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中国内部军阀对峙、南北分裂、党派竞合,北京政府薄弱的控制力使得社会各阶层深度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刚刚经历过“转型时代”的新式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团体开展政治活动,借助报刊与西方思想、政治当局、底层民众对话,加之五四运动的启蒙,普通民众也渐具自由发声的意识,报刊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愈加深刻。尤其在1924年至1926年段祺瑞再次掌权期间,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介的关注,报刊时常就政治议题进行论争,不断建构或消解着政权的合法性。在经验主义范式中,政治结构、意识形态、政府绩效、政治领袖等构成合法性来源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本身的变化会产生合法性的巩固和合法性的危机两种结果。本文依据政治合法性理论,运用历史比较法和文本分析法,选取段祺瑞执政府时期的重大政治议题为案例,通过分析重要报刊的报道内容,从合法性危机这一逆向视角考察政府行为:在善后会议召开前后,段政府对于知识阶层极力倡导的“裁兵撤督”置若罔闻,在政治结构层面损害了统治权威;“赤化与反赤化”是军阀和国共两党在军事战场之外开辟的观念战场,当局挑起的“反赤”运动既不符合民主建设的价值规范又暴露了军阀政治的本质,导致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逐渐丧失;由五卅到“三一八”的历次民众运动均因报刊的强烈关注而扩大态势,政府对民众运动的镇压造成政府绩效的不断下降。舆论从报刊场域拓展到公共空间,再到动员民众运动、影响政治实体的过程,也是合法性危机逐渐酝酿的过程。对于政府而言,是否回应舆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危机的程度是决定政治回应强度的关键;对于媒介而言,不论政治如何回应,舆论都在进行着效果累积,最终促使民众丧失对段祺瑞的信任和对现行秩序的认可,国家走上以革命手段建立新政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