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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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目的:放化疗是可以接受根治性放疗但无法手术的非小细胞肺癌病人的重要治疗方式,然而放疗有时会因正常组织的不良反应而变得复杂。例如放射性肺炎的出现可能会限制剂量提高,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尽管既往有在三维适形放疗模式下得出的V20、V30、MLD（mean lung dose,肺平均受量）等指标进行限制,仍有病人发生RP（radiation pneumonitis,放射性肺炎）。另外放射治疗在进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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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目的:放化疗是可以接受根治性放疗但无法手术的非小细胞肺癌病人的重要治疗方式,然而放疗有时会因正常组织的不良反应而变得复杂。例如放射性肺炎的出现可能会限制剂量提高,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尽管既往有在三维适形放疗模式下得出的V20、V30、MLD（mean lung dose,肺平均受量）等指标进行限制,仍有病人发生RP（radiation pneumonitis,放射性肺炎）。另外放射治疗在进步,三维适形放疗模式下的研究结果在调强放疗模式下是否仍然适用,以及相应预测模型的构建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讨论了调强放疗模式（IMRT/VMAT）下的临床和剂量学因素来构建放射性肺炎的预测模型,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材料方法:对161例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按照放射性肺炎的症状表现等级,将其分为两组,<2级为一组,≥2级为另一组。剂量学和临床数据的单因素分析采用t/z/χ2检验,lasso-logistic回归解决研究因素间共线性问题,后建立回归模型。模型的评估通过C指数（concordance index,一致性指数）、calibration曲线（calibration curve,预测模型校准曲线）、DCA（decision curve analysis,决策曲线分析）、ROC（rece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等,内部数据随机抽样bootstrap法验证模型的预测能力。研究结果:对于≥2级的RP组患者,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就临床因素而言,合并基础肺疾病（χ2=8.187,P=0.004）、年龄（t=-2.254,P=0.026）、化疗方式（序贯/同步）（χ2=4.529,P=0.033）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在剂量学因素中单因素分析显示患V10（t=-2.127,P=0.037）、患MLD（Z=-2.344,P=0.019）、对MLD（Z=-2.437,P=0.015）、全V5（t=-1.990,P=0.049）、全V10（t=-2.683,P=0.009）、全V20（Z=-3.720,P=<0.001）、全V30（Z=-3.017,P=0.003）比较有显著性差异。lasso-logistic回归解决共线性问题后建立回归模型。得到了包括年龄（B=0.071,P=0.005,95%CI:1.021,1.129）、基础肺疾病（B=1.068,P=0.007,95%CI:1.336,6.342）、化疗方式（序贯/同步）（B=1.032,P=0.018,95%CI:1.191,6.619）、全V20（B=0.500,P=0.036,95%CI:1.033,2.631）的4个影响≥2级的RP组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经ROC曲线验证后（全肺V20+年龄+基础肺疾病+化疗方式）的复合模型AUC值最大为0.754（95%CI:0.675,0.833,P<0.001）,敏感性=58.9%,特异性=81%。校准曲线显示出预测模型和理想模型较好的吻合,在低于37%和高于69%时,该模型稍高估了预测概率,而在37%-69%之间该模型稍低估了预测概率。决策曲线显示在4%-84.4%这个阳性范围内使用RP风险模型是能获益的。预测模型的C指数为0.755（95%CI:0.676,0.834）。最后通过内部数据随机抽样验证确认C-index值为0.729,提示该模型验证后仍适用。结论:经研究,年龄、合并基础肺疾病、化疗方式（序贯/同步）、患V10、患MLD、对MLD、全V5、全V10、全V20、全V30是≥2级的RP组患者的危险因素。年龄、基础肺疾病、化疗方式（序贯/同步）、全V20是≥2级的RP组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全肺V20+年龄+基础肺疾病+化疗方式）的复合模型可以作为≥2级的RP的最佳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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