不拘泥于成法”、“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样才能在戏曲程式变化中表现出千差万剐的思想感情,使生活可以更崇高,更驰骋地呈现在舞台上。
例如:《三国志》、《三国演义》以及戏曲舞台上的张飞,他们是三个不同的“张飞”。前者是一个有父母生养的,确乎存在过的,真实的“张飞”,但他不能不遵循自然规律而死亡。后二者是在前一个的基础上虚构创作出来的,实际上是从来未有过的“张飞”,然而,他却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形象之中。艺术虚构的“张飞”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原则而永存。戏曲舞台上那个栩栩如生、粗犷而又妩媚的“张飞”形象,仿佛矗立在我们的面前,惹得人们关注、喜爱。因此,戏曲《芦花荡》是专门细说“张飞”的剧目,是花脸行当必学的基础戏。演员必须具备高亢的歌喉、明快的语言节奏、灵巧的腰腿功,同时,还要达到剧中人物生动、诙谐的表演风格。所以,这就要求演员必须在一个统一的节奏中,协调一致地表现出来。
这出戏具有一定的诙谐性。人物的风趣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行动目的,一个是表演风格。“张飞”接到的作战命令是对敌人(周瑜)必须做到“擒捕杀”、“抓住再放”。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使命,张飞把自己装扮成渔夫模样,这给开朗、活泼、豪爽的张飞增添了极大的乐趣。在这个戏中除了舞蹈性强、把握人物动静、节奏明快之外,更重要的是塑造人物的鲜明形象和灵魂。注重造型关,如果只有人物的思想性,而无人物的造型关,那么,“形象”就不能立于戏曲舞台之上。造型美又是戏曲舞台塑造人物形象重要的出发点。
戏曲演员和话剧、影视演员的体验生活大不相同。话剧演员只要懂生活,形象好,就可以演戏、拍影视剧,但对戏曲演员就困难多了。首先他们要经过严格的体形训练,腰、腿、顶功更为重要,就连最简单的走路(台步)、跑步(圆场)都要从头学起。圆场、唱、念更是戏曲的终身功。
因此,戏曲演员必须掌握好这些“真实”的基本功,反之就无法真诚的表演,从而使观众所接受和爱戴这个角色与演员。“戏曲演员的心里体验要把严格训练过的歌唱、舞台程式材料和自己的全部身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自由地潜入角色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和表现是无法分开的。”就是说,“戏曲演员是带着一整套程式技术来创作角色的。”“程式不经过体验,只是僵化了的外壳;体验不带程式,就不是戏曲演员的心理技术。”(阿甲《戏曲导演》)
所以,上述真正培养戏曲演员是难上加难。做到真诚,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求得真实,还要涉及能力和技术水平,其难易之别是显而易见的。单有真诚,固然不一定能达到真实;然而要想得真实,就绝不能没有真诚。真诚可以这样说是求得真实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没有一个真诚的态度,就绝不会到达真实的彼岸的。
各种艺术活动,不管是传承、创作、欣赏,总离不开一个“我”。艺术活动中要是抽去了艺术家的“我”,抽去了艺术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就不成其为一种艺术活动,也就不会有什么艺术效果,更不会有感染人、影响人的力量。
如京剧《将相和》、《黑旋风李逵》两出戏中,两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和景荣庆老师他们授予于同一位老师,演出同一个剧目,塑造同一个人物,但是他们各展其才艺、各具其特色,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在人物塑造和艺术表演方面,唯“我”和“非我”的处理是非常细致的。同时他们更注重于人物的内心体验,并与外在的各自不同程式化的技术手段求得和谐统一,使传统的所固有的形式美中渗透更多的生活气息和角色个性所产生的强烈真实感。所以,他们在戏曲表演史上写下了艺彩的一页,也给后人留下了真诚保贵的艺术财富。
再如,塑造李逵下山的一场戏时,二位老师更是唯“我”和“非我”的表现个性,。真诚塑造人物。李逵性格上鲁莽、豪爽、任侠、急躁,但准确的说细腻又是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重要特色。他有时先粗后细,有时先细后粗,相互映衬,使人物性格奕奕生辉。有时还表现出天真、纯朴、可爱的一面。在李逵下山踏青赏玩这段戏里,他一下梁山就被沿途的春景所吸引,舞台上行路下山的舞蹈动作伴随着音乐锣鼓,超脱时空,把戏曲舞台的假定性表现的真实可信。李逵边走边赏景,已陶醉在妩媚的春光花境之中,真实的景物都在他手上和眼里,当他听到黄莺的叫声,鸟儿追逐嬉闹落在枝头上,踏落了花瓣儿,花瓣儿又落在水面上顺水而去,触景生情,使他想起了做诗,又想不起来怎么做,就自己打自己的头。当李逵看到鸟儿时,景老师那天真的一跳表现出了李逵孩子气的一面,那乖巧的举止看似不协调,恰巧把观众带进一个意境,显得真实可信。
在弘扬中国戏曲艺术的今天,同时也必须克服一些不良的倾向:一种是自然主义,即追求所谓的“生活真实”,以生活体验、生活节奏和生活动作来代替戏曲体验、戏曲节奏和戏曲程式,以舞台上的大制作为荣、为气派。另一种是形势主义,即脱离剧情和人物,单纯的卖弄技巧。再一种是继承流派中的盲目倾向,有的演员并不着力于细心揣摩角色在规定情境中的举止神貌,而是一味地模仿某流派创始人的音容风范,由于盲目的唯“派”是从,即使被流派创始人演活了的角色,某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仿效者演来也是貌合神离,似是而非。固作为戏曲教育工作者更应准确的传承,开扩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提高修养,以迎合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