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媒体方式制约行政权力,既是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公平、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各部门协调配合的重要举措。但媒体制约权力的实现并不是出台一项或几项法规就可以完成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研究媒体制约行政权力必须联系中国实际,应该放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社会的环境下,放在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下思考。本文选择以“媒体方式”为视角,是将媒体作为桥梁和纽带,把政府人员行为及信息对外披露纳入观察的视线,并把公民对其行为即对权力行使的反馈也纳入观察中,使我们能够更好的研究媒体制约行政权力面临的复杂环境和它在制度选择中所产生的多维意义。权力制约机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的本质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性,它的最终实践必须是体现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上,应该以社会为参考坐标,必须要实现社会性；第二,公开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以政务公开为手段,以媒体舆论为方式；第三,自律与他律,它的实现应以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多样性选择。在实践中,通过他律与自律的相互呼应,可以更加有效的预防滥用行政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及由其引起的腐败现象,不仅要建立制约机制、保持他律的力度,更要拓展他律的方式,强调以媒体作为中介的关键作用及其产生的有效效果。本文运用行政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研究成果,回答了为什么要运用媒体方式来制约行政权力、如何建立行政权力制约机制等基本问题,对行政权力的本质、运行规律、模式设计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对权力制约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分权制衡理论、多元治理理论等的融会贯通,具体分析了我国内外部监督机制内容及目前所采取的制约途径形式,还有以媒体等新方式制约权力滥用的过程研究及当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在应用研究部分,本文同时也指明了我国应建立以法律保障机制、权力制约制度改革以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主体的高度制度化的制约权力方向,并集中阐述了以媒体方式推进上述改革,形成多元监督的制衡机制的新策略。从我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公共舆论、公共媒体对行政权力制约的实际影响巨大,也形成了信息公开建设与政府治理相互结合的模式转变。政府从以控制、管理至上转变为以指导、服务为要务。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这三十年中,政府为媒体制约行政权力的实现也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包括媒体对行政权力滥用的抑制作用对政府廉政建设起到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家、市场以外的社会性支持体系日益完善；作为百姓信任的沟通工具——媒体的舆论监督空间进一步的拓展；民主法治不断前进；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法律保障也逐步形成体系。由于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所以在媒体制约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困难,如有时会受少数行政部门或人员的牵制。行政权力行使者习惯于强制性的将社会资源至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使其工作过程和结果不能与公共舆论形成良性的互动。那么,结合具体国情,我们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明晰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界限；从公共利益的实现出发,做好公开与保密的工作；第二,按照公共性原则规范政府权力,建立宪政体制下权力制约机制；最后,实现社会媒体舆论的建构,注重公开文化与舆论制约形势。媒体舆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是现代行政监督体系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监督手段。在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体系设计中,各国的舆论监督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舆论监督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它可以覆盖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公民既可以通过特定舆论途径对权力机关制定和执行的方针政策实施监督,又可以通过舆论对权力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具体工作实施监督,使各种腐败现象受到揭露和抨击,使一切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受到警示和遏制。并且,舆论监督大多以揭露错误事实为主,通过深刻的批评和揭露,把监督对象的错误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既让监督对象受到震慑,又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推动对错误的纠正。最后,舆论监督是公民表达意见的渠道。舆论工具既是国家实行开放的基本途径,又是人民群众发表各种批评意见的重要渠道,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通过舆论工具,人民对社会的各种不当现象有了公开表达的渠道,缓解社会压力,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只有通过媒体这种彰显“公共性”的并普遍受到百姓信赖的制约途径,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的民主政治,并有助于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有利于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推动建立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也有利于国家与社会公民的互动沟通,成为推动社会和谐的加速器。