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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自近代以来对民主化的探索和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本文简明分析了失败所表现的几个方面，初步探索了失败的原因，并就中国的民主化道路提出了“要民主，先放权；要下放权力，必先党政分开；要实行地方分权制，必须要建立总统制政府”的观点。
[关键词]民主政治 民主化改革 地方分权制 总统制
中国的先知们从辛亥革命开始，就试图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清帝国的大厦还在倒塌之中，辛亥革命的炮声还在轰鸣之时，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创制者们就聚首汉口英租界，起草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把三权分立的政治原理规定为中国中央政府的组织原则．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是对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寻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所取得的成果的肯定”。1911年12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定新生的国家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诞生了!”
这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次尝试，但结果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它的失败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导致军事专制出现。民主革命不仅没有终结中央专制，中央集权的程度反而不断加深：袁世凯的中央集权超过晚清，蒋介石的中央集权超过“洪宪”(袁世凯称帝后的年号)时期，毛泽东时代的中央集权超过蒋氏。革命最终使中国由君主专制走向了僭主军事专制。
其次，未能制止国家分裂。清室丧失的国家领土非但没有索回，民主革命还导致国家主权继续受损：外蒙脱离中国，中央政府不能有效行使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主权，特别是西藏地区直到1951年和平解放后才有效恢复行使主权。
再次，国家陷入连年战乱。1911年是辛亥革命，1912至1916年是断断续续地反袁和讨袁战争，1916至1928年是军阀混战，1927年至1937年爆发第一次国共冲突，1945年至1949年发生第二次国共内战。可以说是3年一小战，5年一大战，饿殍共战尸同卧，血水与祸水一辙。
最后，无力阻挡外敌入侵。军事暴政与乱灾战祸大伤中国元气，日本军队从1937年开始大举入侵中国，使中国险遭亡国之灾。
以美国为蓝本的民主化尝试的失败，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目光转向苏联，试图尝试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民主化。虽然列宁自诩无产阶级政权比资产阶级政权民主“一百万倍”，但事实上，这与其说是对现状的描述，不如说是愿望的表达。真要搞出一套异于甚至高于西方的民主，需要花一番心思。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时搞民主，实用多于理想，策略甚于价值，他说他找到了打破王朝兴衰周期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显然，他搞“民主”的真正目的是想让他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长盛不衰。
“伟大领袖”搞的民主化实验便是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他用他自己发明的“有领导的造反”，代替西方民主的“有秩序的投票”。这种“大民主”的尝试，竟然也有有效期．按照他的设讹一次最好不能超过8年(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来一次)，当然，他本人不受此限。他这个思想是否可以叫做大民主的僭主非立宪思想，还可商榷，但他的创造性尝试也以悲剧收场。这个悲剧就是：政治独裁，经济贫困，社会动乱，文化灭绝，人性堕落。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两次民主化尝试的发动者，分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两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毛泽东：孙中山缔造了中华民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后帝制国家；毛泽东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正常的集权主义国家(之所以说其不正常，是因为在当时中共名义上标榜的是民主，事实上实行的是集权，即使是“文革”这样所谓的“大民主”时代也是“伟大领袖”一个人说了算)。不同背景下的民主化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一系列疑惑。
一方面，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另—方面，民主化改革的道路尚未探明。要改，但又不能盲目改。不改，坐失良机；盲目改，酿造祸患。要摆脱这种两难处境，首先要探询一下，民主宪政为什么至今无法在中国实行。
在经典的官方意识形态看来，中国的民主化难以成功，或者说中国不能马上民主化的重要原因，是经济文化落后。这一论点经过长期传播，相当深入人心。其实，这个观点不仅未在已经成功民主化的落后国家得到证实，比如印度，它的民主化成功于半个多世纪前，不能说那时的印度比今天的中国的经济文化还要先进；这个观点也被中国当下的乡村自治实践所反驳：基层民主化没有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城市居民区，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先启动，反而在相对落后的乡村率先试点。
按照西方古典政治学原理，一个大国搞民主必然失败；按照现代民族自决原则，一个多民族的专制大国如果崩溃，便难以按原样复原，分离出去的民族往往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外蒙古便是如此)。也许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探求以往中国民主化尝试失败的原因。因为中国符合以上的两个条件：第一，幅员辽阔；第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不少民族基本按地区集中聚居。
