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研究表明,性别比例的变化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但国内外的调查研究却揭示了相反的现象。在美国,男性过多的社会中人们的存款较少,负债更多;男性有着更高的延迟折扣(Griskevicius et al.,2012);而在中国,男性过多的社会中人们反而会选择将钱更多的进行储蓄(Wei&Zhang,2011)。但二者应当有着共同的理论根基,尤其是进化心理学,其差异可能仅表现在结果上,可能源自于东西方文化习俗、对金钱与时间知觉、两性交往模式等因素。本研究试图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以跨期决策为例,探索性别比例失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实验采取3(同性所占的比例,70%,50%,30%)×2(性别)×2(得失情境)的混合设计,其中仅得失情境为被试内因素。参考以往性别比例研究中的实验范式(Durante et al.,2012;Griskevicius et al.,2012),操纵被试对所处环境的性别比例的感知。以团体活动的名义招募被试,给被试呈现20张操纵了性别比例的照片,并告知这些照片均随机由当地大学招募,都会与被试共同完成团体活动。被试按照性别被随机分配至3组,分别接受3种性别比例的启动,并完成跨期决策任务。97%的被试均能够在实验结束后正确回答出其所在"团体"的性别比例,证明了启动的有效性。重复度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1)得失情境主效应显著(p=.003,η_p=.357),收益情境下延迟折扣率更高,支持了前景理论中损失厌恶的观点;(2)性别比例主效应显著(p=.001,η_p=.434),性别比例与性别交互作用显著(p=.001,η_p=.442),女性在三种性别比例条件下无显著差异,男性在女性过多时延迟折扣率最高(ps<.001)。该结果与上述西方的研究结果相悖,一定程度支持了上述中国的调查研究,验证了性别比例失衡的社会经济效应在结果表现上具有文化差异性,且这种差异性体现在更一般的决策过程中,可能是东西方两性交往模式(如求偶方式,提防"第三者"等)的差异造成的,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在中国文化环境中,不论收益或损失情景,女性过多情况下男性对未来有着更高的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