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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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毒品犯罪中,主观状态的证明困境往往表现为难以对行为人的明知进行证明,因为行为人在被抓获后往往会否认自己对毒品具有明知,加之毒品犯罪活动隐蔽、犯罪现场流动性大等原因,证人证言以及毒品之外的物证往往也难以被获取,这就更加加剧了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证明困境。但是即使无法通过证据证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也不能直接因此认定行为人无罪,因为这样不仅是对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违背、也是对犯罪行为的放纵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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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毒品犯罪中,主观状态的证明困境往往表现为难以对行为人的明知进行证明,因为行为人在被抓获后往往会否认自己对毒品具有明知,加之毒品犯罪活动隐蔽、犯罪现场流动性大等原因,证人证言以及毒品之外的物证往往也难以被获取,这就更加加剧了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证明困境。但是即使无法通过证据证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也不能直接因此认定行为人无罪,因为这样不仅是对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违背、也是对犯罪行为的放纵与变相鼓励。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证明基础事实(客观行为)的存在来认定待证事实(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成为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选择。自2005年开始,我国司法机关开始在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中对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进行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开始使用推定规则对毒品犯罪被告人的主观明知进行认定。聚焦于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本文将分别透过推定的静态构成要素以及动态适用结构两个理论框架对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毒品犯罪主观明知推定规则进行考察,在整理、分析法律法规以及搜集、归纳实践案例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法。本文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方法1以及法教义学研究方法2,重点从实证层面出发,关注立法实践以及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主观明知推定规则,同时亦从价值实证角度关注推定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合法/合理性,从权利义务角度剖析推定毒品犯罪主观明知如何对公私主体产生影响,尊重法律文本的同时注意与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主观明知推定规则的运用进行互动,力求实现逻辑自洽。本文的主体部分将集中在用静态构成要素以及动态适用结构分别对规范性文件以及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主观明知推定规则进行考察。其中静态构成要素是指“基础事实”、“推定依据”以及“推定事实”三个要素,动态适用结构则是指从“基础事实”到“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再到“推定事实”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以推定的静态构成要素作为理论模型对规范性文件中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存在“基础事实”外延不当扩张以及用语表述含混的问题。其中“基础事实”外延不当扩张主要是指地方法规超越中央法规,超前于或者是超越于中央法规对基础事实进行了规定,用语表述含混则是指规范性文件在对推定毒品犯罪主观明知规则进行表述时,概述以及兜底性条款两个部分都存在着用语不规范或者不严谨的问题。以推定的动态适用结构作为理论模型对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推定规则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司法实践在适用“基础事实”以及“合理解释”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前者主要集中在“基础事实”外延扩张、“基础事实”混用以及对“基础事实”认定口径不一三个方面,而后者则分别表现为“合理解释”基本性质不明、“合理解释”求证主体不明、被告人翻供影响“合理解释”认定、共同犯罪中“合理解释”界限不明以及司法文书忽视对“解释”是否合理进行说理五个部分。在发现前述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静态构成要素以及动态适用结构的角度提出了完善我国毒品犯罪主观明知刑事推定的建议。从静态构成要素的角度,应当明确“基础事实”的确立标准、类型化梳理“基础事实”并且将司法型推定上升为立法,从动态适用结构的角度,应当加强对“基础事实”的审查、解决“合理解释”的决策分配问题、确立“不能合理解释”的标准与认定规范问题并且协调司法政策与法律适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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