吴稼祥先生认为，“大国民主的失败有两个含义：一是若干民主小国联合成一个大国，结果保全了大国，但丧失了民主；二是一个专制多民族大国在民主化过程中崩溃，结果之一是分裂后的国家分别实现了民主，但都丧失了大国地位，结果之二是经过战乱又回到专制，但回不到原来的国家规模，由一个头等专制大国，变成一个专制的次等国家。”按照这种观点，美利坚合众国战胜了前一个宿命中的失败，前苏联没有逃脱后一种失败的第一个结果，中国前两次民主化试验没有逃脱后一种失败的第二个结果。
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专制大国同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少数民族还按地区分布，那么，它在民主化中崩溃和分裂的危险性会更高。在苏联东欧变迁中，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等国维持原状；而与此相反的是，两个德国反而完成了统一。从这里可以观察到，那些分裂崩溃的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大国，第二是民族同一性低。而东德，不仅民族同一性高，而且联邦德国政府还取代了崩溃的东德政府，使德国的民族统一和民主化一起完成。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中国必须走分权制民主道路，因为先进行地方分权制转型，可以把民主化过程中容易发生的民族自决的主权独立问题，转变为民族自治的地方民主问题。如果从中央集权直接向民主制过渡，未自治的少数民族会认为自己从未分享过国家主权，他们的领袖会说服他们把民主化过程变成独立过程，完成主权从零到百分之百的惊险跳跃。如果先实行地方分权，民主化的压力就不由全国政府承担，而由民族自治政府自己承担。
但是，如果实行地方分权，权力下放，中央的权威就会相对下 降，这会不会影响政治稳定呢?旧的政治体制是用党来集权的，而且党权政权连为一体。如果党政不分开，权力下放便意味着党政权力一起下放，中央权威将受到双重削弱，政治有失去稳定的危险。党政分开，党从政府权力中退出，当政府权力下放时，党的权威不受根本影响。所以，邓小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才说，“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那么，党从政府退出后干什么呢?干它自己的正事：为政府挑选执政者，在议会(人民代表大会)里保障自己的意志转变为政策。这就是说，党本身不再有指挥政府的权力，党的权力转变为正常的执政权；一个任期行使一次的政府首脑提名权以及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的提案权和表决权。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既要保障党的执政权，又要保障中央的权威，党的最高首脑在政府里要出任最高职务，在中央政府，要出任国家元首，建立总统制政府。
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作者认为“所谓总统制，指的是一种以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这个术语通常用来与议会制相对照。总统制与议会制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区别：第一，在议会制下，内阁首脑所组的内阁对议会负责，他们依赖于议会的信任，议会能够通过不信任投票解散内阁；而在总统制下，当选的政府首脑(即总统)有宪法规定的任期，议会通常不能通过不信任投票迫使他辞职。第二，总统是通过普选产生的，直接普选或通过普选出来的选举团来选举，而议会制下的总理，则由议会挑选。第三，议会制下的决策人或执政者是整个内阁，是一群人，总统制下的决策人只有总统一个人。”
我国旧政治体制有一个特点：权力垂直集中，即下级权力向上级集中，全党全国权力向中央集中；在同一个决策平面上，除了少数独裁能力强的人，如毛泽东等_人当政外，权力是分数的。因为党集中所有权力，而党的领导体制是委员会制，它是一种分散的形式，在中央容易造成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给国家造成无谓的损失。实行总统制的实质，就是把中央的委员会决策机制，转变为元首决策机制，也就是总统制，用权力的制度化集中替代委员会内部不规范权力斗争，这样可以避免内耗，提高行政效率。当然，总统的权力必然要受到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约，总统所行使的各项决策必须要得到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过。同时，实行总统制还是对于实行地方分权制的一种平衡。两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政治分权化改革，可以防止总统过分集权；总统制的明确，也可以防止地方分权削弱国家的统一性。
总之，要民主，先放权；要下放权力，必先党政分开；要实行地方分权制，必须要建立总统制政府。一项新的制度能否建立并完善取决于它的奠基人的品格，这是因为，“制度创立时期，人格决定制度；制度完善时期，制度规范人格：这就是制度与人的关系”。一个拥有像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那样具有柏拉图“哲学王”式高尚品德的政治领袖的民族是幸福的。在这里指责前人已没有必要，我们只能寄厚望于这一代乃至下一代直至下下代……在中国这个曾经诞生过无数圣贤的土地上，兼具卓越才能、伟大人格和开拓精神的政治家迟早会出现的。
[关键词]民主政治 民主化改革 地方分权制 总统制
中国的先知们从辛亥革命开始，就试图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清帝国的大厦还在倒塌之中，辛亥革命的炮声还在轰鸣之时，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创制者们就聚首汉口英租界，起草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把三权分立的政治原理规定为中国中央政府的组织原则．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是对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寻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所取得的成果的肯定”。1911年12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定新生的国家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诞生了!”
