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信息社会,网络技术及其诸多应用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伴随着这一趋势,病理性网络使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更是如此。病理性网络使用在青少年群体中不仅具有较高的发生率,还会对青少年个体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基于此,青少年的病理性网络使用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往研究指出,家庭相关因素特别是父母监管,是影响青少年包括病理性网络使用在内的诸多社会适应指标的重要环境因素;且伴随着网络的普及,父母的监管行为也延伸到网络使用领域,研究者将其界定为父母网络监管。与此同时,数字素养也日益受到研究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它指个人能够正确使用数字工具和设备、利用数字资源等的意识、态度和能力;作为个人在数字社会中生存所需的基本能力,数字素养是影响个体在数字化时代发展适应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它有助于塑造良好的使用行为,减少个体沉迷数字使用的风险。基于以上论述,在生态科技亚系统理论的视角下,本研究拟探讨父母网络监管行为（积极监管和限制性监管）对青少年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数字素养的作用。使用父母网络监管问卷、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和数字素养量表对533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父母积极和限制性监管、以及数字素养均与病理性网络使用呈显著负相关;（2）积极监管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病理性网络使用,还能通过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产生影响;但数字素养在限制监管与病理性网络使用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本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积极和限制性网络监管均有助于降低青少年病理性网络使用的风险,但积极监管还有助于培养青少年个体的数字素养水平;这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父母监管的作用、数字素养和病理性网络使用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解,还能为合理健康的网络使用、父母监管方式的选择以及青少年数字素养的培养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