这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次尝试，但结果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它的失败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导致军事专制出现。民主革命不仅没有终结中央专制，中央集权的程度反而不断加深：袁世凯的中央集权超过晚清，蒋介石的中央集权超过“洪宪”(袁世凯称帝后的年号)时期，毛泽东时代的中央集权超过蒋氏。革命最终使中国由君主专制走向了僭主军事专制。
其次，未能制止国家分裂。清室丧失的国家领土非但没有索回，民主革命还导致国家主权继续受损：外蒙脱离中国，中央政府不能有效行使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主权，特别是西藏地区直到1951年和平解放后才有效恢复行使主权。
再次，国家陷入连年战乱。1911年是辛亥革命，1912至1916年是断断续续地反袁和讨袁战争，1916至1928年是军阀混战，1927年至1937年爆发第一次国共冲突，1945年至1949年发生第二次国共内战。可以说是3年一小战，5年一大战，饿殍共战尸同卧，血水与祸水一辙。
最后，无力阻挡外敌入侵。军事暴政与乱灾战祸大伤中国元气，日本军队从1937年开始大举入侵中国，使中国险遭亡国之灾。
以美国为蓝本的民主化尝试的失败，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目光转向苏联，试图尝试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民主化。虽然列宁自诩无产阶级政权比资产阶级政权民主“一百万倍”，但事实上，这与其说是对现状的描述，不如说是愿望的表达。真要搞出一套异于甚至高于西方的民主，需要花一番心思。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时搞民主，实用多于理想，策略甚于价值，他说他找到了打破王朝兴衰周期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显然，他搞“民主”的真正目的是想让他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长盛不衰。
“伟大领袖”搞的民主化实验便是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他用他自己发明的“有领导的造反”，代替西方民主的“有秩序的投票”。这种“大民主”的尝试，竟然也有有效期．按照他的设讹一次最好不能超过8年(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来一次)，当然，他本人不受此限。他这个思想是否可以叫做大民主的僭主非立宪思想，还可商榷，但他的创造性尝试也以悲剧收场。这个悲剧就是：政治独裁，经济贫困，社会动乱，文化灭绝，人性堕落。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两次民主化尝试的发动者，分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两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毛泽东：孙中山缔造了中华民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后帝制国家；毛泽东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正常的集权主义国家(之所以说其不正常，是因为在当时中共名义上标榜的是民主，事实上实行的是集权，即使是“文革”这样所谓的“大民主”时代也是“伟大领袖”一个人说了算)。不同背景下的民主化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一系列疑惑。
一方面，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另—方面，民主化改革的道路尚未探明。要改，但又不能盲目改。不改，坐失良机；盲目改，酿造祸患。要摆脱这种两难处境，首先要探询一下，民主宪政为什么至今无法在中国实行。
在经典的官方意识形态看来，中国的民主化难以成功，或者说中国不能马上民主化的重要原因，是经济文化落后。这一论点经过长期传播，相当深入人心。其实，这个观点不仅未在已经成功民主化的落后国家得到证实，比如印度，它的民主化成功于半个多世纪前，不能说那时的印度比今天的中国的经济文化还要先进；这个观点也被中国当下的乡村自治实践所反驳：基层民主化没有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城市居民区，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先启动，反而在相对落后的乡村率先试点。
按照西方古典政治学原理，一个大国搞民主必然失败；按照现代民族自决原则，一个多民族的专制大国如果崩溃，便难以按原样复原，分离出去的民族往往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外蒙古便是如此)。也许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探求以往中国民主化尝试失败的原因。因为中国符合以上的两个条件：第一，幅员辽阔；第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不少民族基本按地区集中聚居。
吴稼祥先生认为，“大国民主的失败有两个含义：一是若干民主小国联合成一个大国，结果保全了大国，但丧失了民主；二是一个专制多民族大国在民主化过程中崩溃，结果之一是分裂后的国家分别实现了民主，但都丧失了大国地位，结果之二是经过战乱又回到专制，但回不到原来的国家规模，由一个头等专制大国，变成一个专制的次等国家。”按照这种观点，美利坚合众国战胜了前一个宿命中的失败，前苏联没有逃脱后一种失败的第一个结果，中国前两次民主化试验没有逃脱后一种失败的第二个结果。
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专制大国同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少数民族还按地区分布，那么，它在民主化中崩溃和分裂的危险性会更高。在苏联东欧变迁中，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等国维持原状；而与此相反的是，两个德国反而完成了统一。从这里可以观察到，那些分裂崩溃的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大国，第二是民族同一性低。而东德，不仅民族同一性高，而且联邦德国政府还取代了崩溃的东德政府，使德国的民族统一和民主化一起完成。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中国必须走分权制民主道路，因为先进行地方分权制转型，可以把民主化过程中容易发生的民族自决的主权独立问题，转变为民族自治的地方民主问题。如果从中央集权直接向民主制过渡，未自治的少数民族会认为自己从未分享过国家主权，他们的领袖会说服他们把民主化过程变成独立过程，完成主权从零到百分之百的惊险跳跃。如果先实行地方分权，民主化的压力就不由全国政府承担，而由民族自治政府自己承担。
但是，如果实行地方分权，权力下放，中央的权威就会相对下 降，这会不会影响政治稳定呢?旧的政治体制是用党来集权的，而且党权政权连为一体。如果党政不分开，权力下放便意味着党政权力一起下放，中央权威将受到双重削弱，政治有失去稳定的危险。党政分开，党从政府权力中退出，当政府权力下放时，党的权威不受根本影响。所以，邓小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才说，“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那么，党从政府退出后干什么呢?干它自己的正事：为政府挑选执政者，在议会(人民代表大会)里保障自己的意志转变为政策。这就是说，党本身不再有指挥政府的权力，党的权力转变为正常的执政权；一个任期行使一次的政府首脑提名权以及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的提案权和表决权。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既要保障党的执政权，又要保障中央的权威，党的最高首脑在政府里要出任最高职务，在中央政府，要出任国家元首，建立总统制政府。
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作者认为“所谓总统制，指的是一种以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这个术语通常用来与议会制相对照。总统制与议会制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区别：第一，在议会制下，内阁首脑所组的内阁对议会负责，他们依赖于议会的信任，议会能够通过不信任投票解散内阁；而在总统制下，当选的政府首脑(即总统)有宪法规定的任期，议会通常不能通过不信任投票迫使他辞职。第二，总统是通过普选产生的，直接普选或通过普选出来的选举团来选举，而议会制下的总理，则由议会挑选。第三，议会制下的决策人或执政者是整个内阁，是一群人，总统制下的决策人只有总统一个人。”
我国旧政治体制有一个特点：权力垂直集中，即下级权力向上级集中，全党全国权力向中央集中；在同一个决策平面上，除了少数独裁能力强的人，如毛泽东等_人当政外，权力是分数的。因为党集中所有权力，而党的领导体制是委员会制，它是一种分散的形式，在中央容易造成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给国家造成无谓的损失。实行总统制的实质，就是把中央的委员会决策机制，转变为元首决策机制，也就是总统制，用权力的制度化集中替代委员会内部不规范权力斗争，这样可以避免内耗，提高行政效率。当然，总统的权力必然要受到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约，总统所行使的各项决策必须要得到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过。同时，实行总统制还是对于实行地方分权制的一种平衡。两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政治分权化改革，可以防止总统过分集权；总统制的明确，也可以防止地方分权削弱国家的统一性。
总之，要民主，先放权；要下放权力，必先党政分开；要实行地方分权制，必须要建立总统制政府。一项新的制度能否建立并完善取决于它的奠基人的品格，这是因为，“制度创立时期，人格决定制度；制度完善时期，制度规范人格：这就是制度与人的关系”。一个拥有像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那样具有柏拉图“哲学王”式高尚品德的政治领袖的民族是幸福的。在这里指责前人已没有必要，我们只能寄厚望于这一代乃至下一代直至下下代……在中国这个曾经诞生过无数圣贤的土地上，兼具卓越才能、伟大人格和开拓精神的政治家迟早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